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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未待衰亡,结构却已瓦解:奥匈帝国历史的“罪与罚”

作者:第一财经网 来源:第一财经网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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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

本文字数:3009,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作者 | 第一财经 袁剑


这是昨日的世界。曾经作为八国联军组成部分的“奥国”——奥匈帝国,如今仅仅作为历史记忆存在于你我的知识框架当中。在当代世界的架构中,新的“澳国”(澳大利亚)或许更多地承担起了当年“奥国”的角色和地位。


但是,当我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徜徉于那些体量巨大、风格浓郁的帝国街景,时刻在想,在当代人眼中,维也纳曾经的帝国荣光应该如何去认识和思考?事实上,奥匈帝国的消亡,至今也不过一百年历史,而在历史记忆的空间里,却跟一度辉煌的奥斯曼帝国一样,仿佛已过去了数百年,我们记忆的这种遗忘性,竟然是如此显著和顽固。


世界大战必然改变世界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从帝国瓦解的程度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更具颠覆性,曾经的欧洲帝国均势局面在这次战争中不仅不复存在,而且连帝国结构本身也千疮百孔、奄奄一息。


1914年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在中欧、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曾经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都相继瓦解,而最让人唏嘘不已的,则是已然经历过结构性变革的奥匈帝国的“二次崩溃”。


奥匈帝国的瓦解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的衰亡史,而是一个刚刚经历过二元制结构改革,从奥地利帝国转变为奥匈帝国,进而力图在当时的欧洲地缘政治角逐中继续进取的帝国,却恰恰在诡谲多变的地缘政治战争中迅速崩溃。


这种瓦解不是漫长的衰亡,而是曾在19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依靠联姻政治掌控欧洲政局于股掌之间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下,经由世界大战的彼此绞杀,最终无法应对内外压力下的无奈结局。


从本质上说,它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所能力挽狂澜的,而恰恰是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这三种关系结构在20世纪初的欧洲所面临的无法调和的危机。


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的《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一书,就为我们回顾了奥匈帝国如何在二元制改革之后仍然危机重重,最终卷入欧洲帝国间的混战,并彻底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


《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美】杰弗里·瓦夫罗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6年7月版


作者对于一战根源的认知,虽与我们的主流观念迥异,却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认为:“要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必然要从维也纳开始。吞噬欧洲和世界的大火,就在那里点燃,然后往四面八方扩散。这场惨绝人寰之战争的远因、近因,都可归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奇特世界观和其难以驾驭的中欧领地。”


当我们习惯于从帝国崛起和帝国争霸的角度看待一战,将注意力的重心全部放到德国,并将奥匈帝国作为一个次要角色时,作为欧洲历史上复杂政治联姻的成功实践者的哈布斯堡王朝,在真实的过往历史中究竟有过怎样的角色和地位,在19和20世纪欧洲语境下,当然值得加以新的考量。这种考量,不仅折射历史,更能反观当下。


奥匈帝国由奥地利帝国改制而来,但这种改制却是过分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可以看做是中世纪哈布斯堡家族权术政治的体现,但到了近代,却成了一种帝国式的古董,显得格格不入。


这种状态,在细节处体现了出来:“有个一九〇二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


货币都这样,更不用说现实的帝国内部政治军事安排了。在19世纪后期欧洲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刻,奥匈帝国结构内部这种根深蒂固的多元性自然成为内在族群冲突与撕裂的温床,只要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它就成为掀翻整个帝国的助推器。


历史曾经充满主观性的选择可能。“诚如弗朗茨·斐迪南的代言人所说,奥地利将成为‘欧洲衔接黎凡特地区与中东的桥梁’。对内,匈牙利将被拿走克罗地亚一地,然后用新征服的巴尔干地区强化克罗地亚的国力,并在奥地利与克罗地亚联手下,打造新体制,使有着狼子野心的匈牙利不再那么猖狂。


极无效率的二元君主国将成为较有效率的三元君主国,分别以维也纳、布达佩斯、萨格勒布为首都。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将会被奥地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以二比一的投票否决。”但在现实中,随着塞尔维亚青年普林齐普在1914年6月28日射出那颗子弹,斐迪南大公对未来的所有设想都烟消云散了,留给奥匈帝国的唯有最后通牒、战争总动员和随之而来的灾难。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其家人,明信片,1913年。来源:habsburger.net


数年的战争,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同样留给了奥匈帝国,而且结果更加无法逆转。“德国于《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人尽皆知的惩罚,奥匈帝国则在《圣日耳曼条约》、《特里亚农条约》两条约中寿终正寝。这两个条约于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国,创造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新国家,强化既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的版图。塞尔维亚吸并维也纳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国。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后,由哈布斯堡王朝仅存的小块土地,即维也纳至因斯布鲁克之间的德意志人地区,郁闷地组成奥地利共和国,且受条约所束,严禁与北边上大许多的德意志人国家合并。”这种结局,彻底终结了奥匈帝国恢复的可能性,也塑造了中东欧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结构。


奥匈帝国究竟如何,历史已然作答,但众说依旧纷纭。正如作者最后总结的:“从根本上来说,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正派的,而是带着光环的懒懒散散的强权,它稀里糊涂地闯入并打完了整个战争。它是个心态极其矛盾的强权,为了保住其自古即拥有对波希米亚、匈牙利之类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脱离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权,不惜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奥地利的大战建立在不计后果的赌注上,即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问题可靠战争来解决。实则战争解决不了那些问题。这不是战后才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许久,总理卡西米尔·巴德尼就指出,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该帝国的军事安全拥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关联:‘多民族国度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但奥匈帝国还是发动了战争。”


战争的后果往往是不可测的,更不用说是在20世纪初的欧洲。在这个世纪,欧洲和世界舞台的主角已不再是那些能够靠政治联姻得以纵横捭阖的王朝国家,而逐渐成为以语言和民族认同相号召并作为力量源泉的民族国家的天下,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者过于相信历史的智慧,却未能洞察未来的趋势。


历史的写就,在细节处。“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后一次抽出他的剑,却惊骇地看着挥出的剑刃被挡开,反转,刺回他肚子里。哈布斯堡王朝没理由于一九一四年开战,却开了战,要自己人民在准备不周的攻势里送死,然后打起一场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里,有太多错误和失算,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四年的决定堪称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应受斥责的。这场大战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赢得的一块黑色区域,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同是这块区域的核心。”


历史的延续,在地图上,更在现实里。当我们回望奥匈帝国二次瓦解的过程,以及之后中东欧所经历的内外变迁,诸如塞尔维亚、黑山等国名在百年后重新显现的历史,诸如难民危机在一些国家内部造成的内在争议,就能明白,即便是在帝国瓦解之后,有些事情还是无法被时间所洗礼的。


一战已过去百年,但战争的记忆却依然令人深思,帝国未待衰亡,结构却已瓦解,这是奥匈帝国历史的“罪与罚”,也折射着当代欧洲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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