将低龄孩子送出国，已成中国精英阶层被迫只选？

从2013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高中生源的第一来源国。

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内部统计也显示，2009年至2015年间，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高中及以下)从3012人增加到超过12000人，占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8%上升到37%。

把孩子放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这才是爱孩子。面对短期无法解决的体制性难题，作为普通民众来说，很难有解决方案。但是，假如趁早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虐童、霸凌、教育资源不公平这些问题都可以基本避免。

中考正在成为中国家长与孩子们的梦魇。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学生不分高下，许多家庭的快乐与否、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系于中考。中学生们普遍有头皮屑、很多有白头发，都因为“亚历山大”(压力山大)!

一个本该以平等开放来育人的教育体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竟演变到热衷于将还在成长中的孩子体制性地划分为三六九等。从小学到中学，红领巾，团员，三好学生，实验班，重点校，制造差别，让大部分人产生挫折感，觉得自己是差的，是这个教育体制不厌其烦的游戏。这个游戏，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位同事的孩子，刚刚3岁，要进距家门口只有二百米不到的幼儿园，竟然需要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不合格，3岁的小孩子，就荒诞地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

小孩子很难抗拒来自老师、学校的评价，在他们眼中，老师的权威比家长大得多。其实，孩子与孩子之间，一般而言能有多少差别?为什么要强做分别?

一些美其名曰奖励孩子上进的手段，不过是利用人性的恐惧心理而实施控制而已，是一种与集权主义同构的模式。人们的恐惧心理，是这个世界上操弄控制术的人最愿意使用也最有效的工具。记得荷兰一部电影中，一个商人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好卖?恐惧。人们买美容品，是因为恐惧衰老;买电视，是恐惧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少。所以世界上最好卖的是恐惧。

中考之所以有如此神力，让普天下的家长与孩子们欲罢不能，深层原因也无非是恐惧而已——恐惧在人为的等级序列中落在下层。无论你对此多么厌烦，但游戏规则如此，只要你在这里，舞鞋是脱不掉的。只有出去，才能打破魔咒。

作为家长，让孩子远离压抑学习兴趣、评价尺度单一的教育环境，是促使他们让孩子出国读书的直接动因。

作为教育的消费者，家长们对长久以来享受着质次价高的教育服务而深感不满。在北京等城市，从幼儿园到小学，虽然就近入园、就读，但无例外的都要交赞助费。以小学而论，除了两万元的赞助费外，每学期的课本费、学杂费、住宿费、补习费，还有一些说不清的管理费，样样不少。所谓义务教育，完全不如其名。正像人们说的那样，义务，义务，家长的义务。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么不便宜的教育，培养了好多考试的机器。今日教育已经丧失了教育应有的丰富、美感及人性。在这个教育逻辑下，教育的目标，不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创造性、合作精神以及丰富心灵的人，当然更不培养公民，它所要的，不过是优秀的考试机器而已。教育被简化为一场冲向终点的漫长的单调赛事。

如果将自己对当下教育的种种不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去理解，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伤感的图景。这幅图景是由雾霾、地沟油、水污染、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腐败、贫富差距等构成的。从根本上说，雾霾、地沟油，是我们送走孩子的最大动力。尽管有教育达人把国外教育说得一塌糊涂，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步伐。

此外，不可言说的基尼系数，以及这一切给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当下人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无力感、无助感，都强烈地强化着这个社会的离心力，也坚定着如我们一样的父母的决心。

我们这个国家，有太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可是，现实是，一方面有人嗷嗷待哺，一方面有人穷奢极侈，这种两极景象，醒目而夸张地并存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民的财富总量今非昔比，并不意味着人民就幸福和满意了。这是一个需要完善的体制。很多问题都让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也可能离间着人们对制度的感情与认同。

中学就出国的小留学生们起码要在大洋彼岸读到大学毕业。六七年过后，他们回到祖国的土地生活、工作时，我们希望，那时候不会再有地沟油、不良添加剂，空气也不再是杀人的武器。到那时，但愿：天蓝蓝，风甜甜，民有耻，吏更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