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来自大数据时代的纪念

录旧作，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年。

导语：读过毛泽东的著作，你很可能就会发现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大数据专家。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或许我们应该重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著作，不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传统。

        1932年初夏，庐山牯岭来了一位我国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要见他，因为9个月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只用了3个月时间占领了整个东北。蒋委员长这时决心要防备日本人。因为战争打的是工业，工业的基础上矿藏。作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军事统帅，蒋委员长希望了解中国的矿藏情况，以便制定更好的国防战略。

                          庐山                                      翁文灏       

在会见中，翁文灏介绍了中国的矿藏分布，指出东北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占全国60%，铁矿占全国的80%。听过之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学术界认为，东北丢失的责任是否在蒋委员长身上还有待研究。但是，没有历史资料能够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中正采取了何种积极措施。所以，蒋在自己的日记里面才会承认“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故史学家评价，“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国情认识如此淡泊，令人惊骇。”

（当然，蒋委员长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错误，邀请了翁文灏、何廉等专家，组建了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调查了国情数据、制定了国防工业发展计划，为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直至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抗战结束后，腐败独裁最终让蒋委员长离开了大陆。）

而现在我们看另一个例子。时间上，向前拨动2年，空间上从庐山向南移动500公里。这里是江西赣州寻乌县。

 1930年5月，根据地最高领导毛泽东，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仍然用时半个月，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调查。事后，他撰写著名的《寻乌调查》。

这份报告全文7万字，由5章39节组成，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矿藏等等39个方面。全文仅数词就有5千多，换句话说，该报告至少有5千条数据。如果加上量词，就是1万多字，占全文1/7。

调查不仅仅有着大量数据（大数据称之为结构化数据），还有着大量的细节描述（大数据称之为非结构化数据）。比如，接下来这一段。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这种对话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当时的景象，文字虽少，信息量却异常丰富。

读完《寻乌调查》，我们眼前似乎浮现了30年代寻乌县的风土人情。试想，如果一个人对一个县进行了如此丰富的调查，那么他对这个县是何等了解，那么他的决策又是何等的准确和科学。

除了《寻乌调查》外，毛泽东还进行了很多其他的调查。但由于战争原因，留下来的仅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我们不妨再来欣赏下《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1926年对佃农张连初的生活情况进行的详细调查。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支出、收入和结论”。在支出部分，毛泽东调查了食粮、猪油等十一项方面数据，在收入部分调查了田收等四个方面数据，并在最后给出了结论。全文共计3600字，其中数词500多，说明包括了500条数据。

围绕着一个农民家庭，开展了500多条数据的调查，可以说涵盖了方方面面。那么，说明农民苦，不再停留在一个“苦”这个字面上，而是在生活细节上。他人不能不信服这个结论。而从大数据角度看，这毫无疑问体现了数据的广度。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重新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该文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做的工作总结的一部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计12条，其中第七条是关于如何运用数据的。让我们在回忆毛泽东的各种调查研究著作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来重读一下这一段吧。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作为一门新兴技术，社会调查最早于19世纪末进入中国。但那时候的中国普通人是差不多先生，文人喜欢激扬文字，革命家容易头脑发热。而毛泽东是中国最早一批掌握社会调查技术的学子之一，而且也是应用到实践上并取得影响最大的。正是在这种细致的、高效的调查基础上，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才养成了“重视调查”、“实事求是”、“讲认真”等特质。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替代了大量的人工调查。数据分析的深度、广度、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技术发展了，但“重视调查”、“实事求是”、“讲认真”的传统却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