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还不识字的时候,我对着绘本上的插画叽里呱啦讲一整天故事,听众是我自己。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郑重地用纸笔写故事,和从小被我爸逼着写日记不一样,这一次自己的故事我写得很开心。
初中和高中,我度过暴躁的青春期,少女式的暴躁驱使我写下天知道多少NC的校园言情,和后来我知道的所有恋情一样,有开头,没结果。
要是有人问我这辈子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可能答不上来。想做什么,我还不认字的时候就知道了。要做什么,我却不知道。
想和要是两回事,这个我也从小就知道。
可是我问自己,你现在做的事就是你这辈子要做的事吗?
2018年,我已经25岁了。人类的所有身体器官从25岁开始陆续发生不可见衰退,后面的五十几年每天都在走下坡路,直到死亡仁慈地喊停。我开始认真地担心我正在浪费每一个比明天更健全的今天。
我在浪费我的人生。
毕业后的这两年,每天活得冷峻又惶恐。大学里我学的是西班牙语,因为不喜欢所以学得很摸鱼,没等毕业就和它划清了楚河汉界。心安理得地浪费了四年,直到毕业后的某个晚上,回复着客户的邮件,按下发送的一瞬间,我开始不确定那份工作是否对我有意义。
不久后我辞职了,再过了不久我开始了现在的工作,说服了自己这是正确的道路,埋头在生活的琐碎里,渐渐懒得再问“意义”这种疼脑壳的哲学问题。
生活的手从不摧毁,它瓦解。
然而,刻意忽略和回避的问题在麻木中滋生出一种几近绝望的濒临感。在这个漫长而抑郁的冬天,三个名叫“不属于”,“无意义”,“被困住”的怪物堵死了我所有的出路。它们并不向我进攻,它们只是蹲坐在那里,朝我低吼:你不属于这里。你的人生无意义。你无路可逃。
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姑娘,坐在冬天的阳光里,举着根本看不懂的故事书,有模有样地讲自己的故事。
真想她啊,还有那自由的日子。
高三暑假,我开始学琴。十七八岁的人学琴,当然不是父母逼的。学琴的动机很简单,两个字,我想。
我想,所以我要。 这是另外两个字。
我妈虽然支持,但只答应给我买一架电子琴。我有点生气,但事后证明,她的决定充满了智慧。
练琴的枯燥我有所想象,但始料未及。来来去去的重复音符不是我想弹的曲子,它们甚至不能被叫做音乐。五节课后,我再没碰过那架电子琴。
你看,想和要是两回事,尤其当前面再加上主语“我”,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想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个我,又是谁?
真不幸,人对自我的认识总有些偏差。
二十年前那个讲故事毫不费劲的小女孩和二十年后费力卖掉电子琴的女孩,还是同一个人吗?
对于女孩来说,二十年里有个声音没有断过。那个声音说它想讲故事,它想创作,它想把它所想变成文字,它想用这种方式诉说灵魂。它常常被掩盖,被刻意屏蔽,被置之不理,因为女孩害怕。
我害怕。
按兵不动,是因为害怕一败涂地。如果写作对于我而言是又一次学琴,至少这一次,不会再有一架电子琴给我退路。
没有退路,做不了逃兵,或许是好事。
只是,太想要的胜利,连举弓都需要十二分斗志。恰恰,最消磨斗志的是什么都不做。
我说过写作是我的菠菜,我写下这些文字,希望它们能给我一点点斗志。
诗人阿多尼斯说,只有当你成为向自我发起的一场战争,你才能成为自我。
请让我举弓。
请让我成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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