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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贾樟柯:每拍一部电影就是了却一桩心事

作者:有戏 来源:有戏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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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

撰文: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从北京电影学院的落榜旁听生,到45岁拿下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金马车”,贾樟柯的导演生涯像电影一样传奇。从《小武》到《山河故人》,贾樟柯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用影像捕捉他所经历的时代。


在他的电影里,一个小偷身上可以肩负所有人情冷暖、社会价值、生存与尊严的时代烙印,流动文工团可以用来回徒劳奔波书写被时代淹没的梦想,一个浓缩的景观公园里有小镇青年对大大世界的向往和踌躇,一段迪斯科舞曲里年华流逝间价值观变迁划在一代人心上的伤痕。


贾樟柯是敏锐的“天才捕手”,这份敏锐同时对准电影的质感和生活本身。


2018年年初,导演贾樟柯为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开年刊写了一篇名为《江湖儿女:我在等待另一个自我》的专栏。



在这本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电影杂志发布的“年度最期待电影”专题中,推荐了来自全世界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影片。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和毕赣导演的新作《地球最后的夜晚》入选。在著名电影网站Ioncinema的2018最期待的100部影片,《江湖儿女》位列第9名。


《江湖儿女》于2017年11月在山西正式开机,之后陆续曝光了加盟演员的信息。女主角依然是赵涛,其他参演的人物包括廖凡、徐峥、冯小刚。在上一部《山河故人》中有过合作的张译和董子健也在演员名单中。


贾樟柯在专栏文章中透露电影来源于真实的人物,故事与2002年的《任逍遥》、2006年的《三峡好人》息息相关。人物从山西出发,经过中国西南的三峡,西北的新疆,又回到了故乡,穿越这段长达7700公里的旅途,用了17年的时间。


关于《江湖儿女》,贾樟柯透露自己构思已经有四年时间,灵感的源头是一个人物形象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社会主流是到一定年龄结婚娶妻生子。但我朋友里有一部分一直没有进入婚姻,他们是拒绝进入另一种体制。我对这种人物形象非常感兴趣。”


这部电影最早备案的时候叫《金钱与爱情》。后来贾樟柯回想起2010年他拍《海上传奇》的时候,得知费穆最后一部电影叫《江湖儿女》,觉得很有感觉。“江湖代表奇异的旅程、险恶的世界;儿女是其中的人。古老的词组让我感觉到一种命运的延伸。”



《江湖儿女》中贾樟柯使用了包括胶片、DV、数码等6种不同的介质作为影像载体,对他来说,剧情横跨的18年,他拍摄的也是“整个时代的影像记忆”。贾樟柯的上一部胶片电影已经要追溯到2000年的《站台》,之后他比绝大多数导演更早的成为数码的倡导者。“2000年数码没有受到行业的认同,但它显示出的生命力和影像的民主性,让我兴奋。我很骄傲自己是整个数码影像的实践者。”


到拍摄《江湖儿女》的时候,为了跟老素材衔接,贾樟柯又开始用胶片。这也为影片拍摄带来新的挑战,“胶片的工业基础支撑已经瓦解了,我们要找一个有胶片经验的场记都很难,包括焦点员,一系列的技术人员都要重新去组合。”贾樟柯承认自己是一个注重形式表达的人,也得意于这次的新尝试,“当六种影像融合在一起,我本人还是很震撼于我们经历过这样不同的影像组成的年代。”


《江湖儿女》的拍摄在1月底正式杀青。之后贾樟柯又马不停蹄地进入其新书《贾想II》的宣传。文集《贾想I&II》收录了他从1996年开始拍电影以来点点滴滴的心路历程。以所拍电影为纲,收录文章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全景记录了20年来其思考和活动的踪迹,记录了贾樟柯导演生涯各时期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思考。


《江湖儿女》杀青花絮照


在《贾想2》的读者交流会上,贾樟柯与观众、读者们分享自己最近重读契诃夫的心得,“上一部电影情感投入非常多,后来发现有点过于伤感了,对于剧烈变革的波动时代,往往在创作中会感伤主义。当过度情感泛滥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我们的智慧,会削弱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无意中翻契诃夫,发现他在作品中在动荡中抵御自我的感伤,从而获得新的力量。我从这个角度去获得新的共鸣。”


善于捕捉时代的情绪,是影评人和影迷热爱老贾的原因。贾樟柯对于自我感伤有所警惕,但十分重视自我经验的开掘。这一点如果在电影中被表现为虚构人物的历史与生活,在文字中则能更显而易见他的生活根基。“它们来自我全部的生活经验。每个人都无法挣脱生活,背后都有人际关系的关联。”贾樟柯总结自己这些年拍片的心得,“无非是20年里,没有切断我拍摄的人物和社会的联系。”


这些年,贾樟柯的身份愈发多元,除了拍电影,他开创平遥国际电影展,做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的院长,参与组织艺术院线,做“添翼计划”挖掘新导演的监制和出品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工作狂”,精力旺盛到令人瞠目。他说自己的身体里大概至少有两个贾樟柯,一个负责感性创作,一个负责理性规划。而更令人羡慕的是,他拥有让两个频道无缝切换的天赋。在给《电影手册》写作的专栏文章中,贾樟柯写道, “在现场,当大家停下来等我,看我一个人沉默,抽烟,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我正在等待另一个贾樟柯的到来。”


循着对新片的期待,和“另一个贾樟柯”的好奇,我们专访了这位四十多岁就拿下戛纳“终身成就奖”的导演。



【对话】


结构主义是我看世界的方式


澎湃新闻:《江湖儿女》用不同的影像记录载体表现不同年代的故事,好像是《山河故人》用三种画幅的升级版,《天注定》也采用分段叙事,你怎么看待自己这种对于形式上的追求?


贾樟柯:从我个人角度,我一直觉得我受结构主义影响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吧,这确实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来源。我非常依赖结构,非常热衷于从结构本身产生含义、传达的精神。这个没办法,每个人有他生活的那年代,外在的看世界的方法。这可能是我擅长的感受世界的一种能力,正好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某种程度是受益于它形成了我看世界的方法,它就是我。当然任何一种能力都有局限,也有它的特长。


澎湃新闻:《江湖儿女》的结构和形式,为什么会选择用不同的媒介载体来表现?


贾樟柯:其实这次像《江湖儿女》中有一部分镜头是17年前就已经拍摄了,所以这部影片严格地说已经拍了十几年了。2001年就开始拍摄,没有形成完整的叙事,是带着演员有一些状态性的拍摄。十几年过去了,发现那些非常珍贵的镜头,它已经具备某种史料价值。这不是一个噱头,说我要玩六种素材,是已有的素材要求我们去融合的时候,需要用到这样的技术手段。


澎湃新闻:2001年拍摄那些素材的动机是什么呢?应该不是早有预谋要给十几年后的电影用吧?


贾樟柯:2001年拍的时候是没有形成完整的叙事,但是有很多机动的片段性的设想。当时也是很严肃的拍摄,我们这个行业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严格按照程序来,需要什么拍什么。我大部分电影当然都是按工艺流程来做,但我也没有放弃一些影像实验的实践。然后到了最近的两三年,关于这个系列的整个叙事在我脑子里建构得比较完整,觉得可以推出了。



《江湖儿女》展现里程碑式的表演


澎湃新闻:《江湖儿女》和《山河故人》在片名上有一种对仗和呼应,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加上一个人的群体的感觉,它一开始的名字叫《金钱与爱情》,和《山河故人》中涛面对的选择也很像。这两部作品有关联吗?

贾樟柯:这个倒是巧合啦。因为《江湖儿女》一开始是我听说的费穆没有拍完的电影的名字,我只是刚巧那么的喜欢它。但是你讲到的地域和人物,我觉得确实,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电影创新,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寻找到新的人物形象。呈现新的人物形象,就是呈现一种新的电影经验。这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对于一个银幕上不太表现的一种人、一种生活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我也是一直非常强调人所身处的环境。江湖,能想到一个人在里面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它很打动我。


澎湃新闻:致力于寻找新的人物形象,又一直坚持用赵涛作为唯一的女主角,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你怎么评价这个演员对于你电影的意义?

贾樟柯:没有矛盾,新的人物形象,被同一个人物塑造,是可能、可以的。在我的表演观念里面,赵涛的表演非常的现代。她崭新的表演方法跟我的电影语言融合得非常好,并不是为了方便。而且赵涛在出演别的导演的作品也是非常精彩,她出演意大利导演安德烈 ·塞格莱的《我是丽》让她获得了意大利阿斯蒂电影节的影后。我很遗憾她的影后没有在我的电影里得,但这也足以证明她是非常好的演员。而且我觉得她现在工作越来越好。也跟环境有关,实际上整体中国表演的观念一直在更新。虽然影片还没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是非常教科书式的表演,表演应该是这电影最有魅力的部分。



澎湃新闻:这次公布的演员阵容也有很多惊喜和意外,为什么一下子选择了这么多主流意义上的明星和名人?

贾樟柯:可能很多人觉得和我过去的选角不一样了,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我过去我请来的都是我的朋友,这次请的也都是我的朋友。我熟悉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自然带入觉得这个形象应该是廖凡,那个人就应该是徐峥,然后就请他们有时间过来,包括张一白。这个思维模式,就跟我用我那些高中同学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这其中有出于通过明星效应,让你的作品更接地气、更被普通大众接受的诉求吗?


贾樟柯:目前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我觉得做好自己,就跟我写文章一样,不是很在意反馈和评价,究竟这部作品它有多大的观众缘,它在世俗的层面能获得什么样的反响,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导演不渴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但是他不应该以此为诉求。还是用感性一点的话来说,每拍一部电影基本上都是了却一桩心事,仅此而已。


《江湖儿女》的演员阵容除了我们熟悉的演员赵涛、廖凡、徐峥、张译、丁嘉丽、董子健等人,还有张一白、冯小刚、刁亦男等导演参演。


拒绝宏大但求宏观


澎湃新闻:《电影手册》那篇专栏里说“等待另一个贾樟柯的到来”,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么在创作或者是应对各种各样的电影事务的时候,大概有几个贾樟柯在帮你操持?


贾樟柯:我觉得最少有两个。一个是创作的时候,因为创作是一个感性的过程,我自己的写作有一个特点,不是那种规划性的写作,究竟下一部电影是要拍什么,很多时候写的时候并不明朗。就是有冲动了,铺开纸坐在那,慢慢的就形成某种东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很自由、很随性。


另外一个贾樟柯要负责很多事务性的工作,除了导演,除了写剧本写书之外,比如说我做制片,投资年轻人的作品,参加电影节,这些时候我基本上是非常理性的。我要规划我的工作时间,合理分配,在这个系统工程里面要很冷静,有条理地来推进这些事情往前走。光有激情跟感性是不够的,必须在处理无数个细节条理、解决无数个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才能逐渐靠近自己,逐渐完成目标。


澎湃新闻:放空等待另外一个贾樟柯到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

贾樟柯:我已经干了20年,场面调度分镜头,我已经有自己非常熟练的“套路”,但是我会怀疑,怕陷入自己的经验,我渴望自己去体会这段剧情、这个场面的时候,依然有新的表达方法,我一定要等到那个东西到,我不会用经验去完成。


文集《贾想I&II》书封


澎湃新闻:《贾想》里面写到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挖掘自身记忆和经验,这种“挖掘”对你创作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贾樟柯:其实任何的写作都是在传递一种经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记忆,是经验。我们经历过很多,并没有太多的怀旧、留恋的情绪。但是你经历过这些之后,你会形成某种经验,包括宏观的对世界整体、对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包括一些具体问题和事。老回忆过去缅怀过去没有意义,经验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大家。比如说我因为拍《天注定》去广东东莞,我觉得对年轻人的整体生活状态有一个新的印象。那我就把它讲出来,那个演讲叫《我是叛徒》。


澎湃新闻:对比《贾想》系列前后两本书,会觉得你的写作内容,过去个人经验或者个人感受的东西更多,但是这几年的东西更喜欢以小见大,去关注更宏大一点的命题,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自觉的吗?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有不自觉的成分,也有自觉的成分。因为我是一个电影观众,最主要的精神生活是看电影,其次是读书。那我觉得宏观的能力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宏观的能力,包括宏观的对人类命运、人类状况,对人与自然的一些判断。这不叫宏大,是宏观。


我一直强调这两者的区别,宏大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带有某种幻想性的激情。宏观不一样,宏观它是一个跳脱细节去思考更加本质性的问题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去看西方的哲学或者我们看这些导演的作品,对于超越由个体生命出发,上升触碰到的一个整体,理解思考人类某个点的作品在中国就很少见。


我拍《二十四城记》的时候,我的初衷确实是对当时国有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过程中国家工厂的个体命运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个人的。但是这个影片放映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有趣地方。国外观众,他们会联系到冷战,因为整个计划经济也好,包括兵工厂也好,整个三线工厂的移动,它是冷战的一部分。国内很少有人会这么想,大家可能就意识不到这是冷战的一部分,我觉得各有优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欠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非常害怕宏大,也害怕听到这个词。但却是自觉的想要更宏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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