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厕所躲了一夜！”大学老师邀请她参加聚会，结果一夜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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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近年来有关导师性骚扰女生等类似校园性骚扰事件时而见诸媒体。钱报记者在近日调查中通过多个渠道证实，虽然总体上性骚扰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此类事件的实施者和受害者，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罗茜茜的遭遇看似只是个例，调查结果或有待细化，但实际上此类问题近年来在校园中被曝光的并不少，有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曾遭遇性骚扰的学生。

“看到罗茜茜的那篇实名举报，让我很佩服，只是我没那样的勇气。”这几年来，每当周霞（化名）看到女性遭性骚扰，特别是女学生遭性骚扰的消息时，思绪总会被拖回11年前的一个夜晚，她觉得那是此生至今为止，最无法接受并漫长难熬的一夜。

那会儿她正值大二，性情活泼开朗。有名老师开了一门新课深受欢迎，上课风趣的他，也让很多同学尊敬。

“我课后跟他交流比较多，但都是好几个同学在课间一起去找他聊的那种。”有一天课后，这名老师喊住了周霞，“当时他说家里有几个爱好诗歌的友人聚会，也想邀请我去。”

这样的机会难得并且是聚会，于是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当晚，我如约前往，可家里只有他自己，桌上摆着一点酒菜。”周霞进门后这名老师告诉她，其他人将会晚到，他俩先吃起来，“当时我喝了一小杯啤酒，听他大侃特侃。”

坐等半小时后，依旧没人来，但这名老师从周霞对面起身坐到了她身边，继而开始勾肩搭背、动手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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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不对劲的周霞赶紧起身谎称要去洗手间得以脱身。她在洗手间里待了一刻钟，期间那名老师还多次来敲门询问要不要帮忙。

强压着情绪并让自己冷静下来后，最终她决定不顾一切离开，“我慌忙走到客厅后拎包想走，可发现门被反锁了。而老师则过来准备抱住我。”

周霞极为肯定地说，那名老师当时并没喝多，处于意识清醒状态。

出门受阻后她被这名老师拉住，恰好此时有同学打来电话，她赶紧接通并放大声音告诉同学自己在哪里，“但我并没说自己遭遇了什么，这个电话让那名老师立刻就收敛多了。”

但收敛只是暂时的，电话一挂那名老师随即挡到了门口，周霞慌忙再度躲进洗手间并反锁了门，“那一整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跟同学们说起这件事情，就在洗手间里躲着，不管他怎么敲门怎么说我都找借口搪塞，直到天亮。”

熬了一整夜后，那名老师也疲倦了，周霞才勉强脱身离开。“这事儿至今都让我无比紧张甚至感到恶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和我有类似遭遇的同学。”

虽然“性骚扰”不再是个新鲜词，但真正遭遇过、能选择站出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却还是少数。这有心理上的原因，更有制度上的原因。很多受害者坦言心理伤害长年存在，很多次做梦都是冒着冷汗惊醒，可依旧不敢告诉家人实情，更别说公开了。

“站出来，肯定要经历复杂的心理斗争。因为站出来就意味着在公众面前撕开了自己的伤口，而撕开后会面对什么是未知的。”韩斌（化名），杭州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的志愿者接线员。他记得那是个深夜来电，电话一接起，话筒里传来的是一位女性的抽泣声，大概持续了好几分钟才哭出声。之后对方开口述说了那个积压十多年的噩梦。

“初中时，班主任老师经常将她叫到办公室并猥亵。”韩斌说，她那时不敢吱声，而班上的同学对她的指指点点让她最后不得不转校。后来的工作生活因为那段不堪经历，也让她难以面对自己的心理暗示和别人的讥讽，更影响了她对异性情感的接受程度。

韩斌说，那名女性的哭诉正是部分社会现实的写照，由于各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受害者的议论声有时竟会高过对于施暴者的谴责声，“那位女性在电话中也讲了一个比较讽刺的事，有一次她还看到当年那位班主任竟然还在优秀老师的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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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也是杭州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的志愿者接线员，同时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室，她记得几年前也接到一个女大学生的电话，含含糊糊说自己被老师欺负了。慧心坦言自己的从业经历中很少碰到因为性骚扰而求助的案例，这在她看来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遭遇性骚扰应该不是特别少见，但说出来的却少，这值得深思。”

有调查显示，经历性骚扰的人中超过3成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超过1成的人感觉严重影响其人际关系和交往。而在遭遇了性强迫的人中出现更高的长期精神抑郁和自杀倾向情况。

“任何受过伤害的心理重建，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慧心说，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可以帮助自己心理重建，也可能会让更多人免受伤害，让施暴者受到惩罚，“但现实中，还是会有种种顾虑，这也很正常。”

其实保护性骚扰受害者、惩戒性骚扰者是有法可依的。

据了解，国内最早出现法律范畴的“性骚扰”一词是在2005年。当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虽然有法可依，但真正上法庭的性骚扰案件并不多。

2004年，浙江温州的一个案子引发全国关注，因为这是浙江省首例性骚扰胜诉案件、也是当时全国首例性骚扰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钱报记者联系了当年的原告代理律师——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国家一级律师陈兴良，“一眨眼，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直到去年，谢女士才把5000元的精神抚慰金领走，因为官司打赢后，她就离开了温州，一直没来领。”

事情发生在2003年，当年5月16日，刚到某民事咨询调查事务所工作的谢女士，在办公室内遭到负责人金某的性骚扰，挣脱跑开，半个月后她到温州一报社投诉，金某又多次打骚扰电话，她便把手机呼叫转移接到记者办公室电话上，录下了其中一个电话的内容。7月2日，谢女士提交诉状，11月2日，一审法院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金某上诉。2004年9月3日，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审“被告金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当面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元的判决。

陈兴良指出，此案胜诉的关键原因在于谢女士获取了证明金某有性骚扰行为的有效证据，诸如直接证明金某承认性骚扰的录音带、为投诉和录音过程作证的报社记者、证明金某骚扰电话通话次数及手机号码的移动话费清单等。

但自从接了谢女士的案子后，陈兴良再也没遇到过类似案件，除了有些受害者自身不愿意公布于众外，原告取证难、举证难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性骚扰具有私秘性，往往发生在两个人单独相处时，旁人无法作证；而发生在公共场合的一些性骚扰，又往往是突发的，瞬时的，除非有目击证人，否则受害人往往来不及保存证据。”

来源：钱江晚报记者 陈伟斌 李玲玲

值班编辑：郑司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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