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的死亡三重奏：斯大林一边批判他，一边需要他

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说，与其让恐怖的交响曲在脑海中回荡，不如将它写在五线谱上，让音乐演奏出来。他在音乐上是个反叛者，但在政治上只能是个懦夫，因为他要活着

 “在我死后，在我死后”，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经常这样说。1974年11月，他再一次将学生所罗门·莫伊谢耶维奇·伏尔科夫叫到他的家里，这位年轻的音乐家曾经数次坐在他的身边，倾听他讲述自己的往事和心路，并且将它们记录整理出来。现在，肖斯塔科维奇要郑重地最后一次叮嘱他，那件无数次叮嘱过的事情：他的回忆录必须在死后才能出版。因为这是他唯一无所隐藏的内心独白。

“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则就什么也别说。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就像他在回忆录开篇所说的那样，“这将是一个见证人的证词”。那是他所真实经历、所真切感受的一切：革命、恐怖，还有死亡。

 “我的童年没有任何非同一般的大事。一个作曲家的传记最没有意思的部分是他的童年，前奏曲全部差不多，读者不耐烦地想看赋格。”如果1905年发生的一切不是革命的序曲，只是一段突如其来的快板间奏，而帝俄时代的古老进行曲一如往昔，那么肖斯塔科维奇也许就像他自己所坦诚的那样以一位有音乐才能的小布尔乔亚终其一生。然而他孩童时代轻轻奏响的音符却汇入了越发激昂的革命序曲之中，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交响乐中的一部分。

约1925年，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猫，他刚刚完成了《第1号交响曲》作为毕业作品

这个11岁的少年曾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革命。1917年3月23日，为革命受难者举行的盛大葬礼行列通过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一战时因为这个名字太有德国气息而被改为俄国化的“彼得格勒”，革命成功后又将其改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改回圣彼得堡）的广场，11岁的肖斯塔科维奇也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目睹了这一肃穆的送葬队伍。那天晚上，他在钢琴上弹奏了《革命牺牲者的葬礼进行曲》：

“时刻必到，你的牺牲有了代价，

时候近了，暴政败亡人民起，伟大而自由！

再会了，兄弟们，你选择了一条高贵的路，

在你的墓前我们誓言抗争，致力于自由与人民的福祉！”

“我最初的童稚作品都题献给了革命，并且都来自于它的启发”，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毫不避讳革命给他带来的影响，“我深信，是这场革命使我成为作曲家的”。在肖斯塔科维奇关于1917年革命的第十二交响曲中充满了革命标配的雄壮和辉煌，宛如一曲英雄的合唱。但这些表面上的华丽背后却隐隐暗藏着戏谑、暴戾以及不安。

内战、战时共产主义、被遗弃的房子里长满了苔藓、街头倒毙的马匹被偷偷切下的死肉、身穿黑色皮夹克和高筒靴子的契卡以革命之名射向后脑的子弹……难以逃避。一份1920年的物价清单足以显示出革命后的严酷境况：面包，24000卢布一公斤；小麦，55000卢布一公斤。1922年2月，肖斯塔科维奇的父亲去世，在去世前，老肖斯塔科维奇的中产阶级理念已经完全崩塌，整个家庭只能靠他坚强的母亲在标准局当打字员来维系。

“1923年初，我染上支气管和淋巴结核病。医生建议我有必要前往克里米亚疗养，我从克里米亚回来后，我们必须还清债务。就这样，我在1923年底，不得不在一家电影院里工作”，1927年，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第一份个人自传中如此写下自己的窘困境况。他对电影院里的工作深恶痛绝，乃至到了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愤愤不平：“这工作又讨厌，又令人筋疲力尽。工作很累，工资低微。可是我干了，哪怕是那么微薄的钱也是我巴望着想要的。当时，我们就是这么困难。”

但在音乐史上，这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伟大创作的起点。1925年，他以《第一交响曲》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被视为作曲神童，两年后，他的《第二交响曲》即《献给十月革命》也赢得了一片赞誉。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艺术家们信仰革命，认为革命之神已经取代了旧时代的缪斯，给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1927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果戈理讽刺小说《鼻子》创作的三幕歌剧就是一个典型的尝试，被认为“抛弃了古老的歌剧创作形式……用新的音乐语言来创作歌剧”，它是一颗“无政府主义的手雷”，“为苏联歌剧建设”扫清了道路。

然而这幕歌剧总共只上演了16场便被宣告禁演。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谢尔盖·基洛夫对这幕戏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直到44年后，这幕歌剧才再次上演。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一次感受到盘旋在艺术之上强大的政治力量。

创作中的肖斯塔科维奇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当肖斯塔科维奇从钢琴家尤金娜那里听到她给斯大林写的这封回信后，理所当然地感到异常恐怖。没有人胆敢给斯大林写这样一封斥责他罪恶的信，肖斯塔科维奇将其称之为“自取灭亡”。在他看来，只有尤金娜这样具有“颠僧”气质的人才会做出这样让人恐怖的事情。那是在1948年的某一天，斯大林突然指示要一张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的唱片，恐惧的下属们找来了更恐惧的指挥，让他在一种异常恐怖的环境下进行指挥。但他们太恐惧了，以至于换了3个指挥才录好这张独一无二的唱片，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指示给尤金娜送上2万卢布以为酬金，而尤金娜却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肖斯塔科维奇不喜欢尤金娜，但却能理解其中的恐怖的意义，因为他就是这首恐怖赋格曲中一个战战兢兢的音符。

1947年10月，莫斯科，肖斯塔科维奇（右一）在理论课上弹奏钢琴向学生演示

“你也知道，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里说斯大林只有一个缺点——粗暴。其他一切都好。现在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党领导之所以认为没有必要把斯大林从党的首脑的地位撤下来，是因为按他们的看法，粗暴算得了什么缺点？相反，粗暴简直等于勇猛。”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评价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粗暴与残忍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例子之一。他在回忆录中直言自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粗暴”。但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只能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出现。

他的第七交响曲，于1941年在古比雪夫避难期间完成。此时二战的炮火响彻俄罗斯大地。他所挚爱的城市列宁格勒已经被重重包围，寒冷、饥饿、战争和死亡正在毁灭着这座城市，绝望插着恐怖的翅膀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1942年3月5日，这首交响曲在古比雪夫文化宫首演，人们注意到出现在台上的肖斯塔科维奇“似乎忍受着极端的苦痛”。这种苦痛来自于竭力承受的巨大哀伤，“这哀伤深到眼泪已经流干了”。这是肖斯塔科维奇为饱受恐怖和战争的俄罗斯人民写的一首安魂曲。任何一位用心聆听这首交响乐的人都会理解：它撕开了恐怖的面孔，从而将希望的阳光带到这个几近毁灭的国度。

1953年3月5日21点50分，斯大林死了。

根据某个来源不明的传言。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屋子里回荡的正是尤金娜演奏的那曲独一无二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这多少有些隐喻的意味：音乐最后还是战胜了恐怖。就在这一年的12月17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家乡列宁格勒演奏了他的第十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将其视之为他最完美的成就，也是他用音乐给那位“已死的暴君”一次讽刺性的复仇。因为这首交响曲刻画的正是他内心中的“斯大林的音乐肖像”：“愤怒、暴戾、猛烈的敲击、绝对的残酷无情”，它是邪恶势力的音乐化身。

1941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成员在参加消防演习，身着消防队员制服的肖斯塔科维奇（右）拿着水枪参与其中

悲怆的复仇只能在斯大林死后才能达成，如果他活得更加长久，那么肖斯塔科维奇的命运几乎可以肯定会以悲剧收场，只是迟早的问题。他在第七交响曲的短暂成功之后，很快就再次成为批判的对象。1948年，他再度被斯大林点名，受到公开鞭挞。反人民的形式主义的帽子被牢牢扣在他头上。斯大林让他活着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可以为那些给斯大林歌功颂德的电影谱写辉煌壮丽的配乐。就像他在1949年为电影《攻陷柏林》所做的组曲，在片尾，雄壮的旋律中，扮演斯大林的演员走下飞机，接受群众演员声嘶力竭的山呼万岁，终曲在斯大林向民众做出的“你们将拥有幸福和快乐”的许诺中落下帷幕——这是肖斯塔科维奇唯一的用处，因此斯大林才让他以御用配乐师的身份苟延残喘。直到斯大林的猝然死亡将他解脱出来。

然而这自由恐怕也只是死亡迫近前的点缀，越来越多的荣誉像铁屑一样吸附在他的身上。他不愿离开这片他生活和熟悉的土地，但又难以抑制自己看到这片土地被残酷蹂躏的哀恸。“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我不想在这些废墟上建造新的波将金村。”

“死亡的权力无边”，他如此写道。他曾经一再地逃避死亡，抗拒死亡，但他现在“已经看到了死神的眼睛”。他所担心的不再是被死亡突然攫住，他甚至不担心死后的湮没，让他担心的是死了还要被人操控：

你知道，死人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他们变成肉冻。

1945年，肖斯塔科维奇（中）与苏联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左）、阿拉姆·哈恰图良（右）

为了防止变成肉冻，他做了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把他所经历的一切口述记录下来，交给学生伏尔科夫，让他在他死后想方设法出版，让人们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只有这样，死亡才不会成为被利用的肉冻，死者才能在记忆中一次次地对活人讲述他生前躲藏的秘密，死亡才不会是最终的结局，而是一首余音不绝伟大的终曲。

1975年8月9日，他终于等到了那个时刻，旋即被浇上“纪念的汤汁”：“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与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共产党忠实的儿子。”伏尔科夫发现安卧棺中的肖斯塔科维奇脸上带着微笑，“超脱、安宁、平静、满足，似乎他又回到了童年。似乎他已经逃脱了一切”。而他的音乐将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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