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前夕,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组成小组,负责动员平津学人去台。北京大学有关人士登门造访沈从文,劝他去台湾,并送来机票;与此同时,北大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等也先后来沈家劝其留下。沈虎雏回忆,没有两天,事情已决定,“我们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杨振声、朱光潜伯伯们也都不走。”
沈从文不走的原因,据他后来自己说起,最主要的是家庭因素。张兆和在采访中曾说到解放时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失望已久;儿子们也曾说过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痛苦,觉得新社会充满希望。可见家庭成员大都偏向留在大陆。此外,沈从文在给大哥的家信中也提到:“一动即先破家,即半路不免或成流民也。”当时出于家庭因素留下的文化人不少,比如其好友朱光潜,为给女儿治病也选择留在大陆。
(沈从文夫妇,张兆和比沈从文进步得多。苏州张家也庇护过共产党地下组织)
其次沈从文认为自己一向不参与政治,他与胡适私交很好,但他并不认同胡适的政治理念,不赞同胡适去做官。在1952年所填写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中,他写道“1927至1928熟悉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与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胡适因参与政治过多,是必须走的,而沈从文和很多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与政治无太多关系。比如陈寅恪就认为胡适因政治上的原因是非走不可的,而自己与政治绝缘,故可留下。
(胡适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
事实上当时选择留下的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其共同的原因多包括对此前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失望;故国家园之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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