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刘云：安倍“劳动方式改革”评估

201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发表第六次施政演说，将“劳动方式改革”作为本次例行国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切实改变劳动方式，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待遇、支援产育等，以应对少子老龄化、保持日本未来增长活力。

一、“安倍经济学”聚焦到“人”

2012年，安倍二次执政，提出了“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即“量化宽松”“公共财政扩张”“增长战略（结构改革）”。其中，“量化宽松”“公共财政扩张”效果很好，结构改革则略显步履蹒跚。

2012-2014年，安倍“增长战略”瞄准的是企业盈利，亮点是小幅下调了企业税负，政策较往届政府的改革方案并无出彩之处。其上台的12月通过了《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和《国家战略特区法》，2013年6月颁布了“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6月再度颁布了“修订版再兴战略”，政策仅停留在鼓励设备投资、强化企业盈利、培育新型产业等较为空洞的目标上，被人诟病虚多实少。

2015年9月，面对量宽作用式微及连续2季负增长，安倍提出了“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标志着“增长战略”的调整。其宣布了以“希望、梦想和安心”包装的“新三支箭”，包括改善幼儿保健、实现入托零等待、扩大无偿幼儿教育等的“编织梦想的育儿支持”，及护理员工零离职、居家护理减负、兼顾工作与护理等的“安心社会保障”。此举将结构改革转向更为具体的人，2016年的财政预算和补充预算也以此为目标，并逐步演变成当前的“劳动方式改革”。

2016年中，安倍公开表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改革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当年9月启动了“劳动方式改革实现会议”，由安倍本人任议长。“劳动方式改革”被日本媒体称为安倍“肝煎”般关心的政策，其目标是大幅缩短劳动时间、改变劳动方式、改善劳动待遇，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休闲和顾家，同时对育龄女性的生产和育儿进行支援，保持日本社会与经济未来的增长活力。

二、改革思路大体成型

安倍总结“劳动方式改革”有三个支柱，即“劳动时间限制”“同工同酬”“脱时间给制度” ，还包括全覆盖社会保障、无偿化教育等相关政策，计划于2019年4月实施。

2017年3月底，安倍正式提出“劳动方式改革实行计划”，形成了“劳动方式改革”初步思路，媒体普遍把2017年称作“劳动方式改革”元年。

“劳动方式改革实行计划”有9个要点：改善非正规就业待遇，实现同工同酬等；加薪，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长时间劳动；提供转岗、再就业援助，通过教育避免阶层差异固化；推动自宅就业、兼业、副业等柔性劳动方式；建立对劳动方式中立的社保、税收制度，活跃女性及年轻人；促进老龄人口就业；使治病、育子、看护与工作可以两立；接纳外国人的问题。安倍自赞这是“日本劳动方式改变的历史一步”。

“脱时间给制度”等政策理念受到了劳方及野党的反对，安倍政府在2017年一直就相关问题与代表劳动者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联合）、代表资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等进行协商，有些分歧得以化解，基本形成了“劳动方式改革”具体方案。结合2018年1月22日安倍在众议院发表的第六次施政演说及媒体披露信息，“劳动方式改革”大体如下。

一是改变长时间劳动的习惯，实现同工同酬，设置有限度的加班罚赏机制，超越“36协议” 。大体确立了月加班45小时、年加班360小时的基本原则，特例延长后年加班上限可达720小时，允许每年繁忙期最多6个月超过月加班上限，繁忙期的单月不超过100小时、2-6个月平均加班时间在80小时以内，可在5年后调整规则。企业必须确保每年104天休息日，有义务在下班到下一次上班之间，设定一定休息时间的“工作间歇”制度。对于不属于上限标准适用对象的司机及建筑工人等，政府拟经过一段缓冲期后将其列入限制对象。大企业落实加班规定的时间是2019年4月，落实同工同酬的时间是2020年；中小企业落实加班规定的时间是2020年，落实同工同酬的时间是2021年。

二是扩大所得税扣除基础，重新审定上班族等特定生活方式的税收扣除制度。根据2018年度税制修订大纲，增加10万日元所得税扣除基础；对年收入超过850万日元者增税，扣除额上限为195万日元；减少自由职业者纳税额；包含22岁以下及需要护理家庭成员的家庭不在上述增税范围。

三是实施“脱时间给制度”。部分收入高、专业性高的工作不以时间而以成果进行评价，相关人员从必须支付加班费的规定中剔除，该制度自2019年4月实施。

四是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自4月份提高护工报酬，2019年秋起对高级护工给与8万日元补助，保障2020年初 50万人的护工规模。今年给保育员每月增加3000日元补助，明年再增加3000日元，达到4万日元规模。推行无偿化教育，今夏拿出幼儿园、保育园无偿化政策的结论，今年提高儿童抚养津贴，来年将支付次数由3次增加至6次，2020年实现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实质性减免。

三、旨在破解结构困局

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称“人口就是命运”。经济改革的本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核心要素就是劳动，因为生产活动离不开人。安倍“劳动方式改革”抓住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关键，在第六次施政演说中矢言“要完成《劳动基准法》 制定70年来首次彻底改革”，实现“任何人都能发挥能力的灵活劳动制度”。

一是改变日式“加班狂”风气，提高劳动效率。日本形成了靠“露面时间”判断员工绩效、员工不敢比老板早走的文化，员工过劳、精神压力大但工作效率低下。日本2016年平均劳动时间为1713小时，高于德国的350小时，正式员工平均劳动时间甚至超过了2000小时，而劳动生产率自1990年代以来仅提升了1%，约为美国的60-65%、欧洲的80%。2015年12月，日本大型广告公司电通新进员工、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桥茉莉自杀事件 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日本政府更加关注转变劳动方式，甚至在2016年10月首次发布了《过劳死白皮书》。有部分企业响应了政府“劳动方式改革”的号召，鼓励员工居家工作、睡午觉、喝下午茶，实行“超值星期五”运动，用现金补贴休假。改变劳动方式是有效的，日本总务省2016年度调查，企业实行居家工作制度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0%，但也应看到效果是缓慢释放的。

二是完成“安倍经济学”政策逻辑链。“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逻辑就是用货币“大水漫灌”、辅之政府消费“兜底儿”，把日本经济和日本人民的信心从“通缩泥沼”中拉出来、立起来。虽然日本经济出现了所谓的战后第二长景气，日经股指翻番突破23000日元，上市公司账面盈利连年大增，但并未惠及广大群众，家庭可支配收入甚至低于安倍上台前，占GDP六成的个人消费始终萎靡不振。关键就是“加薪”问题。安倍从2014年春斗起一直呼吁企业加薪，效果非常有限，据经团联统计4年间工资仅增长2%。安倍呼吁的“企业2018年加薪3%”也难落实，路透调查显示2/3企业认为难以实现、一些企业甚至对该要求不予理会。如果能够减轻企业劳动者压力，促进兼职、副业、居家劳动，那么有可能实现家庭可支配收入小幅增长，但又会造成新的过劳。

三是缓解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压力。普遍共识，少子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通缩的主要原因，甚至有日本政客将之称为“国难”。2017年，日本人口净减少40.3万人，连续11年减少；20岁新成人仅有123万，连续8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1%；劳动人口仅为7500万，预计到2065年跌至4500万。日企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工人短缺，反应劳动力供给情况的有效求人倍率高达1.5，即3个岗位只有2个人应聘。安倍希望通过改善育儿、护理环境促进女性和老人就业，可能会有一定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一方面，限于日本特定社会文化，能够就业的女性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日本已经出现了“下流老人”“过劳老人” ，老人就业也难有大幅提升。

也要看到，“劳动方式改革”面临着财政制约。“劳动方式改革”是安倍的政绩工程，有日媒评论安倍“瞄准了今秋自民党总裁换届选”，“想积累政绩”，内容有“撒胡椒粉”的感觉。虽然日本2017年度的税收有所增加，但赤字财政本质未变，花钱依然捉襟见肘，改革的财政制约仍旧很大。1990-2017年，日本社保费用从13.3万亿日元上升到33万亿日元，财政预算占比从19%上升到34%。日本政府2017年12月制定的规模为2万亿日元的一揽子育儿政策，1.7万亿日元需要通过消费税增税实现，0.3万亿日元要企业负担，社会普遍担忧日本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如何保障“劳动方式改革”的财源，将成为自民党内的重要议题。

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