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余斌：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下篇）

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每年都会进行调整，所谓的调整就是提高他的门槛，根据美国、欧洲、日本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不断的提高它的门槛。

比如说1990年的时候，你的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611美元，你就进入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了2015年你需要达到1026美元才能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对于中国，我们给出了如下的判断。10年以前我们预测认为，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有可能翻阅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而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我们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2020年全面进程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中国人很难说清楚，老外几乎不能理解。既然2020年我们能够翻越高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话，我们的建议是直接用高收入社会的目标来替代小康社会的目标。

好在党中央英明，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要是那了那就被动了。现在看起来，202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总手术跟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还有明显的差距。大体上要到2025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才有可能翻越高收入之墙。

回顾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估计不足。第一，人民币兑美元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贬值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第二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幅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考虑以上两个方面新的情况，我们对未来做了新的估计。

图3：中国人均GDP与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展望

别看这张图很简单，画这张图出来，需要给以下四个问题给出答案。第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二，未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因为它的指标是人均国民总收入；第三，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要给出判断，因为用美元来计算的；第四，世界银行门槛不断提高的趋势。

十九大报告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要，我们首先面临的关口是中等收入。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现实的挑战，中国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些认识和判断都是错误的。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说一个落后国家只要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会以很短的时间非常顺利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个过程很少找到失败者。但世界上不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已无优势，而高技术的研发制造被发达国家垄断，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因此长期不能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可以将其原因概括为叫“高不成低不就”。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必然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在工资成本方面跟低收入国家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比如，今天印度、印尼、越南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中国的1/3。所以当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之后，很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其全球布局，原来把布局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中国自己的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开始把生产基地向这些国家转移，这个不可避免。

后果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方面，中国已经竞争不过那些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但高精技术的研发、制造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这些领域，中国跟发达国家跟跨国公司相比差得很远。这种“高不成、低不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丧失，所以出现经济增长长期的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的风险，长期不能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行业。

简单而言，就是传统的竞争优势削弱，而新的竞争优势没有形成，传统增长动力萎缩，而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及时的培育。也就是在新旧竞争优势转换、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中断，青黄不接，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观察技术前沿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个落后国家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以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的经济增长，当其后发优势充分释放，进入了成熟经济体国家行列的时候，经济增长会自然降落至与技术前沿国家大体持平的水平，整个追赶进程宣告结束。

图4：技术前沿国家经济增速与

后发追赶经济体经济增速

但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国家会出现中途掉队的状况，也就是会走出上图的这条红线，在追赶的中途追赶进程中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做过统计：

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成功翻越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仅13个。其中，大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不同程度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幸运者，如日本、韩国等，也是在经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市场主体被迫调整并逐步适应新的宏观环境，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实现了新的均衡。

我们来看这100年一个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表现就两种情况：第一，接近90%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率概率事情；第二，10%多一点的国家获得了成功，他是怎么成功的呢？是经历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逐步调整回复。

把这一段话我们画成下图，今天中国发展到这个水平之后，面临两种情况：第一，接近90%的国家，即经济增长大幅滑坡至经济衰退，经过长期的经济低迷，10年、20年、30年不等，最后恢复至弱增长的状态。图中紫色线条上挖了一个大坑，它就叫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发生的概率接近90%。

第二，达到今天发展水平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至经济衰退，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大量的企业死亡，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为代价，经济逐步调整恢复至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就是两种情况。

图5：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走势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走出上图这条红线，因为“十三五”中我们需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样到2020年中国GDP才可能比2010年翻一番，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条红线它有三层含义：

第一

我们必须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在原有的竞争优势削弱之后，我们需要尽快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的竞争优势。在原有增长动力大幅度萎缩之后，我们需要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从而成功地实现新旧竞争优势、新旧增长动力平稳的转换和接续，这样中国才有可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中国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避免系统性风险发生，无论是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全国金融工作会都强调，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怎么守是关键。掩盖矛盾捂盖子的方式被动的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五中全会提出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办法以可控的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我们让问题、让矛盾充分地暴露，进而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才有可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的底线。

第三

我们要保持比那些极少数的成功者

更高的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我们明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极少数的成功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他达到新的增长阶段之后，跟前一个阶段相比经济增速回落40%-60%，没有例外。中国需要把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控制在40%以内，从而以比成功者更高的经济增长来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

我们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唯一有可能走出这条红线的国家。理由是观察这些国家的增长可以发现，在经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我们还有例外。所有的国家都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惟有中国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是市场经济制极不完善、极不成熟的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边界不清，越位权威的现象大量存在，我们还有决策失误的问题、腐败的问题、低效率的问题等等。

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本来中国有很大增长潜力和空间，但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仇富等制约，这些增长潜力和空间没有充分的释放。因此当前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深化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让这些长期被遏制的增长潜力，增长空间能够得到充分释放的话，中国就可能达到比极少数成功者更高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大体上是唯一可以走出这条红线的国家。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同时强调的内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行业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

——从低效率部门流入高效率部门

就是把原来配置在低效率部门的生产要素它重新配置在高效率的部门。一个劳动力投入多、低效率的部门，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把同样一个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会带来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我们8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不到30%，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把大量配置在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这就是以行业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低效率的部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但目前这个阶段已基本上结束了。如今农村已很少能看到青壮年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同时，我们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的担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耕地里面只能种粮食不能种房子。农业可转移的生产要素也已经越来越少。中国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行业内生产要素的再配置

——从低效率企业流入高效率企业

在同一个行业内部，把原来配置在行业内低效率企业中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企业中，也就是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消灭僵尸企业。通过低效率的企业退出，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的企业转移和集中。

今天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所谓行业内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就是要不断的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大幅度的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当行业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企业的时候，那就容易形成行业自律、行业规范、行业有序竞争的状态。

行业集中度的大幅度提高，才会有行业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这个是我们今天正在进入的阶段。

第三阶段：主要依靠科技创新

第三个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创新。2012年-2016年，传统行业前10名的行业集中度，除钢铁行业外，其他行业都有明显提高。这表明兼并重组、优胜劣汰，行业内部通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每天都在发生。

图6：传统行业集中度

再看下图，我们就容易理解今天中国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情况。2016年中国GDP增长6.7%，

图7：中国经济运行当中主要经济数据增长情况

观察3大需求增长所发生的变化，总结今天中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2010年以来出口增长直线下降。出口增长高峰时增速达到3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出口增长为负15%。然后快速反弹至30%以上。2010年以后，出口增长直线下降，从30%以上回落至于2016年负增长接近8%（美元计算）。

其次，投资的增长的起点是30%以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投资的增长反弹至35%。2010年以后投资增长呈现台阶式下降，从35%下降到20%左右，然后再回落之至10%以下。2016年投资的增长8.1%，2017年投资的增长7.2%，预计今年投资的增长会回落至7%以下。

再次，相对于投资出口来说，消费的增长相对稳定，但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最高峰的时候消费增长达到17%，那么此后是一个平稳回落的趋势。2016年、2017年消费的实际增长已经回落至10%以下。

这三大需求在2010年增长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经济今天运行所面临的问题分为三个：

供求失衡主要表现：

 1、三大需求增速同时大幅回落，导致供给侧数量过剩严重；

 2、消费结构升级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导致供需质量的不匹配；

3、与投资、出口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和地区遭受更大冲击。

第一，2010年以来三大需求增长同时大幅度回落，导致供给侧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数量过剩。这也是我们强调“三去一降一补”的原因所在。

第二，消费增长呈现平稳回落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当消费者以购买中高端的产品为主的时候，我们生产侧、供给侧仍然停留在以传统的中低端产品的供给为主上，因此在消费领域就一定会出现质量的不匹配。

第三，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都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相对差一点。与投资、出口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和地区遭受更大冲击。而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地区面临的挑战就小得多。大体上，能源类、资源类、装备类产业是与投资、与出口关联度更高的产业，当投资、出口的增长出现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些产业必然会遭受到更大的冲击。

投资增长出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装备的需求大幅度减少，所以这些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的压力，这些产业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所以从地域上来看，东北、西北、华北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破”“立”“降”来跨越这个陷阱。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呢？重点就是要打好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去杠杆”的问题。

从债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分别进行分析。

在政府债务当中，无论是中央政府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债务，是总体安全可控的。重点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二是地方政府债务分布不均匀，有一些地方的债务已经达到了难以偿还的地步。

对企业债务来说，首先可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过去这些年民营企业的债务大幅度下降，金融机构不敢给民营企业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而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如果依靠银行贷款的话，民营企业就会成为给银行打工。因此民营企业也主动降杠杆，其债务水平已下降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当中中央企业债务的增长相对比较低，约10%。而地方国有企业债务的增长则达到更高的水平。因此，企业债务主要在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当中地方国有企业是重中之重。

图8：国企债务应着重注意地方国企负债增速

从中国居民家庭债务来看，中国人消费观念也是比较保守、传统，过去家庭的债务处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近些年，房价暴涨，老百姓按揭贷款买房导致居民家庭债务大幅度上升，居民家庭债务的大幅度上升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把眼光再放的宽一点，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人口大幅度的流动，导致有一些地区人口净流出的地区，社保的缺口明显加大。广东等地则有大量新增的外来劳动力，交社保的人要远远多于领社保的人，所以每年都有结余。因此人口净流出的地方的社保缺口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强调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精准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止的攻坚战。且要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的位置，早点完善金融安全防范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僵尸企业出清的工作。

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应是重中之重，要设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快增长、分布不均匀的状态。

过去的40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围绕接近10%的水平上下波动。经济的增长最高水平15.2%，最低水平3.8%。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工业，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很大。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6%，此后中国经济增长逐年回落，2016年为6.7%，连续6年经济增长滑坡。2017年GDP增长6.9%，这是近7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首次反弹，改变了连续6年下降的趋势。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台阶式下降的过程基本上完成。接下来会围绕着新的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会出现上下波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服务业的增长。相对与以来投资出口和工业的经济增长来说，其稳定性大幅度提高。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尽管也会围绕着新中高速的平台会上下波动，但是相对于前一个阶段来说，波动的幅度会明显的减小。

2017年GDP增长6.9%，我们认为它明显的高于这个新的增长平台。2018年投资的增长会进一步的下降，会下降到7%以下。不过国际环境会有明显的改善。但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在一定的成都上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美、中欧贸易摩擦抬头，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今年中国出口的增长。

经济增速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会明显下降。收入决定消费，当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之后，它必然会影响到消费的扩展。所以，2018年相对于去年来说总需求扩展的步伐有所放缓，经济增长将在去年的基础之上略有回落，但是总体保持6.5%左右的增长，我们认为不会有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