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李清如：日本对印度的经济布局:演变、动向及启示

一、引言

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 逐步放松对外汇的管制, 着力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在财政、金融和贸易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入21世纪之后, 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2001~2016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同时, 印度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提供了兼具规模性和成长性的消费市场, 充沛的劳动力和优良的地理位置, 为印度创造了成为国际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的潜力。这对于能源匮乏, 经济低迷, 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来说,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基于经济动机和地缘政治的战略意图, 日本非常重视对印度的经济布局。从2000年提出的“日印全球伙伴关系”, 到2006年的“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再至2014年的“日印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日印关系逐步升级。2016年11月, 印度首相莫迪访问日本, 双方签署核能协定, 并商定以日本新干线方式建设印度西部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间高速铁路的工程计划, 日印经济关系急速提升。

二、日本对印度经济布局的演变与现状

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 日本随美国对印度展开经济制裁, 日印经贸关系一度低落。“9·11”事件之后, 美国以反恐为最优先课题, 着手改善与印度的关系, 日本亦随即解除对印制裁, 日印经贸关系迅速回暖, 印度成为日本日元贷款援助最大的受援国, 双边贸易额和日本对印投资额显著上升。2011年, 日印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印EPA) 正式生效, 日印经贸合作全面推进。近年来, 日本以官方援助为突破口, 结合双边贸易和外商投资多管齐下, 进一步强化对印度的经济布局。

(一) 日本与印度的双边贸易

双边贸易是日印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90~2002年间, 日本对印度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一直在14亿美元至30亿美元之间。自2003年起, 商品贸易额迅速上升, 出口额由2003年的23.91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110.78亿美元, 进口额则由21.79亿美元增长至68.23亿美元。2012年之后, 受日本整体对外贸易收缩的影响, 日印贸易额有所下滑, 至2016年下滑趋势渐收, 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维持在80亿美元和5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在贸易平衡方面, 日本对印度的商品贸易自2003年开始一直维持着贸易顺差, 最初几年顺差较小, 2007年之后顺差逐渐扩大。2007~2016年的10年间, 日本对印度贸易顺差累计约280亿美元。印度在日本对南亚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达到约七成, 是日本在南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贸易结构方面, 日本对印度的出口以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和机械设备为主, 化学制品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2009至2016年间, 工业制成品在日本对印度出口总额中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其中80%以上为钢铁、有色金属和金属制品。同时机械设备, 包括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 占日本对印度出口总额的半数左右, 其中一般机械主要集中在发动机、金属加工机械和纺织机械等, 电气机械主要集中在重型电力机械、电测仪器和电路等, 运输设备则主要是机动车零部件。此外, 化学制品的出口份额逐渐上升, 其中塑料制品的份额上升较明显, 有机化合物也占据一定比重。食品、原材料和矿物燃料是日本对印度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年来占比有所下降。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以铁矿石为主的原材料进口份额自2009年以来逐渐降低, 2013年后不足10%。而石油制品在日本对印度进口总额中的占比曾一度接近40%, 但在2015和2016两年中下降非常明显。相反, 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比有所上升, 主要是纺织品和非金属矿物制品, 如水泥、石膏、石灰和混凝土等。化学制品进口份额的增长则更加显著, 其中有机化合物占据了很大比重。此外, 虽然机械设备的进口份额不高, 但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总体来看, 近年来日本对印度的进口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 主要表现为原材料和石油制品的份额降低, 化学制品、工业制成品和机械设备的份额上升。这一方面反映出印度着力调整出口结构, 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说明日本通过对印度投资带来了产业内贸易的增加。

(二) 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

日本对印度的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均不断扩张。2005年以前, 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比较缓慢, 在日本对外投资总存量中所占的比重未超过0.5%, 同期各年投资流量均不足5亿美元, 受日本对印度核试验进行经济制裁的影响, 投资流量曾一度降低至2亿美元以下。2006年之后, 日本对印度的投资迅速扩张, 特别是出现了日本大型医药公司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收购印度当地制药公司兰伯西, 以及日本主要移动通信运营商之一都科摩出资购入印度塔塔电信公司股份等大规模投资项目。日本对印度的投资流量攀上高峰, 2008年和2009年分别达到55.51亿美元和36.64亿美元。同时, 投资存量也在不断累积, 由2006年的23.15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154.16亿美元, 在日本对外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也由0.51%上升至1.61%。

2012年之后, 日本对印度投资趋向平缓, 2012~2015年间投资存量维持在135亿美元至155亿美元之间, 在日本对外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约为1.1%至1.5%, 除2015年由于化学医药行业大规模的投资撤回而出现了负流量之外, 其余各年投资流量均达到20亿美元以上。2016年日本对印度投资出现反弹, 净流量达到38.68亿美元, 恢复至2009年高峰时期水平。与投资规模的波动有所不同, 日本对印度投资的企业数量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 从2006年267家到2013年超过1000家, 2016年进一步增至1305家, 开设营业机构和办事处达4590所。

日本企业对印度投资热情高涨。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IC) 2016年对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情况所做的调查显示, 在中期内 (未来三年左右) 日本企业有望进行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 印度得票率为47.6%, 排名第一位, 较上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以42.0%和35.8%的得票率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在2012年之前, 中国一直是日本企业中期内最有希望投资的国家, 这一情况在2013年的调查中发生了变化。自2014年起, 印度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国家, 并且在2015年和2016年继续保持。从长期 (未来十年左右) 看, 日本企业有望进行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 印度也自2010年以后连续七年排名第一位。2016年62.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从长期看有望对印度进行投资, 较上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因此, 无论从中期, 还是从长期看, 日本企业对印度的投资意愿都非常强烈。

(三) 日本对印度的政府开发援助

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印度经济布局的重要一环。1958年日本开始启动日元贷款对外援助项目, 印度就是最初的受援国。1998年日本针对印度核试验进行制裁, 一度冻结新设日元贷款项目。2003年重新恢复之后, 以日元贷款为中心, 日本对印度的政府开发援助迅速扩大, 并一直保持对印援助第一大国的地位。2003~2010年间, 日本对印度的援助额由6.9亿美元上升至17.1亿美元, 明显高于其他主要援助国, 且差距不断拉大, 在印度总受援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达到约36%。2011年以后, 日本对印援助额有所波动, 但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印度总受援额中的占比也保持在27%以上, 并曾一度达到40%。同时, 印度虽然在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所占份额较低 (均不超过2%) , 但在日本对外援助总额中所占比重自2005年逐渐上升, 至2010年达到约11%, 此后除2013年有所降低外, 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 2015年上升至13%。

日本政府对外援助主要包括无偿资金、日元贷款和技术援助三种形式。其中, 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印度援助的主要方式, 同时印度还是日本日元贷款项目中最大的受援国。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 截至2014年度, 日本对印度援助累计47207.6亿日元, 其中日元贷款累计45750.6亿日元, 占比97%;无偿资金援助累计920.8亿日元, 占比2%;技术合作援助累计536.2亿美元, 占比1%。

交通运输、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日本对印度进行日元贷款援助的重点领域。其中, 交通运输领域的项目众多, 持续时间长且金额巨大。例如, 1997~2010年间, 针对德里快速运输系统建设项目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工程, 日本陆续向印度提供了总额约3748亿日元的低息贷款, 用于德里首都圈地铁和高速铁路网络的建设。随后, 2012年3月和2014年3月, 又与印度签订了金额分别为1279.17亿日元和1400.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 用于该项目第三段工程的建设, 包括轨道铺设、车辆调度、无线通信技术导入以及列车控制系统升级等。这一项目也被选入日本政府所编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案例集》, 成为对外宣传的典型。同时, 对印度其他主要城市孟买、金奈和艾哈迈达巴德, 分别有孟买地铁3号线建设项目、金奈地铁建设项目和艾哈迈达巴德地铁项目等。

除交通运输外, 电力和水利项目也是日本对印度基础设施日元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2016年间, 日本和印度签订了金额分别为268.00亿日元、217.87亿日元和154.57亿日元的贷款项目, 用于哈里亚纳邦配电设备升级项目, 奥里萨邦输电系统改造工程, 以及中央邦输电系统强化工程。2013和2014年则签订水利项目西孟加拉邦管道供水工程和阿格拉供水工程 (第2期) 。此外, 日本对印度的援助还涉及农业和农村开发、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如2014年印度理工学院海得拉巴校区校园改造项目, 2016年贾坎德邦滴灌导入及园艺推广项目和泰米尔纳德邦城市卫生保健项目等。

三、日本对印度经济布局的特点

(一) 以高铁和核电为重心, 强推对印度基础设施出口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印度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为突破口, 瞄准印度基建市场, 凸显与中国的竞争态势。特别是高铁建设项目, 在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市场竞争失败后, 日本迫切希望能够在印度市场取得进展, 为此不惜开出超优惠的贷款条件。2015年12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 双方达成价值1.8万亿日元 (约149亿美元) 的高铁建设协议, 确定将采用日本新干线方式建设印度首条高速铁路。该条铁路贯通印度西部两大城市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 总长约505公里。按照协议, 日本将向印度提供1.46万亿日元 (约121亿美元) 的日元贷款, 占项目总额约81%, 年利率低至0.1%, 还款期限长达50年。这样超低息和超长期的贷款在日本对外援助项目中极为少见。同时, 日本还将提供车辆、线路和运行系统等一揽子技术援助。而就在此前不久, 中国和印度刚就铁路合作签署了行动方案。

在核电出口方面, 日本一向以核武器受害国自居, 宣称力争实现“无核武世界”。但是, 受福岛核事故的重创, 日本国内核电产业陷入泥潭。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 试图通过核电出口缓解国内困境, 而人口众多, 需求巨大的印度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市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协调, 继2015年日印双方达成原则性共识之后, 2016年莫迪访日期间, 日本和印度政府正式签署核能协定, 打开了日本向印度输出核电站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通道。这是日本首次向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进行核能输出。此举遭到日本国内民众强烈反对, 但是基于核电出口潜在的巨额经济利益, 日本政府依然本着利益优先的原则, 力促这一协定最终达成。同时, 在莫迪访日期间, 安倍还就高铁项目进行游说, 希望印度能够在其他路线上继续采取日本新干线方式。

(二) 深度参与当地区域开发, 扩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

日本对印度的经济布局并不单纯以促进贸易额或投资额的增长为目标, 而是更多地采取政府开发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以点带面, 深度参与当地区域开发。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印度德里—孟买间产业大动脉构想 (DMIC) 。德里—孟买间产业大动脉构想是现阶段印度经济建设的重点项目, 该项目覆盖印度两大都市德里至孟买间的西部六大邦, 计划建设总长约1500公里的货运专用铁路, 并在铁路两侧形成由工业区、物流基地、发电厂、道路、港湾、商业机构等一系列设施组成的工业带。根据日印两国的协议, 由日本官方以日元贷款的形式提供资金建设DMIC项目的核心工程———货运专用铁路建设项目 (DFC) , 同时吸收日本民间投资, 建设沿线工业基地, 形成以货运专用铁路为轴心的印度制造中心和出口基地。

自2009年开始, 针对其中的第1段, 即长度约920公里的雷瓦利至巴罗达路段, 以及第2段, 即长度约550公里的巴罗达至孟买路段, 日本与印度陆续签订了26.06亿日元 (第1段第1期) 、902.62亿日元 (第1段第2期) 和16.16亿日元 (第2段第1期) 的低息贷款项目。随后, 2013年3月和2016年3月, 又针对第2段第2期和第1段第3期工程, 分别签订了1361.19亿日元和1036.64亿日元的贷款协议, 用于货运专用铁路的铺设, 信号和通信系统的整备, 以及运输设备的调配等。同时, 日印双方共同注资设立DMIC项目开发基金, 其中日本方面由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进行融资, 以促进本国民间企业参与开发。除德里—孟买间产业大动脉构想之外, 日本还积极参与到印度金奈—班加罗尔产业走廊构想 (CBIC) 的建设中。官民合作共同进行地区开发, 是日本对印度经济布局的一个重要趋势。

(三) 借经济合作推进政治和安保合作, 强化存在感和影响力

对比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数据可以发现, 对印援助在日本对外援助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与贸易和投资在各自领域中所占的比重极不相称。日本对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占其对外贸易和投资总额的比重均不超过2%, 但是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占对外援助总额的比重却达到10%以上。这说明, 日本对印度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合作的发展, 而更是在于借经济合作之机推进政治和安保合作, 强化其在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特别是近年来, 日本频频向印度送出经济“大礼包”, 以期得到印度在周边和国际事务中的支持。2014年1月安倍访印期间, 承诺向印度提供总额约2000亿日元的贷款,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年9月, 印度首相莫迪访日, 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 表明未来五年间日本向印度提供官方和民间投融资共计约3.5万亿日元, 并力争实现直接投资额和企业数量倍增的目标。2016年3月, 日本与印度一次性签订了总额2422.76亿日元的贷款项目, 涉及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和农业开发等多个领域。

2015年11月, 安倍和莫迪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领导人会议时举行会谈, 安倍表示希望进一步提高日印间安保合作水平, 莫迪则表示赞同日本加入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实现美印日三国军演常态化。紧接着12月安倍出访印度期间, 日印双方签署了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协定, 以及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以便于日本向印度转让相关装备和技术, 以及两国共享防务领域秘密情报。2016年9月在老挝召开的东盟峰会上, 安倍向莫迪表明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并称“印度是连接亚洲和非洲最重要的国家, 希望日印紧密合作, 推动这一构想具体实现”。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一个月安倍出席在非洲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时发表基调演讲, 提出这一“新外交战略”, 并称“连接亚洲和非洲的是海洋之路, 日本将把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 培育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之地, 日本将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而在2016年11月莫迪访问日本期间, 安倍再次强调, 并号召与印度的“向东行动”战略相配合, 共同主导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述一系列举动, 彰显了日本的政治野心和抗衡中国的强烈态势, 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 拉拢非洲, 联合印度, 强化日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并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围堵。

四、日本对印度投资的挫折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不断深化对印度的经济布局, 虽取得了一定成效, 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事实上, 2008~2009年间将日本对印度的投资推向高点的两大投资项目, 最终几乎是以失败告终。2008年日本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收购印度制药公司兰伯西, 取得该公司63.4%的股份, 收购总金额达到4900亿日元。兰伯西为印度排名前列的仿制药公司。第一三共希望能通过此次收购扩大其在仿制药领域的销售渠道, 并积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经营业务的经验。但是, 就在第一三共雄心勃勃地展开收购之后不久, 该公司在当地的两个主要工厂随即爆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对此进行了制裁, 禁止其向美国出口产品。此后, 第一三共就一直纠缠于子公司质量问题和对美交涉之中。2011年兰伯西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 并支付巨额赔偿金, 但是2013和2014年美国又对位于旁遮普邦的两个重要工厂进行了制裁。由于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兰伯西几乎陷入绝境。2014年不堪重负的第一三共采取股份置换的方式出售了兰伯西的全部股份, 转为持有印度太阳制药公司9%的股份。转换之时, 第一三共所持有的兰伯西股份已由最初的4900亿日元跌至2100亿日元, 仅市值就损失了2800亿日元, 再加上为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而支付的巨额赔偿金等, 总共损失约4500亿日元。

考虑到印度经济快速增长, 移动通信市场将会随之扩大, 为了增加收益, 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都科摩于2009年耗资约2640亿日元, 购入印度塔塔集团下属电信公司约26%的股份, 且在2010年和2011年又分别追加投资110亿日元和146亿日元, 用于关联企业和网络升级。但是, 令都科摩没有预料到的是, 印度市场的经营环境非常严峻。本地用户价格导向性较强, 各运营商之间价格竞争激烈, 用户频繁地更换运营商;行政管理混乱, 无法确保电波传送通道, 塔塔所持有的波段许可也被取消;基础设施薄弱, 都科摩的技术无法在当地顺利展开。在此情形下, 2014年都科摩承认错误估计了形势而导致投资失利, 决定撤回在印度的投资, 并要求塔塔集团控股公司按照双方当初的协议回购全部股份, 但是塔塔并没有照此履行。2015年都科摩向国际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虽然最后的仲裁结果支持了都科摩的要求, 并判定塔塔支付赔偿金, 但塔塔以“印度储备银行 (RBI) 不允许”为由, 对此不予回应, 双方一直在僵持中。都科摩实际上陷入了想退却不能退的境地, 而无法顺利撤资则可能意味着损失仍在继续累积。受此打击, 都科摩积极的海外投资战略一度宣告终结。

在大规模投资折戟沉沙的同时, 日本政府极力鼓吹的基础设施出口也不是很顺利。按照原计划, 日本官方以日元贷款形式向印度货运专用铁路建设项目 (DFC) 提供资金, 以保证日本企业在车辆制造和轨道铺设等工程中能够中标, 但是印度方面对于价格相当看重。以川崎重工为中心的日本企业联合体所提出的车辆制造价格 (每辆5亿卢比) , 是印方期望价格的两倍, 而此前印度刚以2.5亿卢比的价格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购入800台类似车辆。按惯例, 日方认为有官方援助作为保障, 日本企业拿下项目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印度方面对报价迟迟不予认可, 本应于2015年签订的合同, 直到2016年末双方还在僵持中。在核电方面, 对于相关领域的日本企业来说, 日印签署核电协议是重大利好信息, 但是能否顺利推进, 如何规避风险, 目前仍是未知之事。根据印度法律规定, 在发生事故时, 不仅核电站经营方要承担责任, 核电站设备的提供方也要承担责任。因此, 如果日本向印度出口的核电站在日后经营过程中出现事故, 日本企业仍然要背负赔偿义务。这说明, 日本的官方经济援助虽然能够帮助日本企业达成向印度出口核电站的目的, 却无法免除经营过程中的连带责任, 而这一连带责任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这对于准备进军印度的日本核电企业, 无疑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同时, 核电站建设项目规模较大, 受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财政状况影响颇深, 一旦政权更迭或是财政状况恶化, 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此前日本在越南的核电站项目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而停滞。

总体来看, 日本对印度经济布局中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 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 而这也是我国在处理与印度经贸关系时可以借鉴的。首先, 印度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 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 但印度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 其隐含风险较高, 因此在展开经济合作之前, 有必要对合作对象的财务状况、业务流程、质量监管、营业资质等各方面进行深入调研, 了解真实的情况, 以规避风险。其次, 印度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复杂, 各邦之间并不是完全统一, 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与东亚地区差别较大。随着印度的经济增长, 未来与印度的经贸联系可能会更加紧密, 因此系统地人才培养必不可少。同时, 民间企业的业务领域毕竟有限, 政府所能提供的支持, 不仅包括融资方面的支持, 还应更加注重信息共享。再次, 印度是一个需要长期经营的市场, 一方面, 需要官方和民间相配合,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为企业创造一个能够顺利展开经营的环境;另一方面无论是援助还是投资, 都需要一个长远规划, 如果过于注重短期利益, 像日本举全国之力推动的高铁和核电出口, 恐已埋下失败祸根。最后, 价格和质量因素是与印度进行经济合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印度的价格竞争非常激烈, 从日本的案例来看, 即使投入了大规模的官方援助, 没有价格优势, 也不能确保本国企业一定能够拿下工程项目。日本一直以“日本制造质量高, 所以价格高”为理由。但实际上, 日本产品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本控制问题造成的。以川崎重工为例, 其车辆报价之所以较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高出许多, 是由于后者具有丰富的机车出口经验, 全球销售量大, 规模效应显著, 从而达到了成本降低的效果, 且阿尔斯通的基本车型非常成熟, 后续仅需根据不同需求方的要求加以调整, 边际成本较低, 而这些优势川崎重工并不具备。由此可见, 降低成本以价取胜是在印度经营业务的必要条件。但同时, 随着印度经济发展, 居民收入提高,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严苛。因此, 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提高质量, 才是开拓印度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注释

(2) (2) World Bank OpenData.http://data.worldbank.org/.

(3) (3) 2000年, 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 提出构建“21世纪日印全球伙伴关系”。2006年, 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 双方决定共同构建“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加强双边关系。2014年,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 双方首脑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确定“日印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1) (1) UN ComtradeDatabase.http://comtrade.un.org/data/.

(2) (2) 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tsdl.htm.

(3) (3) [日]小島眞:「日印経済関係深化拡大への課題」、世界経済評論2016年版、Vol.60、No.3、第65-72頁。

(1) (1) 日本国際協力銀行 (JBIC) :「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2016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ート結果 (第28回) 」、2016年。

(2) (2)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 (ODA) 国別データブック2015」、2016年。

(3) (3) OEC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IDS) online databases.http://www.oecd.org/dac/stats/idsonline.htm.

(4) (4) 日本的财政年度为公历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5) (5)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 (ODA) 国別データブック2015」、2016年。

(1) (1) 日本国際協力機構 (JICA) :「ODA見える化サイト」.https://www.jica.go.jp/oda/index.html.

(2) (2) 日本外務省:「『質の高いインフラ投資』事例集」.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index.html.

(3) (3) 日本国際協力機構 (JICA) :「ODA見える化サイト」.https://www.jica.go.jp/oda/index.html.

(4) (4) 同上。

(5) (5) 日本国土交通省:「インド高速鉄道に関する協力覚書等への署名について (報告)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tetsudo02_hh_000064.html.

(1) (1) 「安倍首相、インドへ出発シン首相と会談」、日本産経ニュースホムペジ、2014年1月25日。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40125/plt1401250009-n1.html.日本外務省:「インドに対する円借款に関する書簡の交換」、平成26年3月31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00.html.

(2) (2) 「対インド投融資、5年で3.5兆円日印首脳会談」、日本経済新聞ホムペジ。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01H1K_R00C14A9MM8000/.

(3) (3) 日本外務省:「インドに対する円借款に関する書簡の交換」、平成28年3月31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3161.html.

(4) (4) 日本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平成27年11月21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4_001574.html.

(5) (5) 日本外務省:「日印防衛装備品·技術移転協定及び日印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署名」、平成27年12月12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3_000168.html.

(1) (1) 日本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平成28年9月7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05.html.

(2) (2) 日本外務省:「TICAD VI開会に当たって·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基調演説」、平成28年8月27日。http://www.mofa.go.jp/mofaj/afr/af2/page4_002268.html.

(3) (3) 日本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平成28年11月11日。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3_001879.html.

(1) (1) 「川崎重工が陥った『インド鉄道ビジネス』の罠」、日本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2016年12月12日。http://toyokeizai.net/articles/-/148812.

(2) (2) 「日本とインドが原子力協定締結、原発輸出促進に期待も賠償懸念でメーカーは二の足ベトナムでは受注案件の中止も」、日本産経ニュースホムペジ、2016年11月11日。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61111/plt1611110028-n1.html.

编辑：张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