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记“中央政府”如何粉墨登场

 《日支新关系调整协议书》封面、目录第一页和部分正文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就《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下简称《要纲》）等一揽子文件达成秘密协议，走出了投降卖国的重要一步。目前，国内常见的《要纲》为《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月21日刊载的高宗武、陶希圣公布的稿本，该版本系高、陶在谈判过程中拍摄的过程稿本。近日，笔者在日本档案中看到更为完整的《协议书》日文稿本，其记载的汪精卫卖国行径和日本侵略中国图谋更为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飞往昆明，次日，飞抵越南河内，迈出汉奸生涯的关键一步。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等人秘密飞往东京，寻求日本支持其筹建“新中央政府”，得到日本当局的允诺。10月底，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在上海进行谈判，并于12月30日就其组建“新中央政府”的条件达成协议。

《协议书》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契约。谈判过程中，日本提出的要求比当年的“二十一条”要求更为恶毒和阴险，汪精卫居然几近全盘照收，不惜出卖国家根本利益换取日本支持其另立中央政府。笔者见到的日文稿本印刷于1939年12月31日，从形式上看尚有技术改动的痕迹，从时间上分析应为最终协议内容，但与高宗武、陶希圣披露的中文文本有一些不同。《协议书》由《要纲》及2项“别纸”内容、8项“秘密谅解事项”、3项“另册机密事项”组成。《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要纲》三款是原则要求。第一条规定日华两国政府以“别纸”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原则为准则，调整新国家关系；第二条规定新政府继承既有政府经办事项；第三条规定双方对事变进程中可能存在特殊事态予以谅解。

《要纲》“别纸第一”是《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汪伪政权承认民国政府一直不予承认的“满洲国”，日、华、满三国按照“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二是华北及蒙疆地区作为日华国防及经济上的“紧密合作地带”，并以防备苏联为借口，赋予蒙疆地区军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实际上是逼迫汪伪政权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半独立地位；三是在长江下游地带，日华在经济上应紧密结合，即要求汪精卫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下游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的体系；四是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日华应在军事上紧密合作，即同意日本在军事上控制使用厦门、海南岛等华南岛屿，使之成为日军控制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基地。

《要纲》“别纸第二”是《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关于“善邻友好”原则，具体规定了处理日、华、满三国关系的要求，包括承认“满洲国”、消除全方位相互合作的消极因素、协调外交等内容；关于“共同防共”原则，具体规定了三国共同防共（含联合防备苏联之意）、铲除各自国内共产党、日本在华蒙疆及华北驻军等内容；关于“经济提携”原则，具体规定了掠夺中国资源、将中国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体系的种种所谓“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办法。

《协议书》秘密谅解事项涉及汪记“中央政府”与临时、维新等“既成政府”的关系、金融财政、经济、交通、长江下游地区的日华合作、聘用日本顾问、“尊重”中国主权、其他等8项内容，其丧权辱国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以聘用日本顾问为例，日本要求汪记“中央政府”聘用财政、经济、自然科学顾问，最高军事机关聘用军事顾问，中国军队、警察的教育机关聘用教练、教官，中央直属机构应聘用教授、教官；在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的秘密谅解中，虽声称汪记“中央政府”不聘用政治顾问，但却规定日本政府在华与汪记“中央政府”的“协议”事项，由日本驻华大使担当，实质上赋予日本大使以特殊的角色。

《协议书》别册机密谅解事项涉及日本以“防共”为名在华驻兵的地域、垄断华北铁路事业、华南沿海岛屿军事机密等3项内容。

《协议书》对中国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损害，远甚于1915年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仅将中国置于日本的附属国，而且通过满洲独立、蒙疆半独立、华北自治、控制华中、渗透华南等举措，为分裂中国埋下伏笔。汪精卫打着“和平救国”的旗帜，为换取所谓的“中央政权”，居然接受这些令人发指的卖国条款，其汉奸嘴脸昭然若揭，卖国罪行无可置疑。

逼汪精卫就范后，1940年1月6日，日本专门处理中国事务的兴亚院会议通过《与中央政权树立的关联事项对处要纲》，规定汪记“中央政府”成立必须遵循《协议书》所规定的事项和1939年12月8日兴亚院决定的《中央政府树立工作的相关规定》。日本政府于1940年1月8日公开发表谈话，对汪精卫准备成立新政府给予肯定并予以支持。

在此背景之下，日本于1940年1月23日召集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巨头”在青岛召开会谈，筹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和建立汪记“中央政府”。但是，在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于1月22日在《大公报》香港版公布《要纲》，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汪精卫在24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只能抵赖说：“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在1940年11月签署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不得不增加日本从中国有条件撤军等内容，以佐证高、陶公布的《要纲》是捏造的。

按照“青岛会谈”的决定，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汪记“中央政府”粉墨登场。

本文引用档案文件出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支那事变之际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