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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无关性别,但 TA 们的情人节依旧难过

作者:单向街书店 来源:单向街书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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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4


先讲一个情人节事件: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搞笑中带着点凄凉的情人节事件。只是朋友口中“现在没有两个男生敢一起出去看电影”的说法,虽然并非第一次被讨论到,甚至在网络上已经算是个“老梗”,它也依然刺了我一下。

 

这句话里的点,一个在于“一起看电影”,另一个在于“两个男生”。当看电影几乎被符号化为约会必需事件之一,难免带着一点暧昧色彩,其参与对象又是两个男生的时候,人们说起这件事就自然而然地带出了两个字:“不敢”

 

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男人不能睡一张床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男人会抗拒另一个男人的拥抱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男人都不敢一起看电影了?——如果不深究,也许现代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会觉得,是啊,两个男人怎样怎样就是有点奇怪嘛,看起来那么“基”,会让人误以为是男同性恋啊。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奇怪”这个词,又为什么要说“误以为”呢?

 

长久以来,人类社群对 LGBTQ歧视就一直存在,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一直在改变。从自我否定,到自我怀疑,到互相肯定,到开始抗争,然后渐渐地让性少数群体之外的人开始认识到,性少数并非疾病,“我们不是妖怪”,大家都一样。



有人会说,现在和从前已经不同了,大家对性少数的认知越来越多,社会也已经非常宽容。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我们在说“奇怪”和“误以为”时,显然这仍是一个建立在对性少数有一定认知基础上的谈论,而如果社会的宽容度已足以容纳这些,我们为什么还会说“不敢”呢?



形婚:是一种妥协,也有隐秘的抗争,但它的本质就是监狱

 

2017 年 6 月,ABC News(澳大利亚)做了一期有关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纪录片,片长不到 30 分钟,主要记录了一艘从上海出发的航行时间为一周的游轮。游轮上乘坐的是中国性少数者和他们的亲友。


其中,九对同性恋情侣在国际海域完成了一次不具法律效力的婚礼。



在中国,同性恋于 1997 年起不再被定为有罪,2001 年从精神疾病的范围内被去除。哪怕已经过去了 20 年,性少数群体的被接纳程度依然非常低。纪录片主要跟踪记录了两对情侣和一位跨性别者,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压力大多来自原生家庭。

 

比如整场活动的组织者段荣丰的爱人李涛说:“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出柜,面对自己的家庭、父母。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没有一个小孩是不想要家庭生活的。而当你认识到自己是同志以后,好像父母和爱人只能二选一,没办法兼容。


另一对女同性恋人娴娴和甜甜,在谈到外界眼光时也说:“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我干嘛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呢?”“我没有太多地去理会他们,不理解就不理解,反正也不是我最亲的人。”但重点是,当涉及到最亲的人时,她们一定会理会,而且非常在意。

 

就好像活动摄影师、跨性别者 Jessie 的父亲说的“中华民族,传统最大”(而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天的中国,父母、家庭伦理、社会传统,这些仍是施加在性少数群体身上的一把把枷锁。


Jessie

 

尤其是父母,当他们无法接受的时候,作为性少数的孩子只能无奈地选择另一条路,形式婚姻。中国大约有5%的人是性少数,也就是 7000 万左右,而就在这 7000 万人中,约有 2000 万形婚者。

 

比如娴娴和甜甜,她们各自嫁给过一位男同性恋,这样他们四位都能继续偷偷地与自己的同性爱人生活。


娴娴与甜甜


但其中一位姑娘说:“看到我妈哭了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觉得骗他们了,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让他们那么伤心,付出了那么多。我不想再继续骗他们。”于是一年后,他们的婚姻关系结束,娴娴和甜甜都选择向父母出柜,但父母并不接受。

 

李涛与段荣丰也都曾是形婚的亲历者,而他们之前的形婚亦都以悲剧收场。李涛说:“有些人幻想形婚可以解决父母的问题,解决社会的压力,又能营造出来一个小环境,以解决自己爱人的问题,但到头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住的一个大房子反而更像个监狱……形婚,有可能对于一些不敢出柜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幻想,但当踏入了以后,我才觉得那是场噩梦。


李涛与段荣丰



双性恋者、跨性别者:自我认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许耗时长久,但是可以办到的

 

在 BBC Three(英国)制作的 Things Not to Say 第二季的“双性恋”一期中,一位双性恋者这样描述她认识到自己性取向之前的心理:“我是直的吗?是同性恋吗?是直的吗?是同性恋吗?是直的吗?是同性恋吗?……”



她称,这是一段非常折磨人的、困难的、沮丧的时期,因为一直处在这样的摇摆中,而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会回事。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是双性恋”,然后终于开始真正地找到她的身份认同。

 

但对于跨性别者而言,这种自我认知的过程似乎就更艰难一些。在 ABC iview(澳大利亚)制作的第一季 You Can’t Ask That “跨性别者”一期中,Rosemary 说,在很小的时候,她就意识到自己非常痴迷一件小丑服装的丝绸质感。长大后,她又选择成为一名妇科医生。

 

她一开始并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特别想要以女性相关的领域作为今后的职业方向。她也看过精神科医生,但那时医生是这样告诉他的:“别担心,我的男孩,你会长大的。去结婚,然后去生些孩子。”


 

而年轻时的她,也的确这么做了。哪怕在八、九岁时 Rosemary 就已经意识到自己似乎不太适应当下的性别,但直到 68 岁,她才真正决定去做些改变。而即便后来因此被医院开除失去工作,她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而后悔过。

 

另一位跨性别者 Star 女士告诉镜头,开始时她走在路上,有些男人看到她,会直接发疯似的大喊:“不不不你不可以这样!”



她还曾在街上被一帮恐同者打伤,但墨尔本治安法庭的一位治安官却说,她穿成这样在街上走被打是活该。事后她也只得到了 2000 刀的赔偿。然后她决定,要用这 2000 刀将自己变成这个国家最多姿多彩、美轮美奂的(colourful and fabulous)人。



她本人没有做出任何生理上的改变,比如服用激素或者做性别置换术,她只是去除体毛,穿女装,戴首饰,化浓妆,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理性别。

 

哪怕她的身体和说话的声音都保留了全部的男性特征,她依然穿着闪闪发光的衣服,皮肤上贴着亮片,用闪闪发光的首饰,化闪闪发光的妆,还戴颜色鲜艳显得有些夸张的假发。

 

而将自己装扮起来之后,她突然觉得全身上下焕然一新。于是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和自身非常契合的新名字:Star,星星——这是她的自我认同。

 


同性家长们的孩子:和别人讲自己的父/母们是同性恋,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依然是 ABC iview 制作的 You Can’t Ask That 第二季的某期,镜头采访了几位在同性家长家庭中的孩子。

 

当问到“和别人讲述自己的家长是同性恋时你有多尴尬”的时候,Kate 和 Jesse 都这样作答:不是尴尬,而是恐怖。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人们将作何反应”,而“学校是一个残忍的地方”,霸凌是真实存在的。

 

一位被采访者说,有人会问他“你的双亲是怎么回事?”,而当他只有 12 岁时他会拒绝回答。每当提及家中双亲,他也会使用类似“家长”或“室友”(parents or flatmates)这样的替代词。

 

另一个孩子则告诉镜头,会有同学当面对他说:“你的家长们是 Dyke!”(Dyke:英文中对女同性恋的蔑称)

 

 

艾滋病毒席卷澳大利亚的时候,Kate 也见过有人发布这样的帖子:“你有两个同性恋父亲,但你却没有得艾滋病,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而 Tim 在学校里听到过更恶毒的话,他们说艾滋病是来自上帝的愤怒,是来杀掉他的家人们的。他们甚至还问 Tim:“你为什么不像你的其他家人一样回去等死呢?”

 

 

这些自小从同性家长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显然接收了很多来自社会的压力。

 

比如当他们走在街上,会有写着“同性家长的孩子们是另一批被偷走的孩子”的传单(被偷走的孩子指的是澳洲政府以“白化”为目的,强行将十万名澳洲原住民孩子永久送入白人家庭或政府机构进行生活及教育)

 

还有的则会说:“他们的青少年怀孕率及嗑药率更高。”



澳洲前总理托尼·阿尔伯特(Tony Abbott)甚至还说过,那些孩子需要一个更恰当的家庭。


这些言论所包含的意思是,同性家长家庭是不恰当的家庭,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合适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澳大利亚,这个于 2017 年底刚刚成为全球第 26 个同性婚姻合法,哪怕在最终投票前同性合法也几乎势在必行的国家,那些同性家长们的孩子也要经受这种巨大的压力,和无处不在的歧视。

 


那么,那些同性婚姻依然不合法的国家、地区呢?那些对性少数群体没有普遍的健康认知的地方呢?

 

 

歧视与不歧视,和那个柜子是否存在是一样的,只有 100% 与 0 的区别

 

蔡康永曾在节目上谈过自己出柜的经历种种。


他说,在演艺圈只要有人想出柜都会去问他,而他往往会拦一下他们。他自嘲自己是演艺圈内“唯一一个出了(柜)还健在的人”。他讲孤独,也情绪激动地说“我们不是妖怪”。他还说:“我经历过这些打击,所以我知道有些人扛不住。”



在中国很多地区,“同性恋是种可被治疗的疾病”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即便政府在三年前已经宣布电击疗法不合法他们依然以此来“治疗”同性恋。而在一些中国传统家庭的观念中,不婚不子几乎等同于一种耻辱。

 

比如 Jessie 的父母在采访中不断重复着的,都是“我原来没想到,同性恋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种事情讲出去真的不好听”“如果让人家知道了,瞬间就感到很不舒服了”这样的话。

 

可 Jessie 说:“家庭里面父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去在乎他们能不能接受。”这或许就是压力的根源。性少数孩子至少在乎父母是怎么看的,而父母不论接不接受,都要承受来自他人的目光。只不过,有的父母会选择和孩子一起承受,有的父母……则不。

 

在艾伦·德杰尼勒斯(Ellen DeGeneres)出柜、节目停播、再复出之后,在她直接间接地引起了美国大众观念的转变甚至推动立法之后,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世界对性少数群体正越来越宽容。

 

Ellen DeGeneres,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及主持人,《艾伦秀》主持人


诚然,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依然对“越来越”这个词抱着某种不确定的态度。因为“越来越宽容”似乎不能与歧视的存在与否相提并论。

 

就像我们一直谈论“出柜”但“柜子”的存在本身就是歧视一样,它长久的在我们周围,只有100% 与 0 的区别。我们说,现在的歧视正在变得越来越少,但事实上,即便是越来越少的歧视,它也是歧视。

 

在两位男性“不敢”一起出门看电影的今天——哪怕这个“不敢”带着些善意的调侃——我们依然很难讲,这个社会对性少数在认识更多的情况下宽容了多少。

 

而所谓的“柜子”,它拆除的那一天,应当是我们不再将 LGBTQ 当作特殊群体的那一天,是连性少数这个特定词汇都可以消失的那一天,这才是歧视真正的消除。

 

性少数只是少数,也许显得特殊,但绝非错误,就算他们看起来与“多数”不同,但那又怎么样呢?


参考资料: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GYl_m5EYw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oHkF8YnJG0&index=33&list=PLAdOPgX5QtT-wmrMJKAKo2ecKBWQGa2pa

[3] http://iview.abc.net.au/programs/you-cant-ask-that/LE1517H003S00#

[4] http://iview.abc.net.au/programs/you-cant-ask-that/LE1617H008S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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