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杂志以政治启蒙和常识普及为己任，公然对外交、战争等事务大加评议

《国民》所开列的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都是当时无论新旧各派知识分子都可以接受的见解，不会引起任何反感和指责，显示《国民》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的知识者。依据这样的“宗旨”来确定稿件，原则未免过于宽泛，不可能以此来统一编辑者的观点和稿件的内容。正是在这样宽泛的原则下，《国民》放弃了对文体、语言的限制和对学生刊物惯有的批判性的追求，主要致力于提倡已经几成社会共识的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启蒙和常识普及。除了编辑者的学生身份外，《国民》更像是一本“公众刊物”而不是一本学生杂志。

出于这种自我定位的需要，《国民》杂志从一开始，就尽量淡化自己的学生刊物身份，有意识向社会上的报刊靠拢。在学生刊物中，《国民》的“公开谈论政治”自然是一大特色，当时《北京大学日刊》就明文拒绝谈论“现时政治”的文章，其他校内刊物也从不涉及具体政治问题，一是关注对象与社会报刊不同，二来也免得当局以此为借口向蔡元培和北大施压。而《国民》公然对外交、战争等事务大加评议，难怪校方不愿让《国民》以北京大学名义来办杂志。

校外的舆论力量对《国民》的认同之处，并不在于公开谈论政治，而是在于他们对“灌输常识”的看重。如《京报》的邵飘萍就引《国民》为同调：“贵社创刊杂志所注意之四大端，正合鄙怀，至深钦仰”；卧佛进一步点出“贵杂志四大宗旨，自以灌输常识一条为最重要”；夏敬观则称赞《国民》“思想新颖而不过激”，“主张平凡而实切确”，“既足药国民浮嚣之气，复足导国民于新潮”。这种普及常识、不急不缓的努力，是一般性社会报刊常用的策略，《国民》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它们“心有戚戚焉”。

《国民》内容上主要的特色是提倡“国家主义”，并声明这不是极端国家主义、侵略国家主义，而是“自卫的国家主义”、“合理的国家主义”、“世界的国家主义”。其具体内容包括对国民进行爱国教育，开发富源，振兴实业，提倡国货，训练陆海军等。《国民》的作者认为，只有改变中国国民的思想素质，唤起他们爱国的自觉心，才能让他们担负富国强兵的责任，“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这样，《国民》就将“增进国民人格”即所谓“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提到了首位，讨论国民思想改革的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期期都有。

许德珩在作为“代发刊词”的《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中，分“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七个方面，以梁启超以来启蒙报刊习用的社论口气，首先对当前“国民”的状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呜呼，吾国人之无耻也久矣。士犹是三十年前思想陈腐而不以为耻；商犹是市镇主义而不以为耻；工犹是手工事业而不以为耻；农犹是牺皇以上之树艺而不以为耻，兵犹是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而不以为耻；妇犹是谨守闺中甘为男子之玩物而不以为耻……人其有以不若人为耻者乎，又其有以国耻为念者乎，愿亟起而图之。

要求其他人“起而图之”， 提倡者必须以实际行为作出表率，似乎也是有意要回答蔡校长对于《国民》“不得已而出此杂志”的遗憾，许德珩在“力行”中单举学生作譬，认为“救国”才是“以副学生之人格”：

吾学生也，其惟一目的在学问而所以求此学问之目的，则在救国。学生而不兢兢于学问与国家而有以待于人之提倡，人之教詈，则适足以长彼热心者之咨嗟太息，而自堕其人格矣！

许德珩强调《国民》将为“救国”做出的努力，一在于政治上提倡爱国，反对政府卖国，反对战争；二在于思想要求“增进国民人格”，“唤起国民之自觉”。前者的做法是抨击政府的各种政策，鼓动民众联合起来限制政府；至于后者，《国民》的撰稿者主张通过“少数贤智之士”来为国民“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保持着完全的启蒙姿态，说明《国民》的预设读者显然不是与时共进的同学，而是尚待教化的公众。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称国民杂志社“以陈独秀为首”。这只能说是一种 “追认”。《国民》初创的时候，与陈独秀并没有联系，甚至国民杂志社已经成立一周年了，陈独秀还是“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国民杂志社在北大请的顾问是李大钊和杨昌济，和主持新闻研究会的徐宝璜关系也不错，校外来往比较密切是邵飘萍、戈公振、蓝公武、林长民等人。这些人都是新闻界和政治界的名人，可见《国民》的自我期许是成为一本面对公众的时事政治刊物，因此刊物才会特地注明：“有转载本志文字者，希注明‘转录国民杂志’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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