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遂营：生态视域中夏至北宋都城择定与迁移研究

古代都城是首善之区，都城择定也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在都城择定过程中，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因素都需要考虑，而属于自然因素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往往在都城择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后，由于包括生态环境因素在内的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作用，都城又有一个逐渐迁移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环境与都城择定、迁移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但其中绝大多数成果缺乏把这些环境因素上升到生态意识层面的学术阐发。本文认为，生态意识起码在三个方面区别于一般的生态环境观念：一、生态意识是自觉的，是建立在对自然生态环境一定程度的认知基础上的；二、生态意识是主动的，是对生态环境的有意识利用而非无意识选择；三、生态意识是发展变化的，它随着人们认识和把握生态知识和规律的能力不断增强而丰富和发展。

一、夏至北宋都城的择定

从公元前2070年夏禹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至公元960年北宋赵匡胤定都开封，共经历了3000多年的时间。其间，历经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和北宋10多个朝代。其中，夏、商时期的都城仍未完全确定，但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夏曾建都阳城、阳翟、斟、安邑、原、老丘、西河等①。商在河南商丘起源后至西周武王灭殷，曾建都亳、隞、相、邢、奄、殷、朝歌。而后，西周建都丰、镐，东周定都洛邑，秦、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三国、两晋、南北朝诸侯分裂割据，都城涉及较多，但传统观点还是把建都在中原地区的王朝作为正统王朝看待，五代十国的情形也类似。基于此，三国魏，两晋的西晋，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就可以代表当时的政权主体。

夏至北宋都城的择定有一定规律：第一，全部位于以河南为中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和山东部分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②，其中主要是今洛阳、安阳、郑州、开封、西安、咸阳、临漳、曲阜等城市；第二，夏、商都城绝大部分集中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南北地区；第三，夏至北宋都城有一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沿黄河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位移的过程。基本上，夏、商都城位于黄河下游的伊洛盆地、黄河南北一带，而西周、秦汉、隋、唐都城转向泾、渭流域的关中平原一带，五代、北宋都城则又东移至黄河下游的开封地区。以上规律的出现与古人的生态意识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二、生态意识与夏至北宋都城的择定

根据史料记载，在夏代以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对城市的具体位置与周围地理环境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比如，城址须在高台之上，需要临近自然水源，其周围有一定范围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小盆地等［1］。下面我们就以洛阳、安阳、郑州、开封、西安、咸阳、临漳、曲阜这八座主要城市为对象，简要分析生态意识在夏至北宋都城择定中的具体体现。

（一）有意识地选择温暖湿润的气候带建都

在洛阳、安阳、郑州、开封、西安、咸阳、临漳、曲阜八座城市中，临漳最靠北、开封最靠南、咸阳最靠西、曲阜最靠东。临漳处在北纬36°35＇，开封处在北纬34°52＇，咸阳处在东经108°72＇，曲阜处在东经116°58＇。按照气候带的划分方法，这几座城市都处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介于500～900毫米之间，非常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和生活。另据地质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气候还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即从仰韶文化期经夏至殷商这段时期，是我国气候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大约高2℃，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比今天较为温暖湿润。在今西安、安阳、郑州、开封等地区具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如獐、貘、水牛、象等物种分布［2］805-806。先秦时期的著作在追溯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对此也有所记载。孟子就曾说，尧舜时期，“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中国即指中原地区，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森林茂密，植被丰富，为大量动物生存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今天的考古资料也证实，豫州的得名就与这一时期河南有大量的野象生存有关。

西周以后，我国的气候开始进入寒冷期，至东周，气候又开始从寒冷转向温暖，东汉至隋初由进入寒冷期，隋至北宋初年又进入温暖期［2］809-813。所以，总体上讲，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间，温暖时期大约1700多年，长于寒冷时期。夏、商、东周、唐、北宋初年属于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唐朝外，都城大多位于河南地区的洛阳、安阳、郑州和开封；而西周、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属于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这一时期除东汉、北魏外，都城大多位于陕西关中的西安、咸阳地区。虽然这种冷暖气候的变化幅度不大，一般在2℃左右，但如果气温比常年低2℃，就会造成江河过早结冰，出现大雪、冰雹等异常气候，不但会冻死牲畜和人，甚至造成农作物晚熟等。

上述考察中可以发现，夏至北宋都城在选择的过程中，在三个方面体现出了超前的生态意识：首先，夏至北宋的都城总体上处于暖温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次，在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选择在以河南为中心的洛阳、安阳、郑州和开封等比较开阔的平原地区建都；再次，在气温相对寒冷的时期，选择在四周都有高山阻隔风寒的陕西关中的西安、咸阳建都。在都城择定过程中，虽然也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当时人们对生态环境有意识地把握与合理利用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自觉选择具备丰沛的水资源与良好的水环境的区域建都

水是生命之源，早期城市也都孕育于河湖周围。水资源包括地面水和地下水两部分，以地面水为主。地面水包括河流和降水，丰富的降水又成为地下水补给的来源。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据考古发现证实，早期人类都紧邻水边居住，离水域以远30里以外的旱地是不适宜人生存的区域［2］36。所以，我国早期的城市文化多发育于黄河、长江、辽河、珠江以及它们的分支水系渭河、洛河、汉水等流域。都城往往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人口众多、园林遍布，用水量巨大。所以，选择大河或者其支流区域作为建都之所，几乎成为古代都城择定不变的规律。黄河中下游地区紧邻黄河及其支流，水源丰沛，降水适中，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夏至北宋3000多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丰沛的水资源与良好的水环境。具体来说，洛阳位于伊河和洛河形成的盆地；郑州位于黄河以南，紧邻黄河，附近有圃田泽等大湖；开封则有汴水流过，西距圃田泽也不远；安阳则有卫河支流漳河流经；西安附近则有渭河、泾河及其支流通过。此外，咸阳、临漳、曲阜附近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丰沛的水资源与良好的水环境为城市居民用水、农业灌溉用水，乃至城市美化用水都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秦、汉、隋、唐时期，还开凿了大量的人工运河水系，一方面用于灌溉，另一方面用于水上运输。

其中，尤以西安和开封的水环境最佳。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中央部位，四周山环水绕，形成关中平原中的一个“小平原”。小平原上河流密布，东有灞河、浐河，南有潏水、滈水，西有沣河、涝河，北有泾水、渭水，形成八条河流横贯环绕，即“八水绕长安”的格局［3］178。众多的河流不仅为西安城提供了丰沛的水源，方便了城市居民用水、城市排水、城市周边土地灌溉用水，而且部分河流，比如渭水，水量充沛，还可以用作运输河道，从关外运输粮食和物资供应西安。隋唐时期，还以渭水为水源，开凿了一条连接长安与黄河的人工运河广通渠，弥补了因渭水河道曲折多沙，不利于水上运输的缺陷，为隋唐长安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

开封自古以来周边的自然河道就比较多，除了汴水流经城外，附近还有古济水、颍水、汝水、京水等。战国时期，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开凿鸿沟，引黄河水东南流经开封入颍水，最后进入淮河，使开封成为中原地区的水上交通枢纽。隋炀帝继位后，开凿南北大运河，开封又成为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的咽喉要地。到了五代、北宋时期，开封城内有五丈河（即广济河）、金水河、汴河（即通济渠）、蔡河（即惠民河）四条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城内，四条运河中，除了金水河作为皇城主要水源外，其他三条运河主要用于水上运输粮食和物资，同时还满足了城市供水、排涝以及美化环境的需求，使开封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水城”［4］48。

（三）主动选择在优良的土壤与植被条件下建都

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人口重心。因此，城市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问题。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把都城选择在粮食的中心产区便显得十分必要。黄河中下游属于黄河冲积平原的黄土地区，土质疏松，土壤肥沃。据《尚书•禹贡》记载，在夏代初年，大禹根据对全国土地的实地调查，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九州，又根据肥力的高低把土壤分为三等九级，而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雍、徐、青、豫、冀、兖六州的土壤属于上等或中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便成为我国境内土地开发较早，农业文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自夏至唐初长达27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中下游的西安、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洛阳所在的河洛平原，安阳、郑州、开封、临漳和曲阜所在的黄淮平原都是领先于其他地区的全国农业发达的地区。早在战国、秦、西汉时期，关中平原就被称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曾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除了土壤肥沃，长安附近的物产也相当丰富，《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到了隋唐定都长安时期，关中仍是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河洛平原、黄淮平原的洛阳、安阳、郑州和开封地区也都是我国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而且由于这些区域基本连在了一起，平原总面积相当于比较狭小的关中平原面积的好几倍，所以其农业生产的能力也较强。安史之乱之前，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河洛平原和黄淮平原始终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占了全国粮食产量的60%以上［5］。良好的土壤和农业生产条件，为都城一直保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中国古代建筑都以木结构为主，所以都城的皇宫、庙宇和居民用房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都城的选择也必须考虑周边植被，特别是大型木材的供应能力。这些大型木材往往位于附近的山地。关中平原南部的秦岭是我国重要的南北气候分界线，降水丰沛、植被茂密，自古以来就有大片原始森林资源。在西周、秦、西汉、隋和唐把咸阳、西安作为都城期间，秦岭就成为都城建造宫廷庙宇，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甚至伐薪烧炭的木材来源地。而安阳、洛阳、郑州、开封、临漳以西地区有包括太行山、邙山、熊耳山和嵩山等山脉，夏、商、东周、东汉、隋、唐、北宋都城修建所需的木料大多来源于以上山区。这些山区在一定时期内较为丰富的植被条件，成为那一时期都城择定时的关键要素之一。

不可否认，影响都城择定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较高，所以择都就必须首先考虑包括气候、水资源、土壤和植被等生态环境条件的优劣，而择都就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寻找适宜生产和生活的优良生态环境的过程。

三、生态意识与夏至北宋都城的迁移

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都城在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时间里一直保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西安、咸阳、洛阳、安阳、郑州、开封、临漳和曲阜一带。这是一个古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对自然规律、农耕规律科学认知与把握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内，不同朝代、甚至一个朝代期间，都城又不断有所变迁。那么，这种变迁有什么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种迁移？这种迁移对都城所在地的城市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夏至北宋都城在黄河中下游迁移规律

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实，夏商时期的都城曾频繁迁移。据文献记载，夏朝470多年间曾迁都10余次，2处在山西，8处在河南，1处在山东。商从商丘起源后，在商汤建国之前曾迁徙8次，最后于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殷，直至商亡。夏商王朝的都城均在黄河中下游，其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伊、洛流域的洛阳，黄河以东地区的安阳、临漳，黄河以南地区的郑州、开封以及山东地区的曲阜一带。以河南为中心的登封嵩山一带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

西周灭商后，建都关中地区的丰、镐，而后，秦、西汉、隋、唐等统一王朝都建都在关中的西安和咸阳。期间，虽然东周、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期，洛阳成为都城，但总体上，地位不如西安和咸阳。所以，这一时期都城的中心还是偏重于关中地区的西安和咸阳的。五代和北宋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的江浙一带，隋唐大运河运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位于大运河咽喉要地的开封逐渐代替长安和洛阳成为都城的首选。综合来看，夏至北宋都城保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又有一个沿黄河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迁移的动态过程。

（二）都城迁移是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

夏至北宋都城的迁移受自然和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其中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生活环境变化是影响迁都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夏商时期都城在黄河下游地区频繁迁移的原因，学术界曾有种种推测。但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实，主要原因是与黄河的泛滥紧密相关的。据史念海等学者考证，夏和商的前期属于黄河的泛滥期，而位于黄河下游的夏商都城首当其冲，受到泛滥的影响［6］270。西周之后直到唐代，关中的西安、咸阳，伊、洛地区的洛阳有20多个朝代，将近2000年时间在此区域建都。其中原因，除了关中、伊洛盆地地势较高的地理优势、土地肥沃的经济优势外，还与关中、伊洛地处黄河支流渭河、伊洛河两岸，既可以充分地利用水资源，又避免了黄河泛滥带来的威胁有一定关联。所以，从文献中可以发现，夏商都城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而西周、秦汉、隋唐时期都城长安、咸阳、洛阳的自然灾害则主要是旱灾、地震等。

五代、北宋时期都城从西安到洛阳，再向东迁移到开封，其中原因则与关中和伊洛地区生态环境特别是森林植被的退化有密切关联。周、秦、汉、唐时期，建都关中的朝代，建筑用材以秦岭、陇西山区植被为主；建都洛阳的朝代，建筑用材则以邙山、熊耳山、太行山等地的植被为主。自从秦始皇大修阿房宫，西汉、隋、唐营建长安，东汉、曹魏、北魏、隋末营建洛阳，数百年间，长安、洛阳周边山地的林木遭到了持续不断的采伐。到隋唐时期，秦岭的北坡已无巨木可供采伐，洛阳周边原来林木葱郁的山地也变成了童山濯濯。到唐玄宗天宝年间（742年～756年），长安附近山地已无巨木。《太平广记》卷二三九记载：“开元、天宝中，近处觅五、六丈木，皆须岚、胜州采造。”岚，在今山西岚县，属于太行山地；胜，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距离长安更远。可见唐玄宗时对关中地区林木的采伐程度已相当严重。唐末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准备篡唐时，为了在洛阳建宫殿，不得不“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至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条）。朱温把木材看得如此重要，说明洛阳附近已很难得到修建宫殿的大型木材。虽然木材的短缺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帝王对都城的选择还有待考证，但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对于森林的过度采伐，无疑会造成水土的流失、水源的短缺、水质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比如，隋朝初，文献就记载了长安城水质的变化，说“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册府元龟》卷十三《都邑一》）。生活用水遭到污染，就无法在原来的地方继续生活了，因此，隋文帝兴建了大兴城。

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动态过程，古人对生态环境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有逐步认识的过程。夏至北宋都城的迁移一方面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所带来的环境退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主动适应新的环境，自觉寻找适宜建都的新的生态环境的过程。

（三）都城迁移对城市生态环境带来明显影响

建都过程是古人有意识改良都城生态环境的过程。所以，建都过程一般都经过了科学的规划，建有坚固的城墙，合理利用地形与水资源，注重绿化与美化，使都城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都城迁移以后，一些早期城市逐渐被废弃，在商王盘庚迁殷以前的夏商都城大多湮没不闻，今天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掘才能推测当时城市发展的概况。殷商建都的安阳小屯村早已成为一片废墟，西安、洛阳和开封在失都以后，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也都迅速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城市生态环境也与建都时期的情形相去甚远。其中，都城迁移以后生态环境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开封了。北宋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城市的繁华和美丽。然而，南宋迁都杭州，大运河失去治理，逐渐干涸。到了元代，建都北京，大运河改走山东，开封彻底失去了水路交通要道的地位。与此同时，黄河也开始经常在开封附近泛滥，导致开封城市的生态环境逐渐退化。到今天，由于多次遭到黄河泛滥灾害，北宋的历史文化遗存被深埋在地下10米左右，以至于造成了“城摞城”的考古奇观［4］233。

结 语

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以今河南为中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和山东部分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当时，这一区域有良好的气候条件，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分；有良好的水环境，灌溉、饮用和水上交通都很便利；土壤和植被条件好，适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所以，夏至北宋的都城始终保留在这一区域内，尤其集中在今天的洛阳、安阳、郑州、开封、西安、咸阳、临漳、曲阜等城市。这是古人在都城择定中生态意识的明显体现。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了夏至北宋都城所在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当然，在长达3000多年的建都过程中，都城所在地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此造成了都城在不同时段的迁移。不过，这种迁移仍然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地区。通过研究夏至北宋都城的择定与迁移对于更好地了解都城发展的历史、认识黄河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以及更好地保护和改良黄河生态环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据文献记载，夏朝存在470多年，迁都10余次，这里只是部分夏朝都城。考古发掘证实，夏王朝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晋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登封嵩山一带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②黄河发源于青海省，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在山东垦利入渤海。一般以内蒙古的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镇至河南郑州的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以下为下游。

参考文献

［1］张国硕，程全.试论我国早期城市的选址问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2）.

［2］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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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理黄河的方略［M］//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