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黄涛：孤独者的政治学：评李猛《自然社会》

孤独者如何能走出被抛的世界，这是霍布斯及其追随者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自然社会》有关被抛者命运的分析最后，有这样的句子，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跌宕起伏，仍然是由人的被抛处境所规定的。而且在根本上，“被抛”的自然状态是此在替代人的自然本性的现象学特征。“抛”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现代主体的这一存在方式意味着，在一个被抛者遭遇的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与伦理关系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转变为以权力安排为焦点的政治制度。（页177-178）

尽然自然人失去了自身的伦理学，但他们仍然有望过政治的生活。从此，伦理与政治，道德与法律便被截然地区分开来，被抛者的生活注定只能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建立起来，被抛者没有属于自己的伦理学。

我们不妨首先看看霍布斯的自然人如何面对这一人性论困境，《自然社会》第18节对霍布斯的自然法进行了细致分析。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是理性发现的“便利的和平条款”，是自然人摆脱自然状态寻求的规范。这一节对霍布斯的自然法的规范分析十分细致，一上来就罗列了十八个自然法条款，对这些条款的分析分为两组，其一是根本性的自然法，其二是其他自然法。

所谓根本性的自然法，就是《利维坦》中的前三条自然法，寻求和平、放弃权利和履行信约。但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谁能保证这些孤独的、警觉的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和信守契约？这是一个难题，在霍布斯那里找不到自然状态的自然人自愿地放弃自己权利的理由，相反，自然人彼此有着一种“合理的猜疑”，这种猜疑妨碍了他们的彼此信任，妨碍了他们基于此种信任缔结稳定的契约，他确立的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下无法发挥效力，在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面临的困境是一种源自自然人品质的内在困境，这是自然状态具有的一种无限自由的法权矛盾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第18节有关霍布斯笔下自然法面临的困境的分析同第6节有关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之间的分析之间就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些无家、无国和失去坛火的自然人，无法走出自身的世界，加入同他者组成的世界。因此，就不能指望依靠他们的自愿，依靠他们的内心来摆脱“孤独、贫困、卑污、野蛮和短促”的生活状态。

面对这一自然法的困境，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将自然法建立在人为国家上面，这就是著名的利维坦：在霍布斯这里，是人为建立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法，才真正终止了自然状态。（页305）  

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并不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建立的，相反，倒是自然法在国家或者政治社会的状态下凭借主权才真正成为具有义务约束力的法律。只有当其成为国家或主权者的命令时，才能作为真正的法发挥作用。（页327）

《自然社会》专辟一章分析霍布斯创建的“人为国家”。在这一章中，有关原初契约的论证不过重复了第18节中有关自然法困境的分析，由于存在“合理猜疑”，根本无法通过使自然人放弃权利、产生义务的信约方式来建立这一权力（参见页395）。既然如此，这个人为国家又从何而来呢？

《自然社会》第22节中有关原初契约的分析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就建立在霍布斯给我们精心设计的契约结构之上。具体来说，在这个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中，尽管一方放弃权利时是以另一方放弃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但订约的双方并没有没有针对彼此放弃任何权利，而是同时针对尚未存在的国家或未来的主权者放弃了一切可以放弃的权利，不再抗拒后者的行动，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这样的承诺。（页398）

根据《自然社会》中的说法，这个“精心设计的一个契约结构”能够避免之前“先行履约问题带来的合理猜疑”，原初契约实质是一次制造使自身的规范性成为可能的权力的法权行为。原初契约的规范性既不先于自身（原初契约并不依赖于自然法的义务约束力），也不在建国行为之后（原初契约不能求助于尚未存在的实定法及其惩罚），而是与共同权力一同诞生。（页398）

应该注意到，这个精致的原初契约的结构分析并非来自于霍布斯本人，而是《自然社会》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分析并未解释，自然状态之下彼此疑惧的自然人为何会选择服从一个“有待制造的人为第三方”，为何这个第三方不会在自然人之间带来“正当的疑惧”。

《自然社会》认定，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建立国家的原初契约的意义就在于，将制造权力与形成义务结合在同一组（终止自然权利的）权利让渡行为中，同时构成国家与其道德基础。（页400）

这种同时产生规范性义务与约束性权力的缔约行为，为何在自然状态的基础上得到完成，在《自然社会》中并未得到充分分析。《自然社会》强调，退出自然状态，进入人为的政治社会的必然性，并且强调这是现代自然法学派几乎一致的结论。（页386）但它却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人为的国家是否仅仅是出自自然人的意愿，抑或只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们的理性发明。

在我看来，《自然社会》在论述从自然状态向人为国家的转换的过程中，忽视了在自然状态之下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种恐惧，这种恐惧曾经在《自然社会》的导论中得到了分析，这种恐惧曾经迫使孤独的鲁滨逊感觉到了神意的眷顾，这种独特的恐惧原本是道德性产生的来源。可惜的是，这一导论有关鲁滨逊的分析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惧激情，却在《自然社会》有关霍布斯的分析中消失不见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自然社会》在有关霍布斯的分析中，忽视了恐惧激情在自然状态转向政治社会中所起到的驱动作用。在霍布斯那里，我们得知，恐惧是孤独者的精神世界，恐惧激情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自然人身上，当恐惧支配全体自然人的时候，也正是自然社会终结之时。

忽视恐惧这一特殊激情的结果，导致《自然社会》在有关人为国家的问题上，始终恪守一种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解释，这就是将人为国家仅仅视为一台机器，一台在建国契约基础上形成的机器：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如何‘建立’一台安全可靠的国家机器。甚至对于社会性道德的培养来说，重要的也不是个人心性意义上的养成，而是有赖于政治制度本身对人的塑造，特别是具有威慑性的惩罚权力对人的外在行为造成的约束效果（以及对人内心法庭中的义务约束力的保障）。（页146）这是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一种流行解释，《自然社会》基于这个解释在第23-25节对于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及其性质进行了细致讨论。比如，在第23节中，基于建国契约和一般意义上的契约的区分解释政治国家和自然国家的差异（页405）。在第24节中，由于建国契约的特殊构造，即不只是权利的让渡和赠与，还进一步在缔约双方同未来的主权者之间建立了授权关系，因此，代表不过是建立在建国契约的授权性意义上的代表。（页411-412）而在对人为国家是否具有绝对权力的解释中，仍然遵循的是建国契约的思路，“从建国作为原初契约的义务和约束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出发，才能理解主权者具有的一种超出赠与、授权甚至代表的共同权力，而丧失这一权力，将意味着信约的破坏和国家的瓦解。”（页426）

《自然社会》在论述从自然状态向人为国家的过渡的过程中，最失败的是用一种程序性的契约安排来取代对自然人性格的分析，毕竟，人为国家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人为国家那里，应该体现出自然人的品质和性情。自然人缺失的，在这个自然人建立起来的人为国家中，并不会变得更加丰盈。自然状态中失去希望的自然人，不会因为创建的人为国家而变得更有希望。第23节关注的是自然国家和政治国家的区分问题，这里进一步表明《自然社会》在分析过程中的欠缺和不足，这就是它将按约建立的国家建立在一种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在政治国家中，人们出于彼此的恐惧选择主权者，而在自然国家中，则臣服于他们恐惧的人。（页403）

这本来是一个契机，借此可以进一步理解霍布斯笔下政治国家生长的生理学机制，并且，这里还有进一步区分不同的恐惧的契机，这本会导致对霍布斯笔下有关恐惧激情的不同理解，进而注意到恐惧激情在推动自然状态向人为国家的过渡中发挥的作用。但在霍布斯笔下，恐惧这一独特的心理学要素不过灵光一现，很快被他有关建国契约和一般意义上的契约的差异取代。忽视恐惧这种特殊激情的结果，导致《自然社会》在解释霍布斯笔下的代表概念和主权的绝对性的概念方面多少有些牵强和不足。建国契约显然并非单纯的理性设计，这里的国家毕竟同自然人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自然状态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甚至并不一开始就是战争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性是不断展开和丰富自身的，随着人性的不断展开和丰富，自然状态走向自我瓦解。对霍布斯来说，激情的这种动力学的结构是值得分析的话题。可是，《自然社会》用一种规范的分析完全取代了对激情动力学的分析，使他的分析过于机械化。尽管在霍布斯那里，利维坦是一台机器，可是这又不简单是一台机器，《自然社会》有关人为国家的分析，显然无视施米特的敏锐判断，这就是利维坦是一个集神、人、动物和机器为一体的多义形象。

人为国家是否可以作为孤独的自然人的出路，这个问题直到有关霍布斯分析的末尾，也就是第25节才出现。按照《自然社会》提供的那一独特的建国契约的设计，主权者当然是获得了建国契约授权的个体，这是一个人格性的代表。但这个人格性代表同时承担了一种公共的人格，充当自然人的财产和安全的保障者。由于主权者同时具备公共人格和自然人格，就会存在一种危险，“与政治人格或者说公共人格联系在一起的理性，始终没有与自然人格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激情强烈”。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对霍布斯的人造国家而言，自建立伊始就埋藏了“自然死亡的诸多种子”，这个具有自然人格的主权者，可能会在自然激情的引导下滥用权利，最终导致洛克意义上的革命，导致人为国家的解体，成为这部机器必死的病因。（三处引文来自于页428-429）

霍布斯笔下的孤独的自然人注定没有出路，《自然社会》中对此有一个非常诗性的说法，也是全书中罕有的诗性说法中的一个，自然状态的阴影，化身为绝对主义的雾霾，在意识形态上或许会引发不同的反应，但其根源却是现代人为国家难以彻底证成的合法性问题（页427）。

在《自然社会》看来，导致自然人没有出路，或者说导致现代人为国家难以彻底获得证成的，是主权者的自然人格与公共人格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如果主权者能将自然人格和公共人格协调起来，孤独的自然人就有了希望，现代的人为国家也就不再存在合法性问题。在《自然社会》看来，这是由建国契约导致的问题，《自然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回答，为何建国契约中的第三者值得信赖，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彼此疑惧的自然人相信这个第三者。自然人对第三者的怀疑不会比对另一个自然人的怀疑更弱，因为第三者也是自然人。《自然社会》原本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推动自然人停止争斗、缔结契约，可以设想的是，只有当自然人不愿意过孤独的生活，他们才愿意同他人一道进入共同生活。这是《自然社会》有关霍布斯的分析带给我们的最大疑惑。

《自然社会》的副题是“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在这本书中，围绕着主题展开的是对于政治思想史上的几位重要思想家的分析，分别是霍布斯（共12节）、格劳修斯（共4节）、普芬多夫（共6节）、洛克（共5节），剩下的是讨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苏亚雷兹的三节（分别是第1节，第15节和第16节，但也可以将第15-16节视为讨论格劳秀斯的一部分）。这样，看似散乱的章节其实有内在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霍布斯开始，进而到格劳秀斯，最终到普芬多夫的逻辑路程，这一线索到洛克那里戛然而止。有关洛克的分析也是《自然社会》中篇幅较大的一部分，全书共有五节讨论洛克命题（第五章的第20-21节，以及第七章的第28-30节）。

洛克首次出场是在讲述普芬多夫将自然法科学化的努力之后，他以怀疑者的身份出场（第五章）。当普芬多夫将自然法奠定在神圣意志的可知性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的理智能够认识自然法时，洛克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自然法可知性的质疑。但他对自然法的科学根基的质疑，没有对他运用自然法的道德原则构成障碍。《自然社会》注意到，在《政府论》中，自然法自始至终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始终不曾对自然法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仿佛其根据并无疑问。洛克在自然法问题上的沉默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自然社会》对此的解释非常牵强，他说，这是洛克“有意回避”，“直观地表明了自然法哲学在现代政治思想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页373）

《自然社会》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洛克有意回避有关自然法的问题。但它有关自然法执行权的讨论，为此问题提供了启示或答案。在洛克那里，自然法的执行权是奇怪的说法，因为一方面，自然法的执行权意味着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这不仅是个体的自然权利，还意味着一种“旨在全人类的和平和保存的”自然法。自然法的执行权将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结合起来，仿佛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和矛盾，但两者的和谐不过是假象：唯一能使自然法执行权这项自然权利不至于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审判和战争的，只有自然法自身的理性规定，而自然法的尺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约束人的偏私和残酷，其实取决于自然法本身对每个人的义务能否让“冷静的理性和启示的指示”控制或约束“冲动的热情或自身意志的张狂”（页377）。

《政府论》一方面强调对自然法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对自然法问题保持缄默，根本原因在于，在洛克看来，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他之所以悬置有关自然法的问题，是因为他承认，尽管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自然法应受质疑，但从人的日常生活感觉出发，自然法的存在没有问题，它与人的感觉同在，《自然社会》明确注意到，从《政府论》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来看，在现代哲学有机会判定自然法的哲学原则成功或失败之前，自然法已经在政治上提前庆祝了她的“凯旋”（页374）。

按照后来康德笔下著名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两分，洛克对自然法的怀疑仅仅是一种出于理论理性的怀疑，而他对于自然法的肯定则是建立在实践理性方面，也就是自然法执行权的方面。

洛克的真实想法，是要将自然法奠定在自然人的感觉之上：感觉，而非传统或者天生的实践原则，才是自然法可知的真正本原。（页363）

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感觉之上的自然法，就如同休谟的建立在感觉之上的因果律一样，必定会使自然法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联想，而失去其科学根基。直到康德一方面为因果律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为自然法奠定基础，方才建立起现代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真正基础。但《自然社会》没有分析这种从感觉出发的推理是否可能，也没有分析，这种基于感觉的自然法对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想象的是，在自然状态中，这种感觉必定是个体的感觉，是孤独者的感觉，问题仅仅在于，从这些孤独者的感觉中，如何推导出指引他们行为的道德原则？如果说，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仅仅是建立在个体感觉之上的自然法，与个体的自然权利纠缠不清，那么，自然法的凯旋也就意味着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的凯旋，意味着那个孤独者的凯旋。这个孤独者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他怀疑一切，但其行动却异常的坚定，他坚决地反对他所怀疑的一切。在洛克那里，自然法的破坏力量大于建设，孤独者在此似乎丧失了对走出孤独的信心，他充满怨恨地看待周边的一切。由此可以想见，在《政府论》中，建立在自然人之感觉之上的自然法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在霍布斯和普芬多夫那里，政府是自然法生效的前提或补充条件，政府是作为积极的条件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尽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与之不同，在洛克那里，政府成为了缔结契约的人民的对手和敌人。洛克清楚地意识到，在政治的实际运转中，执行权是政府的可见形式，没有执行权的有效运作，甚至人民都不再是有效的集体了（页448）。

但他也意识到，执行权具有一种法律外的“专权”，这种专权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或缺：只有借助这种权力，政府才能在那些不可预见的，但却与公众有关的“偶然事故和紧急事态”做出反应。（页450）

这一在现代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权力，在洛克看来恰恰最危险。专权必然导致权力膨胀，“隐蔽地发展成为‘绝对、恣意、无限也不可受限制的权力’”（页454）。正是对最高执行权的掌握者也就是君主滥用这种专权的疑惧，成为了在洛克那里政府解体和发生人民革命的主要原因。

政府在洛克笔下成为了人民的敌人，而在洛克看来，政府不过是基于人民的信托产生。《自然社会》在讲述了对政府的疑惧之后，接下来讲述的便是有关财产、信托与人民权力的主题。在《自然社会》中，人民的概念首次在有关普芬多夫的分析中出场，在那里，人民是在两个契约的缝隙之间现身的集体（页435），在那里，人民享有选择自己钟情的政体的权利，正是在此基础上，洛克进一步提出，人民是最高权力的享有者，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限制政府的共同体权力，政府是基于人民的信托而产生的，这就有别于从契约的角度来界定政府，因为，在信托关系中，受托方并没有直接建立与委托方的契约关系，它对后者承担的是单边义务，保证维护受益方的权利不受任何他人的侵犯，在信托关系中，并不强调受托方自身的权利。（页464）

这就意味着，政府作为受托方只能基于委托方的利益而行动，否则，政府的行动便不合法，人民随时有权撤销对政府的委托。这就在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基于信托原理产生的政府，没有任何根据超出人民利益而行动。

信托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一种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来源于洛克笔下人民概念的财产属性。人民是基于财产关系结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从根本上讲是财产所有者的共同体，对此《自然社会》看得清楚，从信托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明确了统治者运用给人民授权的权力需要服务的所谓的“公共的善”的真正性质：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善，不过是在相互保证的条件下稳定、安全地享有财产。这种“公共的善”本质上的私人性质，并没有因为财产意涵的扩大而有所改变。（页469）

因此，构成人民的个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而是具有财产规定性的个体，更具体地说，是遵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上帝旨意的自然人，这群自然人将对上帝的信奉转化为一种生产和创造冲动，恰如孤岛生活的鲁滨逊将“神意的呼声”转化为对自身理性的勤劳的激励一样。只有那些理性的和勤劳的个体，才能成为人民共同体的一员。这些个体最关心的自然权利当然首先是自身的所有权，这里的所有权不是狭义上的财产权，而包括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真正来说，在洛克那里，人民就是不断地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理性的，甚至是保守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洛克笔下，人民的叙事根本上不同于此前对人民的贬抑性政治思想叙事。（页474及其以下部分）

人民不过是财产所有者，对于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础的这一还原，揭示了一幅孤独者的形象，尽管对此《自然社会》并未言明。《自然社会》只是注意到，在洛克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个体性的”，“没有引导人的生活的集体性力量”。这个结论既反映在有关自然法执行权的论述中，也出现在有关革命的论述中。革命意味着政府的解体，意味着人民再度回到了一个由财产关系组成的社会状态。支撑洛克做出这一论断的仍然是他勾画的自然人的形象，他相信，劳动的个体“可以在没有政治权力的状态下，独自通过其自由的劳动，建立你的和我的区分，从而建立所有权”（页480）。因此，真正为洛克的自然法哲学奠基的是那些“勤劳和有理性的人”，这些“尽管不见得有洞见几微的智慧，但却‘具有理性造物的感觉，能就他们所见所感的事情进行思考。’”（页475）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自然人也就是人民的感觉是可信赖的，“勤劳和有理性的人”本性保守，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劳动，是创造财富，他所谓的基于感觉构建自然法，不过是基于劳动者或财富创造者的感觉构建自然法，因此，他的自然法这就是这群劳动者的自然法，也因此，在洛克看来，这种自然法决不会是激进的，他们仅仅针对的是侵犯他们的财产权的政府，革命作为一种暴力，目的也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恢复和平享有财产的生活方式。然而，《自然社会》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群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勤劳和有理性的人”要选择政府，既然他们可以凭借着理性的感觉来和平的生活，既然财产关系是一种温和的和有节制的、保守的关系，并不会时时爆发革命。《自然社会》没有进一步地分析和解答，在洛克那里，革命释放出来的暴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完成道德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彻底重构。于是，我们就禁不住追问，在《自然社会》中，这群孤独者的但却也是勤劳的自然人，是否足以凭靠自身的感觉摆脱这种孤独？在洛克分析的末尾，孤独者的形象再度出场，似乎已经预设着孤独者无法摆脱自己孤独的宿命。

无论怎样，在繁冗分析的背后，《自然社会》展示了一条自然社会的线索，一个有关孤独者生活的线索。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最终无法走出自然状态，洛克指出的革命危险其实早已蕴含在霍布斯的人为国家中。革命的危险无法消除，不是因为无法设计出完善的建国契约，而是在于孤独的自然人的激情生活。现代政治仍然需要进入到自然人的爱欲生活中探查一番。《自然社会》最失败的地方，便是放弃了对孤独者爱欲的分析，而进入到一个规范分析的世界。规范分析取代了爱欲分析，这是《自然社会》在逻辑演进的过程中的根本缺陷，也是导致了我们无法从导论进入到正文部分的最深刻原因。《自然社会》没有告诉我们，洛克笔下的自然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欲，而我们透过它给出的材料，倒是可以看出一个充满怨恨的自然人形象，这个自然人究竟是凭靠什么建立了政府，又凭靠着什么推翻了政府，既然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和平、善意、互助和保存”的生活，那么，他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不满结束了这种生活，进入到政治状态，又是基于怎样的不满，结束政治状态。《自然社会》并没有比较造成他们两度离开的不满，但是，有关爱欲的常识却告诉我们，唯有一个对周遭一切充满怨恨的人，才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满于他所处的生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