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赛虹：民国时期故宫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与出版

故宫博物院从建立起，就履行着保管宫殿建筑、历史文物和图书档案，以及整理研究和陈列展览等职责。然而在创建初期，正值民国乱世，各项工作屡经坎坷。

1924年11月20日，被称为“故宫博物院之第一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面对段祺瑞政府的阻挠与清室遗老和王公旧臣的压力，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同时成立了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聘请易培基为筹备会主任，开始筹组图书馆、博物馆的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清宫大部分殿堂的物品得到了初步点查，并由善后委员会编集出版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为皇宫向博物馆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内战，政局的混乱，以及经费的困难，使得创立初期的故宫博物院常常处于紧张与动荡之中。尽管如此，在临时董事会与临时理事会的主持与推动下，院属各馆处的工作初步开展起来。

图书馆初分图书、文献两部，负责院藏图书、档案及部分典章文物的保管。图书部提取散置于各宫殿内的皇家藏书，集中存放于寿安宫，进行分类编目后，设专库庋藏，并逐步开放阅览。文献部辟外东路宁寿宫一带为陈列室，提取寿安宫所藏清代庙堂乐器及升平署剧本等文物陈列。集中内务府档案、宗人府玉牒等分存各处的档案文献，置于南三所一带。由于宫中所藏档案文献一向密不示人，所以不久便收获极大，发现大量珍贵史料。1926年1月，与国务院交涉，收回清代军机处档案，移至大高殿整理编目。1929年3月，改图书馆掌故部为文献馆，继续整理、编目、出版宫内各处旧存档案。

1931年3月10日，故宫印刷所成立，编辑出版也同时得到发展。1931年3月，故宫印刷所以神武门外东朝房（今已拆除）为厂址，内设珂罗版、凹版、铜版、石印、铅印、彩印、照相等部。编辑出版了《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清代文字狱档》、《清太祖实录》、《清三藩史料》、《乾隆舆地全图》等大批档案和书刊，在当时均为一流水平。

沦陷期间，在故宫博物院留守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和古建筑并未受损。但太庙图书分馆的52种图书杂志和本院部分铜、铁缸却遭到了日寇的劫掠，各项业务工作均处于维持状态。图书馆除了整理由各处提集的图书外，还开始了院藏图书的《图书总目》的编纂。文献馆继续进行内阁大库等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工作。

1948年以后，由于国内战争的扩大，引起了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故宫博物院由于各项经费困难，工作又进入了维持状态。在刊印出版方面，并未恢复抗战以来停止的编印工作，只是维持发售旧存的刊物。

尽管民国时期局势动荡，故宫同人仍编辑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刊物和书籍。兹将此期出版的明清档案按类别和年代分溯如下。

一、 档案汇编

（一）综合性汇编

汇纂之作，首为《掌故丛编》。鉴于清代掌故成书极少，掌故部决定选辑各种重要史料，每月编印《掌故丛编》一册，自1928年1月出版第一辑，以后每月持续编印。每辑按专题刊发，内容连载，选自清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及军机处档案等。计有清帝谕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仁宗遇刺案，年羹尧、鄂尔泰奏折，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以及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太平天国文件、禁书目录，西征随笔等。（注1）1929年10月，掌故部独立为文献部，已出版十辑的《掌故丛编》遂改称为《文献丛编》。

从1930到1943年，《文献丛编》共出版了46辑。先后整理发表的史料有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康熙朱笔谕旨，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雍正朝关税史料，雍正朝文字狱，圆明园史料，修建京师大学堂史料，俄罗斯档，乾隆朝文字狱，乾隆朝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荷兰国交聘案，英吉利交聘案，鸦片战争之中英交涉史料，英法联军战役之中英、中法交涉事件史料，太平天国史料，教案史料，徐锡麟革命史料，秋瑾女士亲笔告国人书，台湾风俗图等。从总体来说，《文献丛编》汇集了大量珍贵的清代档案史料，为《筹办夷务始末》等书所缺收，对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等极具参考价值，至今仍为清史研究的必读之作。其不足之处在于很多专题之下所辑史料明显缺遗，各辑所录史料不列目录，也不附索引，以致寻检不便。（注2）

1931至1932年间，《文献丛编》的专题增刊出版，即《清三藩史料》（一至六辑），包括了文献馆整理清内阁实录库档案时在东库发见的康熙年间关于三藩事件的文书千余件，有各将军府文档、札付令牌及印记、各部院钞送内阁典籍厅之题本、方略馆编辑平定三逆方略之钞档及稿本、各司致内阁典籍厅之手本等，多属三藩史实的重要资料。

另一有影响的综合性汇编是《史料旬刊》，自民国十九至二十年（1930—1931年）出版了40期。因本院文献馆所藏各种档案，多属有清一代之重要史料。其中凡可以单行成书或类聚多数文件加以系统整理者，已就其性质类别分别编印《文献丛编》及《丛书》行世。然贮藏浩繁，整理需时，仅恃两种刊物发表，唯恐时日稽迟，不足以餍海内学者之渴望，特加出《史料旬刊》一种，以辅《丛编》之不及。凡属有关文献，可依考证者，随时发见，即行刊布，片鳞只爪兼容并纳。虽与《文献丛编》并行，而体裁各异。（注3）《史料旬刊》先后选编发表的档案有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雍正安南勘界案，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割辫案，朱三太子案，嘉庆诛和珅案，台湾黄教案，河南青阳教案，道光朝关税案，道光朝留中密奏等。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珍贵档案，而以外交和宗教方面的内容居多。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不乏时人所不知的机密文件，有助于后人考证一些事件的具体过程，大大丰富了清史的有关内容，也是研究清史的必读之作。《史料旬刊》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完整的刊印计划，有些零碎拼凑的档案史料有其片面性。这正反映当时整理一批即公布一批的作法。

（二）专项汇编

1937年编印出版的《苏州织造李煦奏折》。李煦奏折旧藏宫中懋勤殿，起康熙三十二年迄五十八年（1693—1719年），凡290件，为康熙朱批缴回之数量较多者。李氏以内务府员司，出任织造，所奏之事多有关地方政务，旁及晴雨粮价，社会风俗等，不尽属职权之内事。盖因清代“织造”例简内府亲信充之，借以侦刺地方官民之情伪。李煦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妻兄,其奏折反映了康熙时期江南地区政治、经济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还可作为曹雪芹家世的参考资料。所收各件先由《文献丛编》陆续发表，拟汇印为专刊二册，实际只出版第一册。（注4）

（三）专题汇编

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列为《故宫丛刊》第二种。包括《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条陈三事折》等9件，另附录8件。

1932年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系清代雍正、乾隆两朝65起文字狱的源文件汇编。材料出自军机处档、宫中所存剿回朱批奏折以及《实录》、《圣训》等书。包括雍正、乾隆谕旨、办案诸臣奏折及案犯供状等，皆直录原文。每一狱之谕折，少者三、五件，多则或至数十、百件不等。编印时逐件于标题下注明出处，对各案中缺收之档亦一一标明。所收各档，依各案时间先后及材料顺序归类，分作9辑排列，共有500余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注5）1986年，上海书店将所出9辑合为2册，作为《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之一种影印出版。

1932年先后出版的《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和《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系因《筹办夷务始末》记事起自道光十六年（1836年），而清代与各国的交通实不始于此，于是继续搜辑雍正、乾隆、嘉庆及道光元年至十五年有关各国交聘、通商、传教、边防等的上谕、奏折、照会、书札等各项文书，按原件之年月日排比编次，以补《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之不足，以助研究清代外交史者取材。其中，嘉庆朝405件,（注6）道光朝228件。（注7）

与以上两书收录多国交涉史料不同，1933年出版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只涉及日本或法国一国，三书主要取材于本院所藏清代军机档案、档册和折包。（注8）

193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文书》，收录太平天国文书谕、呈、尺牍、职凭等12件，大多是清廷的战利品，原贮存军机处档案之中，以备他日编纂方略有所取材。时间最早的为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1858年)，最晚的是同治二年（1864年），为数虽不多，而对于其立国典章制度政治军情略可考见一斑。12件文书，有的还有封套和钤印,由于均以原件影印，保留了文献的历史面貌。（注9）

1937年至1948年编印的《清季教案史料》第1、2辑，取材于清军机处各国所来照会，其中有关教案者甚多，清季民教相仇及我国外交上种种失策皆可窥见一斑。虽文中多属一面辩论之辞未必皆案情真相，然仍不失为研究教案的最好资料。《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所载者，为我国方面之折谕等件，此项照会亦多所不录，特辑印专集，以供参考。所辑各国案件，照《清季各国照会目录》次第排比。（注10）

二、档案编译

1925至1930年间，陆续发见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宗格勒门第十一两次使节来华的汉文文书，共14通，其中9件未具时间。此档原存懋勤殿，其中多有康熙朱笔批改之处，如康熙帝对教皇特使多罗朱谕，经康熙帝删改过的传教士闵明我奏折及传教士德理格、马国贤致教皇的书稿,康熙帝删改过的嘉乐来华日记，罗马教皇禁止清朝教民祭天、祭祖、祭孔的“禁坷”(译件)和康熙帝阅后所作的朱批等，反映出康熙对西方天主教及传教士由宽容到禁止的态度转变，是极为可贵的汉文史料。1930年出版的《文献丛编》第六辑曾照康熙改稿排印一次，阅者以未见原稿为憾，于是复照原稿影印发表。1932年，由王之相、刘泽荣编译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出版，史学家陈垣为之作序, 并考订了有关文书年代的次第。（注11）

文献馆在整理档案时还发现了满洲木牌，共有26支，为崇德元年（1636年）的军中报捷。木牌字体为老满文与加圈点满文两种，内容系记载战地杀敌，俘虏，及掠获战利品等事。李德启遵沈兼士馆长之嘱加以编译，并略考其内容与时代，此即1935年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以为治满洲文史者之一助。于清初史料与满洲文字史上，或有相当之收获”。（注12）

1936年编译出版的《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为清内阁蒙古堂所存清代康熙八年至乾隆二十年（1670—1757年）俄方来文23件，由王之相译为汉语，刘泽荣译成现代俄语。其价值主要在文学和史料两方面：就文学关系而言，文件所用俄文皆为大彼得后两次改革前的文字，距古寺院斯拉夫文之文体未远，故其文法、字法、书法及字义较之现代俄文多有不同之点，习俄文者读之，可识其变迁沿革之迹；就史料关系而言，涉及遣使、通商、欠债、征税、越界、逃亡、损害要偿、犯人交付等方面，虽仅为片断之资料，不足以窥其全貌，然藉此可以想见当时边疆事务之频繁，进而可知各项交涉问题的中心。（注13）

三、档案编目

清雍正年间，世宗曾将历年朱批奏折分别选刊颁赐廷臣，乾隆三年（1738年）高宗就世宗检录已定者汇刊成书，前后凡223人，分112帙，名曰《朱批谕旨》。此项奏折散存故宫各档箱中，凡已刊者原包标书“已录奏折”，未刊者书“不录奏折”。文献馆整理此项档案时，与“朱批谕旨”对勘，制成简目，按其内容摘取略由编为总目，包括包号、人名、案件、略由、件数、备考各项，此即1930年出版的《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一书。读者通过此书可以了解《朱批谕旨》未录的奏折总数、作者数量及姓名、每个作者未录奏折的数量、各件的内容等。（注14）

1934年，由张国瑞编辑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出版。按清制，《实录》例有正、副本五份，每份汉、满、蒙文各一部，书皮分饰大、小红绫及小黄绫，分贮内府各处。此目以列表形式著录，首载《清各朝实录总表》、《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初纂本》，分列朝代、起讫年月、函数、卷数、纂修年月、告成年月、监修总裁名氏诸项。以下依次为《乾清宫实录》、《皇史宬实录》、《实录库实录》、《清史馆实录稿本》诸目录。各目又按汉文、满文、蒙文分别列表，说明存佚内容及卷数。对各种《实录》的修纂经过、收藏处所及装帧情况叙述甚详。（注15）

1935年，由张德泽编辑的《清季各国照会目录》（一至四辑）出版。清军机处杂乱档案为数甚伙，文献馆经陆续清厘，得道、咸、同、光四朝各国照会3872件，计有英、法、美、俄、日、德、意、和、比、丹、布、奥、巴西、大西洋、秘鲁等十数国。此项文书，多为《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所不载，与近代外交史关系密切，因按国编年，逐件摘由，编制详目，陆续出版。每国之后，各附照会具名官员表及要件索引。表格形式为朝代、年、月、日，具照会人、事由、字号，以便检索。（注16）

文献馆在整理内阁大库各项档册时，还发见红本书籍、实录、记注、史书及杂项等文件百余册，为研究两库档案书籍之来源、历年增损、现在存佚等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由方苏生分类编辑为《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1-6辑），于1935年出版。（注17）

1936年，编印了《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书中将顺治朝至光绪朝清代各部院衙门及臣工关于报销或例应造报之事的黄册6600余册，参照会典，依各册之性质，别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在京各衙门黄册合并分类。各类之下，再分子目，自1至15类不等，按年排比，共有51类、124目。（注18）

联合目录方面，有1947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书中收录汉文黄册共17000余册，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献馆7000余册，北京大学7000余册，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余册。（注19）

《清军机处档案目录》一书，前为清军机处档册总目，后为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档册目录。所有档册折包共庋49架，凡档册7969本、折包3535包，约80余万件。（注20）

舆图目录，有1936年编印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分类大致参照《萝图荟萃》旧目略加损益，别为舆地、都城宫苑、风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寺庙、山陵、风水等十三类，并附图目一类于后。（注21）

为已刊档案集编制的索引有《史料旬刊目录索引》，但仅编至24期，且只能从单一角度检索。

四、档案影印

明代档案的影印本只有两种：《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和《朝鲜国王来书》（崇德七、八年分）。前者二册：一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鲜王李昖卒中国遣使赐祭事；一为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登极颁诏朝鲜事，与明人严从简著《殊域周谘录》可互资参证。原件字体隽秀，但伪误时出，文意亦颇有费解处，便将“赐祭”仪轨分期发表于《文献丛编》，颁诏仪轨则刊行专册，款式俱依原书，以存真相。（注22）后者为清内阁大库所藏盛京汉文旧档之一。（注23）

清代史料影印本之最大者，为1929—1930年间影印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所据底本分别是清咸丰六年（1856年）、同治六年（1867年）和光绪六年（1880年）内府抄本。编者认为，夷务之兴，始自道光朝，而办理得失全在奏章。于是，将当时有关对外交涉的档案，如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僚奏章，以及中外往来照会、书札等汇为一编，以资异时之考证。三朝共辑史料万余件，多是当时的机密资料，有不少为《实录》、《圣训》所阙载，编成后藏之宫中，从未刊行。皇帝在奏文中的批语、批注、圈点、勒抹等也都保存原貌，这些对研究清统治者的见解主张、历史事件的内幕等极有价值。（注24）本书在编纂中形成一些缺陷，如所有文件均无标题，对原文时而加以删节而使原文不全，给后人研究史实造成困难；删去各地官吏进呈奏折的原奏发出日期而造成时间上的模糊混乱等等，这些在影印时均未作任何加工，只将版面缩小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1964年，中华书局对道、咸二朝《筹办夷务始末》加以整理、排印，通加标点，并为所有文件加了标题，加编了折片索引、上谕廷寄索引等，才有所改善。（注25）但总起来说，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其内容的丰富和珍贵性，被研究者视作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至今仍是了解和研究1836至1875年40年间中外关系的基本史源。

1932年整理内阁实录库档案时，出版清太祖实录两种。先发现《太祖高皇帝实录》，为乾隆四年（1739年）纂修之本，当即排印出版；继而发现《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十卷》，为崇德元年纂修之本，与前本互校，文句颇有出入，又据清咸丰年内府刻本印行。清太祖实录曾于崇德、康熙、雍正至乾隆三次修撰,为神化、美化其祖先，三朝一再对该实录进行修改,删去不少具体内容,并且将《太祖武皇帝实录》改为《太祖高皇帝实录》，所以此实录是清太祖实录各种版本中最早和史料价值更高的一种。此书内容主要依据满文老档，满文老档最早的记事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而此实录记事则开始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比现存满文老档早24年。它比较完整、准确地记载了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生的活动,保存着清王朝崛起之初的许多重要史料，其中包括一些女真民族的风俗习尚及他们与明王朝的真实关系等记载。（注26）

1935年，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武英殿刻本排印了清雍正钦定撰录的《名教罪人》，列为《文献丛书》第二种。雍正四年(1726年)，清世宗以翰林院编修钱名世赠诗谄媚年羹尧有玷名教,亲书“名教罪人”，命作扁额，悬挂于钱名世家门,并下令在京大小臣工由科道出身者，均写诗歌以刺其恶，随后刻诗成集，名之曰《名教罪人》。正文载有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发上谕及序言, 并收录自协理大学士徐元梦以下大小臣工所作诗歌385篇。由于原书传世极少,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将从懋勤殿档箱中发现的4册书籍合订为1册，全文翻印出版。（注27）

同年，将宝应刘氏藏本《多尔衮摄政日记》和《司道职名册》排印出版。前者系清李若琳记述，为清内阁大库旧物，宣统年间清理库档流落于外后归刘氏。原册记事起五月二十九日迄七月初九日而不纪年，因其中有闰六月，检勘历书及实录，知为顺治二年事。原书初无题名，每日记事后均书记者衔名，与清代起居注体例略同，刘氏于其所录副册题曰《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而清代起居注康熙年间开始设馆，当时尚无其制，故刊行时改题曰《多尔衮摄政日记》。《司道职名册》计分北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江南、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各地方，每司道衔名下皆注某年某月升授或改授字样。早者为顺治五年（1648年），晚者为九年（1652年）。两书合刊列为《文献丛书》第十五种，以供研究清史者参考。（注28）

1937年，影印了清咸丰元年（1851年）内阁学士载龄、文启合撰的《批本处现行事宜》。批本处隶属内阁，而直庐则在乾清宫西庑，初名红本房，乾隆中叶改称批本处。书中所举事例以道、咸两朝为多，至同光以来，虽屡有增补，但仅粘浮签，未缮清本。照原式影印，籍以存真。（注29）

舆图方面，1932年将旧藏造办处的铜制（注30）《皇舆全图》提存馆中整理并就原版付印。此图系乾隆年间何国宗、明安图等测绘，法国人蒋友仁制作，共分十三排，一百零四方，出版时更名为《清乾隆舆地全图》。1934年，影印《广西沿边各营驻防中越交界对汛法屯距界远近图》。1940年，影印了《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

除以上四类外，1929年编印《交泰殿宝谱》一册。1933年出版的《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系由内阁大库残存书籍中选定宋元以来旧椠《春秋榖梁传》、《礼书》等及明清写本有《尚书白文》、《孝经总类》等共38种、57页，悉照原本影印。（注31）

五、档案研究

1935年，为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10周年而出版了《文献特刊》。内容大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图版，有皇极殿、九龙壁等建筑图和档案原件，共16件；第二部分为论述，有陈垣《记吕晚村子孙》、孟森《史与史料》、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还有讲稿3部：孟森《中国历代史料之来源并拟现代可以收集之方法》、蒋廷黻《欧州几个档案库》和姚从吾《档案馆与现代历史学的关系》，共6篇；第三部分是报告，有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的《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等7篇。第四部分为文献馆陈列室文物总目，有宫中、内务府、内阁和军机处档案中的原档陈列细目和重要文物清单。

1936年出版的《文献论丛》，包括图、目录和论述及附录4部分。论述一载有蔡元培《清内阁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吴廷燮《论清光绪时之财政》和《库伦方舆纪要序》、朱希祖《抚畿疏草跋 附张凤翔列传考证》、刘厚滋《纪明清宫史纂印事》，刘文兴《杭世骏厉鹗博学鸿词科试卷跋》、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论述二载有单士元《清代档案释名发凡》、单士魁《清代题本制度考》、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王梅庄《清代黄册中之户籍制度》、吴志勤《升平署之沿革》等。

1944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十九年纪念——文献专刊》，正文分为论述和杂俎两部分：论述有单士魁《清代制诏诰敕题奏表笺说略》、张德泽《军机处所藏清册之分类》等6篇；杂俎主要介绍零星的新鲜史料和宫中文物，有赵连珍《皇极殿铜壶滴漏》、梁仪衡《各典礼皇后穿戴之一斑》等4篇。

1945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 ——文献专刊》出版。

1948年《文献论丛》（沈兼士先生纪念刊），发表了张德泽《整理档案问题》、《清末四川铁路案》，李德启《清季内务府经费问题》，单士魁《清内阁满票签 部通本式样之介绍》，程文翰《寿皇殿之供奉及贡献》等论文。

单行的研究专著有1936年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张德泽《军机处及其档案》，王梅庄《清代黄册中之户籍制度》，三书已在上述专刊中发表。另有张国瑞《太庙考略》。太庙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为供奉列圣功臣之所，清代仍之，列为大祀。民国改元后归清室，民国十三年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十五年曾一度开放，十七年改归内政部，二十年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二十一年八月开放。本书将该处形势沿革据《清宫史》、《大清会典》、《国朝耆献类征》等书加以说明。（注32）

六、戏本整理

升平署所藏剧本种类极繁，因迭经变迁，散佚甚多。1925年，始将升平署残余剧本7000余册提存文献馆，从事整理、分类、编目。

1935年，出版了清人宝恒编《升平署岔曲》。岔曲是我国北方曲艺八角鼓、单弦的主要曲调，盛行于清代乾隆年间，传说为清隆时阿桂攻金川时军队中所唱的歌曲，由宝小岔(名恒)所编而得名，又称“得胜歌辞”。曲中以描景写情者最多，词句雅训、简洁，后传入宫中，高宗喜其腔调，命张照等另编词句,由南府太监演唱。曲词内容多样，或写景抒怀，或述古谈今，或改编诗文名篇，或歌功颂德，字里行间多粉饰之字句。（注33）

1936年，《升平署月令承应戏》出版。所选承应戏有元旦、立春、上元、燕九、花朝、浴佛、端阳、七夕、中元、中秋、重阳、颁朔、冬至、腊日、祀灶、除夕承应共16种、27册。册中词句圈点仍照原式，谱板则以排印不便而从略。（注34）

七、结语

1．故宫博物院早期整理出版的清代文献以原始资料汇编和清点性的目录为主，这是从皇宫到博物院在藏品管理方面所履行的工作步骤，也反映出当时档案整理的水平。

2．将整理的“密档”尽快发布，整理一批即发布一批，使得曾经密不示人的珍档得以公诸天下，尤其受到学界重视。这些成果不仅包含着大量的藏品信息，同时承载着故宫同仁大量的业务整理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历史信息，因而又是重要的院史资料，不少成果仍是当代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3．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缺乏完整的编纂出版计划，造成一件史事的档案分多次发布，令人有零碎、拼凑的感觉。此外，档案汇编绝大部分没有编制索引，《筹办夷务始末》甚至连书前目录都没有，以致检索极为不便。不仅文献馆的出版物如此，古物馆、图书馆的出版物也是如此，这既有时间仓促的原因，也反映了旧式的编纂方式仍在故宫博物院早期的出版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随着国家《清史》编纂项目的展开，新一轮的清史资料整理出版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半个世纪以前的同类出版物，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注释：

（注1）参见《掌故丛编》书前《凡例》及《目录》。

（注2）参见《文献丛编》书前《目录》。

（注3）参见《史料旬刊》书前《发刊前记》。

（注4）参见《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前言。

（注5）参见《清代文字狱档》书前《引言》及《编辑略例》。

（注6）参见《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书前《编辑略例》。

（注7）参见《清道光朝外交史料》书前《编辑略例》。

（注8）参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三书前《编辑略例》。

（注9）参见《太平天国文书》书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识语》。

（注10）参见《清季教案史料》书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略例》。

（注11）参见影印《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书前陈垣《序》。

（注12）参见《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书前李德启《叙录》。

（注13）参见《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书前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王之相《序》。

（注14）参见《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

（注15）参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书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前言。

（注16）参见《清季各国照会目录》。

（注17）参见《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书前《序》。

（注18） 参见《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书前民国二十五年三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弁言》、《凡例》，附录《整理内阁大库清代汉文黄册之经过》。

（注19） 参见《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

（注20）参见《清军机处档案目录》。

（注21）参见《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书前《凡例》。

（注22）参见影印本《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书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识语。

（注23）参见影印本《朝鲜国王来书》书前，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叙言》。

（注24）参见影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书前《凡例》。

（注25）参见何双生、刘德麟：《清代官修的外交档案资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学林漫录》，5集，1982年；汪受宽：《<筹办夷务始末>、<洋务纪事始末>、<总理各国衙门清档>》，《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1983年3期。

（注26）参见影印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

（注27）参见影印本《名教罪人》。

（注28）参见排印本《多尔衮摄政日记 司道职名册》书前《叙》。

（注29）参见影印本《批本处现行事宜》书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识语》。

（注30）参见影印本《乾隆舆地全图》。

（注31）参见《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

（注32）参见《太庙考略》书前张国瑞识语。

（注33）参见《升平署岔曲》前言。

（注34）参见《升平署月令承应戏》书前文献馆《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