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钟蔚文教授演讲（下篇）：学术世界里没有退休这回事

“我曾经差点成为一名阿拉伯商人”

自198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至今，我在政治大学任教三十年，其间连任过两届传播学院院长，主持过不少荣退餐会，那场面总是让我有些尴尬，心想将来一定要避开。一是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在这种场合讲话。二是因为，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并没有想退休（注：全场大笑）。我只是从政大退休，并没有从学术退休。学术世界里没有退休这件事。我还是会长相左右，跟各位说“最近有一本书……”（注：全场爆笑，因嗜书如命的钟蔚文平日口头禅即是“最近有一本书”，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发表口头读书心得）。但是，现在，有点尴尬，之前新闻系给我办了一次退休餐会，如今传播学院又给我办第二次，看来是不得不退休了（注：全场大笑）。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为自己能从事学术工作而充满感恩。学术工作是我下辈子还愿意继续从事的工作。漫步学术世界的这三十年，在政治大学的这三十年，有点像一场旅行。也许此时此刻，我最应该做的事是，与大家分享旅行归来带了什么。

“三十年旅行，三点心得” 

首先我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路同行的朋友。坦白地说，像我这样生性懒散的人，本不适合做行政，但我非常幸运地来到命中注定的政大传院，遇到对做系主任、做院长的我非常“容忍”的大家。尤其当我做报告、开院务会的时候，总能听到有人在嘀咕“他又在说这些了”、“他又说我了”……（注：全场爆笑）我感激大家。我是相信“我们主义”的人。没有事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完成。政大传院有今天的发展，全靠一些同事十几二十年前就提出的远见和达成的共识，以及全体老师的支持、理解，还有所有行政同仁的同舟共济。传院的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我们一个议案又一个议案不停地开会讨论，最后坚定细致地执行。我在会里会外所有的“喋喋不休”和“死缠烂打”，不过是拉着大家一起一次又一次达成愿景的谋略，从这点来说也许我根本就是个“老奸巨猾”的人。

2016年底，钟蔚文走圣母峰基地营

其次我想分享的是学术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我发现，世界何其广阔！世界有无限可能！我求学期间所受的训练是实证研究，甚至是相当量化的。毕业后的学术之旅中，我渐渐发现，其实学术是带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让我们知晓不管是生活还是思考，其实都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空间。这是学术带给我的最深刻的东西。正是这种态度，让我在面对退休这件事时，也有信心过出百千万种不同的可能来。

第三点收获是，很难言传的、尽在不言中的思想的交流。学术教我们分辨无法言说的人性深处。当我们回首人生，一部分是履历上的名字、性别、发表等外在形式，另一部分是人生终点时人们对你的内在价值的怀念。波兰诗人辛波丝卡（Szymborska）就曾通过诗歌《写履历表》辛辣地反讽，单薄的履历表不能等同于漫长、复杂的人生，片面、功利的具体事实也无法取代生命中抽象、无以名之的美好经验。相比可以言说的细节，相比无法言说的默契，相比动人的生活仪式，履历并不重要。

“以学术和艺术的精神做行政”

我做学者，也做服务于学者的行政管理者。我以学术的精神做行政。在政大传院当院长的八年间，每次开会，我都会不知不觉给发言者打量表。在我的量表里，只会在学院教书的学术工作者不是好学者，好的学者应该是“reflective practitioner” （反思性实践者），既有实践能力，又能思考和反思。譬如画苹果之前，先把苹果拿在手上放背后，先感觉这个苹果，通过实践来感知，做人才会圆融。我也以艺术的精神做行政，偶尔会跟行政助教讨论办公室里的一幅画、一盆花摆在哪里比较好看。做行政还促使我反思学科为何？我联想到，国家公园的动物被分门别类，但动物们不会走出来说我就是属于某个科、某个属。知识也不会，知识不会说话，不会自动站队。所有站队都是人为的。我们建立藩篱，只为行政与管理方便。所以，学科只是行政和历史的产物，学科本来无领域。本着所有的知识都在解决问题的预设，天下学问皆可为我所用。

每当听到人家批判“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距”，我心中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呐喊：“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我深刻体认到，课堂所教与实际问题永远有一段落差，知识与运用之间永远有差距，理论与实践之间永远有一段路是要靠自己走的。譬如读研究所时，我曾困惑于统计和方法之间如何联接？有没有一本书能综合统计和方法？问当时的老师，老师想了好半天才回答“好像没有耶”。几年后，我意识到自己当初这想法是错误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仅仅凭借一个理论、一本书去解决。解决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这些知识和方法需要自己去联接。然而，多年以后，在一次逛书店时，我无意间发现真的有这么一本联接统计和方法的书！我专门跑到密歇根大学去会见书的作者。作者欣喜不已，读书人最高兴知道有人跟他思考着一样的问题。

“教书吧！它会让你不朽”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初执教鞭。教学是“rainbow building”（建造彩虹），是建造未来的彩虹。从事教育工作，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是让你“不朽”（注：钟蔚文曾主持 “寻找数位时代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台湾传播学界得雅号“数位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写十四行诗，常用的主题是不朽。他常劝他的朋友结婚，说，“你结婚吧！你看你已垂垂老矣，脸颊眼角布满皱纹，结婚生子，繁衍生命，你就可以不朽”。

莎翁的“不朽”说，让我疑虑人类何以真正不朽。人类终究逃不过镜花水月。做研究也是这样。做研究很难有创见，却很容易过时。今天写的论文可能过五年就消失，甚至刚刚写出来都没有人看。可是有一件东西可能会像基因一样往下传递，那就是你教的学生。虽然，也许，你教了些什么，他/她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注：全场大笑。学生不知道教了什么，皆因钟蔚文的授课充满深奥的哲思，其可理解程度像“天边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由此得名“听不懂”的“钟天师”，有学生甚至因为“听不懂钟天师”而萌生中途退学的念头。老师自己也不知道教了什么，乃因钟蔚文在指导学生研究时，总是耐心倾听学生的问题，然后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样好奇地诘问，抛出他本人也未必有答案的问题，启迪学生思考背后的脉络，重构更多的问题，由此得名“传播学界的苏格拉底”）。我觉得，如果莎士比亚今天复活，重新回过头来写十四行字，他也许会写道：“教书吧！它会让你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