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旭景：历史的另一只眼──地图

20世纪初至1927年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从产生到初步发展的时期，1927年以后则迎来了一个高潮。这期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教科书，与封建时代的蒙养读本相比，这些教科书不论在内容、还是体例上都有很大进步，为后来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奠定了基础。伴随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地图作为语言的一种形象的表达载体，也逐渐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历史必资图画”

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制订“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中小学都设置历史课程，初等小学堂为“历史”，高等小学堂为“中国历史”，中学先讲中国史，后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1904年由夏曾佑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开始意识到地图的重要性，“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虽然书中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但地图插图的意识已在蕴育之中。

辛亥革命后，政府实行“壬子学制”，把原来壬寅学制中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5年改成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但历史课程的设置上基本沿袭了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期间，最大的变化是教科书开始配进历史插图、地图、文物和人像，体例上呈现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雏形。

1922年，北洋政府以美国学制为蓝本，制定了“壬戌新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中等教育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为适应新学制的需要，中学历史课程设置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中学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 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较分授之制为善。”历史教科书地图的绘制水平也有所提高，开始使用多种颜色表明地形、地貌、疆界区域、并划有经纬度。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玉森所著《新著本国史》“民族间的混合战争及其同化”一节中的“淝水战前图”即是一例。

粗看此图，要素众多，经纬网、主要的河流、象形的山脉、居民地、图例和图中不同时期国家疆域既用符号区分、又用颜色区分，显得很复杂，不容易懂，而其实这些都是和课文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地图中的主要注记在课文中基本上都找得到，依据课文，按图索骥，就不容易糊涂了。

依照今天的历史地图绘制和审查的标准，“河间、汝南、齐、楚”教科书中没有出现，地图中可以不表示，尤其是作为教科书插图；“东海”的位置标注也不对，应该注在海里，渤海、黄海、南海也没有标注；湖泊和海洋采用相同的蓝色，而黄河、长江及其支流却采用黑色；图的岸线也比较大略；“淝水战后图”中主要的岛点，如钓鱼岛、赤尾屿、东沙群岛等具有政治意义的点位都有漏注。整体来说制图仍稍显粗糙、简单。但有了地图，在面对诸多的地名、方位、国家时，已经比没有地图要容易明白的表达方式了。

正如编者赵玉森在例言中所说“研究历史不可没有地图，这书附入历代简明舆图很多。并将历史上涉于美感和学术的图画，斟酌采入，可以增加读者的兴趣。”

“南北朝图”“宋辽时代图”两图在图幅的选取上，北面取到蒙古、俄罗斯，南面取到东南亚半岛，以让读者有宏观之势，这种总体格局、总体关照的视野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这也与当时历史教育的要求相一致，“比较益审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教材中有关宋、辽一节内容的标题也是“国际上的纠纷一（宋与辽）”。

地图是配合文字的，文字怎么写，插图就怎么配，文字的格局决定了插图的格局。教材中，蒙古一节的课名是“震动世界的国威”，“……世祖便混一了中国，武功非常的发达，讨日本无功外，外降缅甸、交趾及占城，破爪哇，南洋诸国都前来朝贡。并着从前各处的领土算起来，约得亚洲十中的八九，欧洲十中的四五，版图的广大，要算古今中外所未有。”因此，此节的插图“蒙古全盛时代疆域图”，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地图绘制逐渐成熟

1927—1936年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已经配备了大量历史地图、文物、人物图像、历代兴亡表、帝系表、大事年表等。1929年的《教科图书审查办法》和《教科图书共同标准》，对于与教科书相配的挂图都开始有了具体的规定。

不同教科书的地图插图参差不齐，水平不一。新国民书社出版的金兆梓编著的初中用《新中华本国史》的地图相对就比较眉目清楚，虽然只是黑白图，但是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都一目了然。这其中，一方面与金兆梓自身就曾是中华书局的教材编辑相关。1922年金兆梓到上海，入中华书局编辑所任文史编辑，编辑《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教科书和《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等。中间到外交部工作一年。1929年，再进中华书局，任教科图书部主任、编辑所副所长，负责编辑中小学、普通师范及南洋中小学的课本，并在抗日战争前，将这些教材逐步出版齐备。图文配合以及美观大方是编辑的基本素养，因此他书中的地图绘制得当与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可能与其对于地图的认识有关系，“地理本与年代为历史上之二大眼，本书插有地图多幅以便检查，即有因地名不多而不另插图者，亦必注明今地名，以便学者得利用现代地图以准确其对历史事实之观察。”年代是最容易明晰的，既然“地理”与“年代”同为历史的两只眼睛，那么地图自然应该是清晰可辨的。

同为初中教科书，相比之下，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的吕思勉《初中教本本国史》中的图就相形见绌了。首先从底图来看，岸线是寥寥几笔，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杭州湾等处的大致形状与实际的出入太大；黄河和长江作为主要的河流，基本是直来直去的，没有体现出走向的变化；第二，从历史要素来看，当时几个国家的区域界离“象形”还差得多。地图示意最基本的是表示区域界、国等人为界线和河流、岸线等原始地物之间的关系，原始地物就不准确，就很难再谈区域界与河流之间的关系了，这样的示意图也就不够准确了。这可能并非全是编者的责任，如今历史教科书中的地图插图都是请专业地图绘制人员绘制，在那时想必也是如此，但出版社找到的绘制人员不够得力，而吕思勉对于地图和文字的配合也没有做过高的要求。吕思勉其实也做过编辑，1919年吕思勉由谢观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助《中国医学词典》之编撰。但与曾多年专注于中小学教材出版的金兆梓相比，在对中学教材的图文配合上可能还是有些差距，毕竟吕思勉本业是做学术研究，不是专注做编辑。

经过了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教科书中地图的绘制技术逐渐完善，内容也开始比较详细了。对比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和1942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蔡丐《初中新本国史》中的两汉时期图，虽然前者为彩色，后者为黑白，但就内容取舍、详略得当、清晰程度而言，后者还是要高出不少。

抗战爆发，民族情绪高涨。历史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一部分，融入当时当下的民族情感，具有现实关照也是必然的。

由金兆梓编著新国民书社出版的初中用《新中华本国史》附有一张“中国国耻地图”，地图上用各种符号显示了势力范围线、旧有界线、现有界线，以便学生学完这些内容后进行直观地比较和认知，并用各种颜色分别标记了直辖领土、藩属领土，以及俄占领地、英占领地、日占领地、法占领地，并标上数字表示丧失年代，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记住国耻，激发爱国热情。

绘制水平趋近于今

我国设置外国历史课程是从京师同文馆开始的。京师同文馆八年制课程表中规定：第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当时使用的教材《各国史略》是杨枢和长秀翻译的，它的蓝本是欧美国家的历史教科书。

民国时期，外国史的编者有很多。1935年何炳松编撰的外国史教科书胜过了同一时代的其他外国史教科书，有文物照片、历史场景和事物的想象图、绘画图、示意说明书和地图等，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设计之丰富。在讲述到具体某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时，他集中采用典型文物或遗址的图片，或用历史场景和事物的绘画想象图，或用地图，使图片与文字的描述有机融合、相得益彰，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解。

他所编著的教科书里的地图已和2000年之前人教版书里的黑白插图水平无异。大体的轮廓表示西部地中海区域，主要的山脉、大洋、河流标示出注记，次一级的河流只在图上表示而不用注记标明，具体的图例区分希腊人、拉丁人及意大利人、伊达拉里亚人、迦太基人及腓尼基人，图名、图例、地图都在各自相应的区域内。

从清末到抗战胜利，是近代史上政权变化比较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转型期，学校教育、学科教材和历史教育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同时又遵循着自身属性，不断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向好，另一方面是同时期的出版竞争导致图书品质向好。历史地图作为历史教科书里的辅助部分，也不例外，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和细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