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 | 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下）

马礼逊、德庇时及其后继者都很清楚英国人从一开始就费尽心机地阻止中国人像对待本国臣民一样对在华外国人执法。有趣的是，他们现在辩称未得到中国司法一视同仁的对待使西方人有理由甚至有责任反抗中国的司法管辖。  如马礼逊所说，既然“外国人没有受到中国法律保护，也就没有必要遵守它。”  或者据戴维斯的观点，“如果英国人在这些场合下被当做中国臣民并根据中国刑律来对待，外国人可能很难有理由反对他们所居留国家的法律。”  他们此处对承认一国主权提出了国际法上一个新理论：“对本国和外国人公平、相同的法律待遇一直都是后者守法的必要条件。”  这一提法被用来解释在华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猖獗的非法行为，他们用惊人的诚实承认：“正是这个缘故，外国人以捍卫自己正当利益为由犯下了种种严格意义上属于海盗、谋杀或纵火的凶恶暴行，而一个更加强势的政府会让这些肇事者成为刽子手的刀下鬼”（黑体在原引文中为斜体）。  这也证实了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数年前对德庇时所说的话：“为了拯救无辜，我们被迫几乎全面地包庇罪犯。” 

这些英国宗教和外交界的名流在此异常坦白。在其他场合，他们普遍否认英国当局有任何行为不端或者英国臣民在中国犯过任何谋杀罪行。这其中有一个理由。他们所想的并非是要更尊重中国法律和主权，而是英国的治外法权，而治外法权现在被重新表述为中国司法弊端和未遏制的英国人/西方人犯罪的的一种必然和良善的回应。如德庇时所言，“这是种极野蛮和令人震惊的状态，我们在其中的行为没比中国人好多少，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责任应该由像英国这样的伟大文明国家来担负。”  就像变魔术似的，英国现在要承担起将 “(英国)法治”引进中国的“文明化使命”。1833年英国议会授权在中国建立一个英国法庭从而在海事和刑事案件中使用英国实体法和程序。  关于中国法制混乱和野蛮的话语为这一举措发挥了动员作用，提供其所需的公众和道德支持。  这种单边建立的治外法权法庭在接下来十年中并未正常运行。然而，英国在1839至1842年的军事胜利不仅把它作为条约规定的制度强加给中国，还从政治上确认了这种长达一个世纪的关于中国法律野蛮性的表述，这种表述在之后一个世纪中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话语。

这些早期英国人的言论稍后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收入他的一本极流行的书《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作为他那个世纪顶尖的美国汉学家，卫三畏把“休斯女士号”事件作为谴责中国法制对外国人不公、歧视和残忍的关键事例。  对他而言，广州的西方人“自己构成一个社区，相互之间主要是受他们的荣誉感所束缚，但与中国人的关系就像法学家说的仍出于一种‘自然状态’。”  像他之前那些英国人一样，对英国非法行为的承认只是为西方在华治外法权辩护的序幕。卫三畏的书在一百五十年中历经至少二十五次重印或新版，使它成为西方流传最广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之一。 

马士(Hosea Morse, 1855-1934)在其1910年的巨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把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西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如彼得·费（Peter Fay）简要总结为，在该理论下英国“对华开战不过是因为‘休斯女士号’案中被绞杀的炮手、（清廷的）三跪九叩及（英国的）棉花！”  马士自称想写部更客观的历史著作，来区别于之前“视中国司法为野蛮”的史学家，为此他在该书中简单地对比了中英法律。  作为美国人他对得出中英“两国法律相差无几”的结论似乎顾忌更少。但他最终还是援引被卫三畏和众人已经变成关于中国刑事司法的陈词滥调来证明西方反抗中国司法的正当性。  据他所述，英国“有关杀人的法律比中国严厉，但至少在英国被告可以期待一个公平审判，而这是中国官府不能给予的；这方面迥异的观点只得通过战争来解决。”  在1910年讨论这些冲突的时候，马士未引用中英文原始档案；他1926至1929年编纂《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之后，从未回头修改这些早期作品，但不幸的是后来的史学家常以为这些作品是以原始档案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正如在戴维斯和基顿作品中所见，如不认真努力质疑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如何影响其留下的档案记录，那么即便接触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其结果也常常只是强化了关于“休斯女士号”事件的传统表述。 

作为西方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之一，费正清受上述这些著作影响巨大。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是扩张中的近代西方国家与停滞的传统中华帝国间文化冲突的结果和出路，也是英国（及其他西方势力）借以实现他们对正义、自由贸易和近代外交的“理想”的手段。  因此“西方冲击”——以炮舰外交、治外法权或非法鸦片贸易的形式——成为使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近代化的“文明化使命”。  通过引用1821年“艾米丽号”案（Emily），费正清也给中国法律野蛮论打上了一个美国烙印（American Spin）。他宣称“在旧中国”故意杀人和意外致死无任何法律上的区别，且“缺乏犯意并不作为认定犯罪时的减轻情节”。对他而言，“英国人和包括我们在内的西方人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要求的在华治外法权”是“我们现在称作人权的具体而微的体现”。 

在过去二十多年，学者开始批判西方对1911年前中国外交和法律的排斥或曲解。  这些努力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固有法律传统的价值和本来面目。然而，西方关于中国法律的传统叙事的残留影响仍然不容忽视。不同于近来一些批判性学者以无关紧要或过时为由而简单地将这种陈旧叙事置之不理，我们必须就近代史学上对这些传统叙述顽固坚持背后的核心“证据”进行正面的交锋。本文是这一方向的初步尝试。否则，即便最精湛的历史学研究也可能继续被本案和类似中西法律纠纷的传统叙述所影响。

以其他一些重要史学家的著作为例，对我们也可能会有所启迪。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 1937-2006）在一篇首次发表于1978年并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研究了1839年直接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林维喜案。他告诉我们该案“只是又一个中西就刑事司法管辖持续争论的事件”。  像德庇时、马士和基顿一样，魏斐德首先承认了中国刑事司法与西方相比的优点，但他接着认为西方对中国司法管辖的抵制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和中国司法“擅断”的结果。  为说明这点和解释英国为何在1839年案件中拒绝交付嫌犯，魏斐德引用了“休斯女士号”案件：

比如，1784年英国“休斯女士号”发射的一枚礼炮炮弹意外致毙一中国围观者。尽管无法辨别出哪位炮手发出这致命一击，但中方必须得到一名犯人以便为罪行受罚。对他们来说，行为远比动机重要，就如洗刷冤屈比惩罚罪犯更重要。这听起来像是“以命抵命”学说中的同态复仇，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用罪犯生命与受害人受伤的灵魂相交换的方式来恢复公正统治的道德平衡。所以，当“休斯女士号”大班不能交出有罪炮手时，他作为代替受罚的对象被逮捕。一名倒霉的炮手最终被交付中方并处以死刑。同样的事情又在1821年（“艾美丽号”案中）发生，所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西方人已决心不再把人犯交付中国地方当局，除非该人犯已经受到其本国法庭审判并确证犯有杀人罪。（黑体为笔者所加） 

这段话显示了与“休斯女士号”案相关的传统叙事是如何让像魏斐德这样卓有成就的近代中国史专家也采用了它的话语修辞。在1784至1785年间的英文档案中，英方从没将确认英国炮手身份的问题作为一个（正式的）理由；他们仅仅散布或重复“炮手被认为已经逃走了”的流言。  在一份有关东印度公司对华关系的大事记中，时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奥柏（Auber）将东印度公司档案误说成中国人“被告知不能确定凶手是谁和很可能炮手已逃走。”  虽然德庇时（他引用了东印度公司档案且是马士和基顿的主要资料来源）在1836年没有这样断言，但随后的学者明显倾向于将中国司法往一个更坏的角度来解读。  1910年马士依据奥柏所说认为中国人“被告知不能明确认定凶手是谁。”  魏斐德则是断然宣布“不可能辨别哪位炮手发出致命一击”，这引发了他对中国人法理思维的复杂解读。

与确认罪犯及其罪行相比，魏斐德认为中国司法更关注刑罚本身和对“道德平衡”的恢复。中国官方在本案的初衷是“用罪犯的生命安慰受害人受伤的灵魂”。他似乎受到在1967年出版当代经典著作《中华帝国的法律》的作者布迪和莫里斯的影响。这两位作者认为中华法系关注“宇宙秩序”，当其被人类罪行打乱时，只能通过“充足的偿还”，即“以命抵命，以眼还眼”的方式来修复。中国刑事司法更多是为了实现“偿还本身”而非惩罚实际罪犯和实现司法正义。  通过这部有影响力的作品，这种至少从“休斯女士号”案开始的对中国法律的叙事在两个世纪后获得现代支持。  在呼应马礼逊1834年关于中国人将杀人罪视为需以同种方式偿还的债务的说法的同时，魏斐德对所谓中国人“以命抵命”的解释看起来是为了使中国法律显得更理性化和人性化，但其结果却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关于中国刑事司法的）传统神话。在其作品发表之前和之后都有史学家质疑了他的这种观点。  但上述传统话语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方一些最畅销的中国史教科书，其中包括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 

五、结论

十八世纪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有各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实际上远没有之前的学者在解释西方抵制中国法律和程序时所宣称的那样关键。这些差异也并不一定证明西方的法制更优越。我们已讨论了中英刑事实体法间的一些相同点。而仍存在的不同经常使英国法显得更严厉和血腥。在1832年前的英国，大量涉及财产的犯罪可被处以死刑。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凡偷一两只绵羊、牛或羊羔或价值超过十二便士的物品要受到不可赦的极刑处罚，但在同时期的中国则不然。  难怪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布莱克斯通爵士这些十八世纪中期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法律改革家们会引用中国法律来批判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刑事司法的“武断”和“不加区别的严酷”。 

许多二十世纪的评论家倾向于关注程序法。帝制中国在审判中确实没有陪审团或辩护律师，在像抢劫和杀人这样最严重的案件中，如有相当罪证或罪犯翻供时，中国官员能最多两次以夹棍或拶指获取罪犯口供。  这种做法可能会像欧洲大陆刑事司法程序一样引起英国观察家的恐慌；欧洲大陆的刑事审判亦由法官掌控，无陪审团或辩护律师，而刑讯直到十八世纪末才被废止。  但英国与法国或德国间并没有因这些程序上的差别而相互要求治外法权。

同时，长久以来宣称的英国司法程序的优越性至少在十八世纪更多属于想象而不是事实。比如，像许多十八、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一样，近代中国史专家或中西关系史学家通常认为，在“休斯女士号”事件的那个时代，中英法律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英国法律是建立在“无罪推定”原则上的。  一方面如前所述，认为帝制晚期中国刑事司法是基于法定的有罪推定原则，是不准确的且具误导性。首先，至少理论上中国法律并未要求被告必须对面临的指控提出反证才能脱罪，而如果法官缺乏足够罪证和/或无法获得罪犯招供，罪犯就有可能被无罪释放。在此意义上，在中国法中是法官负责证明罪犯有罪。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没有证实任何一个有关中国在（这些中西司法纠纷）中对外国被告施加刑讯的案例。

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英国刑事司法仍然远未及将法定的无罪推定原则贯彻于整个司法制度中。直到1772年，英国法律还规定被指控犯有重罪但保持沉默的罪犯将忍受饥饿和酷刑的折磨，直到他们屈服（承认有罪或无罪）或死亡为止。其后该法条修正为，在重罪案件中保持沉默即等同于确认有罪，直至1827年仍然如此。  在1935年之前，英国被控杀人的嫌犯——比如“休斯女士号”案中的炮手——如果不能自证无罪将被判犯有谋杀罪。  而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在罪行更轻微的案件中。在研究了这一时期英国轻罪案件的 “简易”程序后，（当代美国的英国法律史学家）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最近指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许多英国刑事被告并未受益于一种无罪推定的原则，而是在与一种法定的有罪推定作斗争”（黑体在原引文中为斜体）。  另外，1836年前英国那些被控犯有重罪（包括杀人和多种大宗盗窃）从而面临死刑的罪犯在审判中并无法定权利要求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  十九世纪早期，陪审制度也因为在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陪审团做伪证和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而遭到严厉批判。 

综上所述，真正影响这些中西冲突和相关近代史论述的，是一种关于法律∕文化差异以及文明∕种族等级的话语，而非不同法律文化间的真实差别在起作用。另外，中国司法管辖和主权的正当性并非要建立在中国法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与英国法相似的基础上。如同一位评论家1821年所说，“中国人有权建立（任何符合他们意愿的原则）；进入中国领土的外国人必须服从这些原则，正如服从帝国所有其他的规范一样……就像没有人会去质疑英国有权通过法律对甚至只是（偷一头羊）的罪犯施以绞刑……那么为何中国的权利应当受到质疑呢？为何她为了司法救济所采取的和平措施会遭到如此多的斥责呢？  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两个世纪以来史学家们通常诉诸于定义含混的 “文明冲突论”和∕或“中国法律野蛮论”； 而而这又由几个像“休斯女士号”案这样的中西法律纠纷提供了事实依据。这些理论已经不再站得住脚。诸如费正清、魏斐德这样的史学家们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汉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鉴于其学术上的成就，他们对“休斯女士号”案的处理方式生动地显示出，在中西关系的传统历史学的阴影下，近代史专家们在研究（这些课题）时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两个世纪以来，无数评论家都曾更新或确认了对“休斯女士号”这种标志性案件的早期叙述。时间的流逝和累积的学术权威，确认了他们关于中国刑事司法的言辞、形象和演绎，其构成的话语则深刻地塑造了西方对中国法律和社会的理解。如刘禾指出，自十八世纪末以来语言符号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愈加明显,这使得近代中国史专家很有必要去批判性地重新考察，在近代全球秩序和历史意识中的中国是如何被再表述和“跨语际”政治运作（representational and “translingual politics）所“发明”出來的。  作为一个更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本文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当英国或西方的治外法权和对外支配成为“文明化使命”的一部分时，帝制中国晚期的法律和外交是如何在话语中被建构成原始的、与现代司法和国际关系格格不入的。在华南发生的反映不同帝国主权观念的殖民暴力和不道德/非法行为以及各方复杂的谈判、妥协和斗争活动，则在这一知识生产和标准化的过程中被近代历史学所掩盖。但这些事件塑造了我们对于近代中西关系和中国法律和政治传统的理解，对其进行重新考察无疑显得至关重要。

以下为尾注部分：

1.参见Eileen P. Scully, 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 1844-194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尤其是第1和第6章；Teemu Ruskola, "Canton Is Not Boston: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 American Quarterly 57, no. 3 (2005): 859-84. 《虎门条约》专门规定了治外法权，尽管它仅是《南京条约》附件。

2.比如，对比Henry Wheaton不同版本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Philadelphia: Carey, Lea & Blanchard,1836);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866; reprint; edited with notes by Richard Henry Dana), 22. 译者按：该书于同治三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为中文《万国公法》出版，参见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另见Travers Twiss, The Law of Nations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 Political Communities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and Roberts, 1861), 223-25. 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可参见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尤其是第108-139页。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有关治外法权方面的争论，参见Charles Denby (田夏礼),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 no.4 (1924): 667-75; Shishun Liu (刘师舜), Extraterritoriality: Its Rise and Dec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George W. Keeton(基顿),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2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28); K. C. Chan, "The Abrogation of British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942-43: A Study of Anglo-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 Modern Asian Studies 11, no. 2 (1977): 257-91; Edmund S. K. Fung (冯兆基),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nd the Unequal Treaties 1924-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21, no. 4 (1987): 793-819.

4.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1), 126-27(另一个案例是1821年的中美之争).译者按：史景迁此书有部分中译本，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另见R. Randle Edwards (爱德华),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ers," in Essays on China's Legal Tradition, ed. Jerome Alan Cohen et 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8（称这起案件是那个时期"中外关系最严重的威胁"）。译者按：见爱德华："清朝对外国人的司法管辖"，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511页。中国法律史学者近年对这起案件和其他早期中西法律争议的讨论，参见苏亦工："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之由来"，载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22页。

5.仅有的另外一次，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罪犯杀害一名中国人而被澳门的葡萄牙人交给中国政府。

6.关于这些观点可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

7.相关引文参见Hosea Ballou Morse, ed., The Chronicles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3:40 (1806) and 2:107 (1785). 译者按：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许多学者研究过此案，但大部分只是略过而未查阅原始档案。那些查阅过英文档案的学者则止步于响应关于这个主题的传统观点。更多的探讨，请参考本文最后一部分。

9.作为少有的例外，爱德华在1980年开创性的研究是此前关于这些中西法律冲突最客观的分析。由于研究范围较大的缘故，他只是简要探讨了"休斯女士号"案并且仅使用了马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编年史》。

10.Ann Laura Stoler, "'In Cold Blood': Hierarchies of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Narratives," Representations, no. 37 (1992): 154. 另见其关于如何使用殖民地档案的讨论。

11.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尤其是第15-17页；另见Anthony C. Milner, "Colonial Records History: British Malaya," Modern Asian Studies 21, no. 4 (1987): 783-85.

12.参见Emmerich de Vattel (瓦泰尔), The Law of Nations, 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trans. Joseph Chitty, new ed. (London: Stevens & Sons, 1834; reprint, 1797 translation), 2（关于主权国家的定义）, 40（在解释国际法时引用中国的做法）, 470-500 （关于外交人员的特权）（译者按：1839年林则徐主持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和中方译员袁德辉翻译了瓦泰尔（时译滑达尔）该书的一些片段，汉文书名为《各国律例》，先后被收入《四洲志》和《海国图志》）; Charles H. Alexandrowicz, "Freitas Versus Grotiu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5 (1959): 166-67; Alexandrowicz,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the East Indies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46-49, 57, 59（关于把国际法适用于"东印度"主权国家这个问题上弗雷塔斯和格老秀斯意见一致）。关于国际法批评性的研究，参见Gerrit W. Gong (江汉文),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Martti Koskennimie, The Gentle Civilizers of Nations: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th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引自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51. 在1806年，东印度公司也曾私下承认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但是通过宣称中国的腐败和不公正来捍卫其逃避中国司法管辖的行为(Morse, Chronicles, 3:40)。

14.Justus M. van Der Kroef, "Indonesia and the Origins of Dutch Colonial Sovereignt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0, no. 2 (1951): 152. 另见Bhawan Ruangsilp,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Merchants at the Court of Ayutthaya: Dutch Perceptions of the Thai Kingdom, 1604-1765 (Leiden: Brill, 2007), 31; Derek Massarella, A World Elsewhere: Europe's Encounter with Jap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Edward A. Bond, ed., Speeches of the Managers and Counsel in the 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London, 1859-1861), 1:15. 有学者指出，大英帝国的"权力和财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东印度公司所打下的基础"(Anthony　Wild,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Trade and Conquest from 1600 (London: Harpercollins Illustrated, 1999), 11).

16.Christopher A. Bayly, "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India 1750-1820," in 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 ed. Lawrence Sto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27-30.

17.1717年莫卧儿王朝皇帝一道授予贸易权利的敕令一直被东印度公司解释为自己不受当地司法管辖的特权，参见同上文，326-31, 333；另见Michael Fisher, "Extraterritoriality: The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incely India," Indo-British Review 15, no. 2 (1988): 103-22.

18.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6), 1:45; Morse, Chronicles, 1:193 (1729);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4-35.

19.Morse, Chronicles, 1:194.

20.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4-35.中国地方官员无权缔结这种国际"条约"，并且没有中文记载或行为显示这种协议的存在。

21.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6.

22.Morse, Chronicles, 2:409-10（概括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另见2:61-68 (1781), 2:37 (1779); Davis, The Chinese, 1:64.

23.Morse, Chronicles, 2:160.

24.比如参见Morse, Chronicles, 3:17-18 (1805); 2:188-89 (1791); 2:325-26 (1799); 2:365 (1802).

25.关于这种变化，参见Robert Markley, "Riches, Power, Trade and Religion: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20," Renaissance Studies 17, no. 3 (2003): 494-516. 笔者即将出版的专著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26.例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8), 92, 和 62-80 （关于在这一时期笛福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故意虚构"）。也可参见Lydia H. Liu, "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 Critical Inquiry 25, no. 4 (1999): 728-57. 关于像George Anson的1743年中国记录这样的英国殖民探险家的作品如何影响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参见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90-91. 另见 Nicholas A. Boulanger, Origin and Progress of Despotism in the Oriental and Other Empires, of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Amsterdam, 1764).

27.Robert Travers, "Ideology and British Expansion in Bengal, 1757-72,"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3, no. 1 (2005): 7-27; 参见Thomas R. Metcalf, Ideologies of the Raj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15; James D. Tracy, "Asian Despotism? Mughal Government as Seen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n Company Factory in Surat,"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3, no. 3 (1999): 256-80.

28.Morse, Chronicles, 1:168 (1721).

29.同上，2:60 (1781).

30.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9), 116-17（暗示这明白无误是个谋杀案）, 又引自Joseph 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The Terranova Incident Re-Examined," Asian Studies Review 28, no. 4 (2004): 366.

31.See Morse, Chronicles, 1:82 (1689), 168 (1721), 175 (1722), 231 (1735), 236 (1735), 253 (1736), 270 (1739); 5:14 (1754); 2: 59 (1780) and 334 (1800); 3:40 (1807) and 318 (1817); 4:18 (1821) and 232 (1830);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3-43. 例外是一起发生于1754年英方想让中方指控的法国凶杀案。(Morse, Chronicles, 5:15-19;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32-33;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九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762-764页。

32.Davis, The Chinese, 1:61, 389-93; 见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6.

33.笔者从刘禾的The Clash of Empires（第5-139页）借用这一词汇，但做了不少改动。

34.当然这绝不能证明西方施加治外法权的正当性。同时广州一些省级官员有时比其他人或清廷更希望在即使只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中也确立中国的司法管辖。例见下文中有关1780年案件的讨论。

35.Lo-shu Fu(傅乐淑),,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 1:176-77 (1743)（有关在澳门发生的争端和中俄边界争端）, 1:186-87 (1748-49) (有关乾隆皇帝的阐述), 318-19 (1792), 322 (1792). 参见Morse, Chronicles, 2:59-60 （有关一位在1780年坚持对一宗法葡凶杀案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巡抚）;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26-32（有关司法管辖争议的早期案件）和256-59（关于对中国罪犯的惩罚）。

36.East India Company Factory Records, Part I, IOR/G/12/79/Consultations (1784-85): 118 (dated Dec. 9, 1784)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这些档案下文以"IOR/档案编号/年份：页码"形式引用。另见Morse, Chronicles, 2:99. 黄埔港大约距广州城12英里。

37."行商"通常被用来指代被政府授权与广州的外商进行贸易的十二、三家左右的商行。参见Cheong Weng Eang　(张荣祥),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7).

38.IOR/G/12/79/1784-85: 118; Morse, Chronicles, 2:99. 作者添注："大班委员会"是1785年后长期保留下来的商馆"特选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的前身，现存当年的中文文件中常称之为"公班衙"。 关于"公班衙"的使用，可参见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中档案FO 233/189/f1(1781)或f13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中方1784年的文件中称涉案的"休斯女士号"为"会廉船"，称大班史密斯为"士蔑",称涉案"炮手"为"啲些哗"（可参见下文所引相关中文资料）。而作者目前查阅的所有英文档案及报道都未提及嫌犯的英文名字，仅称其为 "Gunner"即"炮手"。

39.关于谋杀案，参见英国对于1780年案件的相关评论。该案中，在英国船只上一个法国船员杀死一个葡萄牙船员，载于IOR/G/12/72/1780: 20和17-19。他们的态度在1807年"海王星号"案（Neptune）和上述1839年林维喜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0.IOR/G/12/72/1781: 21.

41.这种心态继续指导他们的看法和行动。这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在他们推测性的阐述之中是很明显的。比如这段："从当场的对话来看，看起来（中方）并未把此事当做可处死刑的重罪，而是正确地视为不幸的意外事件，对该事件无论如何需要做一些公开审讯以在形式上满足本国的法律要求"（IOR/G/12/79/1784-85: 118）。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精心斟酌的言语，比如"看起来"，根据这些英国档案的修辞惯例，应理解为："我们（英国人）认为他们（中国人）认为。"（作者添注：诸如此类的作法使英方叙事者得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方人员，从而产生了符合自己观点或利益的"档案"或"事实真相）。更有甚者，德庇时在1836年进一步将这段话解读为："一位被授权的满清官吏前来要求凶手必须接受调查，同时承认凶手行为明显是场意外"（Davis, The Chinese, 1:65, 黑体为作者所加），参见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16-17（用相似的策略解读这种"殖民档案"）。

42.Leon 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from 1750, vol. 1, The Movement for Reform, 1750-1833 (London: Stevens, 1948), 629; Frank J. 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89), 38-39; Jennifer M. Neighbors（胡宗绮）,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2004). 译者按，胡宗绮博士论文部分译为中文，参见胡宗绮："过失杀人：划分犯罪意图的谱系"，李寒水译，邓建鹏校，载黄宗智等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202页。关于其相似性，参见 William C. Jones, "Introduction," in William C. Jones, The Great Qing Co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 关于中国法定的分类，参见前著268-310，特别是第278, 280-82页；George Thomas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66年版; 重印自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s, 1810), sections 282-92;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46页。

43.Sir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3th ed. (London: T. Cadell Jun. & W. Davis, 1800), 4:181-82, 以及26.

44.同上，200.

45.这一翻译来自Neighbors,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29; 另见29-33. 该法条列举的例子与布莱克斯通举的例子相似(Blackstone,　Commentaries, 4:181-82). 布莱克斯通用 "homicide by misadventure"代替（accidental homicide）来指"意外杀人"。

46.根据阿拉巴思特（Alabaster）的说法，清律的意外杀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 在智力、眼力、耳力必须都被运用到的情况下，行为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属意外性质；2. 行为性质不仅要合法还要合理；3.相关事实的证据充分。(Ernest Alabaster, "Illustrations of Chinese Criminal Practices,"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25, no. 2 [1900]: 93).

47.关于在中国港口禁枪的内容，参见Davis, The Chinese, 1:45 (1670). 又见Morse, Chronicles, 1:259-60 (1737); 1:14, 和 1:297 (1754). 英方辨称中国地方官并非一直严格执行这种禁令（就如同后来关于鸦片走私的禁令一样），但是执法不严并不使得这种被禁的行为因此变得合法了。并且在法律认识上的"无知"或者"错误"（与事实上错误不同）在英国刑法中不成其为辩护的理由(Blackstone, Commentaries, 4:26-27). 又见 Anthony Farrington, Trading Place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sia, 1600-1834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2), 85（提到在黄埔岛附近的抛锚处外国人被要求"卸下所有的枪支和火药交给中国保管"）。

48.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38, 以及27.

49.参见Neighbors,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102（有关普通器具和特别致命凶器的差别）。 关于"英国'致命性武器的法规'"，参见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64. 详见下文注释53, 56, 60, 61.

50.Neighbors,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29.

51.Jean M.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 1785-1835, 2nd ed.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1), 47-48. 每年贸易季节大约从六月持续到十二月，并且所有外国商船都在黄埔港而非广州港停泊和装货（Farrington, Trading Places, 8）。

52.见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631; 以及49-79；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38.

53.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64（暗示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应该从"广州绅士"中抽调）. 如同下文所讲，现存档案没有特别提及该案最终判决的法律基础。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情节，该案可能不得不由清代法庭通过比附或援引成案判定。比如，"弓箭伤人"条规定，"凡无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放弹射箭，投掷砖石者，……因而致死者"，杖一百下，流三千里。另外还有"窝弓杀伤人"条规定："凡打捕户，于深山旷野猛兽往来去处，穿作坑井及安置窝弓，不立望竿及抹眉小索者，……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参见Jones, The Great Qing Code, 280-82;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437-448页；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第四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版，第260-262页（相关案例）；又1774年类似案件参见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563-66. 除其他情节，"休斯女士号"案有两个特殊加重情节：1. 造成不止一人死亡；2. 英国火器比平常中国用的鸟铳要危险得多。鸟铳自1781年开始除了授权捕猎外就禁止私人使用。这些因素可能把刑罚上升到死刑。相关成案参见（清）李治运编：《成案续编二刻》，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刻本；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第三册），第1546-1548页，第1639-1642页。第三个与戏杀有关的条文（适用的可能性小些）规定了绞刑或流刑附加杖刑（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433-434页）。这些条文都适用于并非故意杀人的情况下致人死亡的案件。关于中国司法中"比附"的运用参见 Fu-mei Chang Chen, "On Analogy in Ch'ing La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1970): 212-24．译者按：该文有中译本，见陈张富美：《清代法律中的类推》，陈新宇译，载《中西法律传统》（第五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4.Robert Bennet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nd, rev. ed. (Boston：Little, Brown & Co., 1882), 375（提到他在大约1830年所听到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况）. 作为从1818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的美国贸易老手，福布斯是在批评中国法律"以命抵命"的做法，他没有理由来曲解"休斯女士号"案件以袒护中方。在1834年，试图为凶手无罪辩护的德庇时也称"虽然炮手完全没有恶意并且只是奉命行事，但他逃跑了"（Davis, The Chinese, 1:66）。再次重申，这些因素本身都不足以使该案的炮手无罪。

55.参见Hale, Pleas of the Crown (1736), 1:51, 434;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4:28-30; 关于这一问题英国上院所做的历史回顾，参见R. v. Howe, 1 A.C. 417 (1987), 417-21和427（有关奉令行事的内容）．甚至一位因杀死无辜者以免受死亡威胁的被告也不允许用"受胁迫"来作为对谋杀指控的辩护。

56.关于对实行犯和教唆犯相同惩罚的内容，参见R. v. Howe, 417-59. 该凶手（及上司）很可能会被判犯有谋杀罪，理由是他"即便没有造成任何细微伤害的意图，但（其）行为天生就可能致人死亡"（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64）。

57.IOR/G/12/79/1784-85: 118; Morse, Chronicles, 2:99.

58.Morse, Chronicles, 2:72 (1782年的Hastings案件); 5:14 (1754); 1:310 (1769); 又见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30-40. 关于1780年案件参见Morse, Chronicles, 2:59. 英国有关1780年案件中方做法的猜测性描述被中方驳斥了。(IOR/G/12/71/1781: 17-20). 又见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Wiley & Putnam, 1848), 2:454（指出该案中的法国人"无疑是罪有应得"）。

59.1784年时的这种差别比现代评论者所认为的要小得多，参见结论部分。

60.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628-29.

61.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说，除非被告能提出反证，否则"所有杀人犯都被假定为蓄意"并且"当然等同谋杀"，(Blackstone, Commentaries, 4:200); 另见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 364; Brian P. Block and John Hostettler, Famous Cases: Nine Trials that Changed the Law (Dublin: Waterside Press, 2002), 34.

62.田涛、郑秦：《大清律例》，第541-558页（关于逃逸和拒捕以及庇护疑犯及最后期限的规定）。如果炮手被判处绞立决，那么帮助其逃逸或庇护他的人会被判处绞监侯，有可能被减轻为流三千里加上杖刑。

63.IOR/G/12/79/1784-85: 119 (指1780年法葡案件), Morse, Chronicles, 2:99．

64.IOR/G/12/79/1784-85: 119（但是马士的记述省略了这个句子，见Morse, Chronicles, 2:99-100）。

65.IOR/G/12/79/1784-85: 134;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ed. Patrick Tuck, vol. 6 of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1936]), 228（明确地承认炮手"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一直呆在'休斯女士'号上"）。

66.IOR/G/12/79/1784-85: 118, 和124-25（有关广东巡抚的立场）。

67.有关这个案件的更多情况，参见Morse, Chronicles, 5:18. 马士所认为的这是一种非常惯常做法的说法（2:100）没有被其所编档案所证实，而只是根据一些传闻或者无法证实的怀疑，另外，其所引文（2:72和1:270）也没有包含任何这样的信息。

68.IOR/G/12/79/1784-85: 119; Morse, Chronicles, 2:100（只是总结了而非直接引用原引文档案）。

69.中方在之前案件中的反驳，可参见Morse, Chronicles, 2:65 (1781). 尽管东印度公司代表不断地否认和改变说法，但他们确实拥有法定权力和明显足够的实际影响力来要求英国私商的服从（后者在中国贸易必须获得东印度公司的授权）。参见Davis, The Chinese, 1:47-48 (1699); IOR/G/12/79/1785: 175; Peter Auber, China. 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 Laws, and Policy: 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 and Intercourse with That Empire (London: Parbury, Allen and Co., 1834), 190 and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44（关于另一项议院授权）; Morse, Chronicles, 2: 67 和103-4; George Thomas 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197-98.

70.IOR/G/12/79/1784-85: 119; Morse, Chronicles, 2:100;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 238-39.

71.前一天，大班委员会认为如果不能完全保证安全，那么用别人去代替疑犯（交给中方）就是不正当的 (IOR/G/12/79/1784-85: 119; Morse, Chronicles, 2:99).

72.IOR/G/12/79/1784-85: 119; Morse, Chronicles, 2:99-100.

73.IOR/G/12/79/1784-85: 119; Morse, Chronicles, 2:100.

74.IOR/G/12/79/1784-85: 119.

75.英方称中方官员靠"一位重要行商潘启官（原名潘文岩,外国人称其为Puan Khequa）的假消息，由一群佩剑士兵逮捕并将史密斯送进广州城"（IOR/G/12/79/1784-85: 120; Morse, Chronicles, 101）。

76.IOR/G/12/79/1784-85: 120, 和136.

77.同上，122（据巡抚称史密斯将在一两个小时后被送回）。

78.同上，136; Morse, Chronicles, 2:104.

79.IOR/G/12/79/1784-85: 121; Morse, Chronicles, 2:101.

80.IOR/G/12/79/1784-85:121; Morse, Chronicles, 2:101.

81.Samuel 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New York, May 19th, 1785)' in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3-1789),"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34): 305. 但这种封锁还可能发生在西方人决定派他们的军舰前往广州后(同上，325; cf.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9; Morse, Chronicles, 2:101).

82.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 325.

83.IOR/G/12/79/1784-85: 122.

84.IOR/G/12/79/1784-85: 121; Morse, Chronicles, 2:101; "Riot at China," The Times, Jan.8, 1785; Samuel Shaw, The Journal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ed. Josiah Quincy (Boston: Wm. Crosby and H. P. Nichols, 1847), 187-88.

85.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 326.

86.IOR/G/12/79/1784-85: 124; 参见Morse, Chronicles, 2:102; Shaw, Journal, 188. 此处中文翻译是模仿同时期广东地方官致外商的类似公文。

87.IOR/G/12/79/1784-85: 125. 虽然西方代表在收到巡抚释放史密斯的允诺前已发布派遣军舰的命令，但事后他们谎称是在巡抚未兑现该承诺后才派遣军舰（同上）。英国人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美国人的介入，这里引用的巡抚的命令实际上几乎成功迫使法国人、丹麦人和荷兰人放弃联合抵制（参见Shaw, Journal, 188-90）。

88.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Longman & Green, and Co., 1910), 1:114-17.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119-21. 甚至对这些主题做过优秀的、有深度的研究的学者也被这广泛流行的叙述影响；见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5（未提及英方对中国司法的阻挠）；Joanna Waley-Cohen,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n Qing Criminal Law, " in The Limi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ed. Karen Turner et a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116-17; Waley-Cohen, the Sextants of Beijing: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9), 100-101（为传统话语误导）。

89.Morse, Chronicles, 2: 103;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9. 作者添注：在印度的一位英国人早在1785年初就指出了这点，参见The India Gazette（印度志）5, no. 221 (Feb. 7, 1785): 13.

90.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包括许多这种未经证实的传闻和流言。英国人首先开始使用断绝同中方贸易来作为在广州与清政府官员谈判的策略（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5）。

91.参见以上注释63所引清律规定。

92.Morse, Chronicles, 2: 99-104. 关于历史学家的疏忽参见下文所引的著作。

93.IOR/G/12/79/1784-85: 126.

94.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

95.IOR/G/12/79/1784-85: 126-127(巡抚称他只关注英国); Morse, Chronicles, 2:103.

96.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 cf. Shaw, Journal, 189.

97.IOR/G/12/79/1784-85: 127; 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

98.Shaw, Journal, 190; 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把送丝绸解释成他友好倾向的标志）。

99.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 Shaw, Journal, 188-89（显示法国人首先想退出）和191.

100.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

101.IOR/G/12/79/1784-85: 128; Morse, Chronicles, 2:103.

102.该指示如下："你据此奉命前往'休斯女士号'并告知该船船长，中国官府已正式要求我们交出导致数天前一名中国人死亡的炮手，接受中国法庭对此案进行审讯。考虑到拒绝中国要求可能威胁当地所有英国人安全这一点，我们希望威廉姆斯船长立即遵照执行。如果威廉姆斯船长试图开船而不遵守中方要求，你可采取你认为合适的方式阻止他"（IOR/G/12/79/1784-85: 129, 和133; Morse, Chronicles, 2:103）这条刻意透露给中方并翻译成中文的指示可能是为了制造英方愿合作的表象。

103.这是委员会的成员布朗、兰、兰斯和费兹休（Browne, Lane, Lance and Fitzhugh）在11月30日的早晨告诉塞缪尔·肖少校的（Shaw, Journal, 191）。这也为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所证实，参见IOR/G/12/79/1784-85: 129.

104.IOR/G/12/79/1784-85: 129-31.

105.IOR/G/12/79/1784-85: 13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省略了这段话）。作者添注：东印度公司"内卡号"（Neckar）船实际上是当年12月1日离开广东，而船长未获得粤海关监督的通行牌照，但显然得到了东印度公司委员会的默许而非法启航的。见The India Gazette 5, no. 218 (Jan. 17, 1785): 6.

106.IOR/G/12/79/1784-85: 130-131, 和129-30, 132.

107.IOR/G/12/79/1784-85: 133-34（指出正当麦金托什船长准备带着虚构的故事返回广州时，威廉姆斯船长将炮手送到了"契约者号"；见同上，134）; 又参见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326.

108.IOR/G/12/79/1784-85: 134-35.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叙述，这位中方代表还说"将尽量以最有利（于炮手）的角度来上报这一案件，而他确信炮手将在六十天内被送回"（同上, 135)。但是肖作为会议参加者，仅记录下"该官员向我们保证史密斯将回来，而且在皇帝旨意下达前炮手将被拘禁"（Shaw, Journal, 192）。因为本案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依赖于法国的翻译或急于讨好英方的中国翻译，这一对话内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参见IOR/G/12/79/1784-85: 137（英国支付酬金给法国和中国人翻译）。

109.IOR/G/12/79/1784-85: 136; Morse, Chronicles, 2:104.

110.IOR/G/12/79/1784-85: 136; 又见Auber, China, 185.

111.IOR/G/12/79/1784-85: 118.

112.这段话是参与此事的两名东印度公司大班转述的。据此，按察使还说中国官府要求外国人的一命抵中国的两命已是极度节制（IOR/G/12/79/1784-85: 153-54）。如下所述，这段话并非上谕的一部分。其中一些话可能是由时任会议翻译的总行商潘启官误译或自行添加的。就如同本案的按察使一样，作为东印度公司保商的潘启官，是愿意使英国人感到震慑的同时又对大清皇帝的法外施恩感激涕零的。（参见IOR/G/12/79/1781: 72-73）。关于对中国法律不论何种情形都要求以命抵命的观点进行的反驳，参见注释43提及的Neighbours的研究。

113.IOR/G/12/79/1784-85: 156, 153-54; Auber, China, 187; Morse, Chronicles, 2:105.

114.IOR/G/12/79/1784-85: 169 (1785年1月); Morse, Chronicles, 2:105;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1:102.

115.如下文所示，Alford（安守廉）, Askew 和Lydia Liu, Ruskola等人的著作是例外。

116.《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25册），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版，第17819-17820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或1784年12月22）；《乾隆朝上谕档》，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362页；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0-41.

117.参见前文注释和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1-42.

118.Bayly, "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338;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0), 2-3.

119.Armitage, Ideological Origins, 2; 又见Tony Ballantyne, Orientalism and Race: Aryan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8.

120.例见Morse, Chronicles, 2:370-72 (1802). 早在1781年，英国大班们已经在谈论把澳门从葡萄牙手中抢过来成为英国殖民地（Morse, Chronicles, 2:68）。关于英国在华南的暴力行径，参见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36; Morse, Chronicles, 2:409-10和2:61-68 (1781), 2:37 (1779); Davis, The Chinese,1:64.

121.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60, 和232, 246. 又见之前的注释。

122."Riot at China"; Shaw, "'From Samuel Shaw to John Jay,' " 325; Shaw, Journal, 186.

123.IOR/G/12/79/1784-85: 136; Auber, China,185; 上述《泰晤士报》文章参见注释122; Davis, The Chinese, 1:67; IOR/G/12/79/1784-85: 126（关于广东巡抚的忧虑）；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134, 266; Morse, Chronicles, 2:103.

124.《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61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大清高宗实录》（第二十五册），第17819-17820页（同前）；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和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459-461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297-98。 爱德华被传统叙述误导，称孙士毅保证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处理该案并在罚款基础上找到过失杀和释放罪犯的证据（但中英文档案都无证据显示孙本人作出此保证），见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0-41。作者在此后的译文注解中添加了几份新发现的相关中文资料，来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和《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另外英文版中的上谕所引用的孙士毅奏折没提到"过失杀"的说法，但刚发现的稍晚时候结案的奏折中，孙提到自己曾"照过失杀例请旨（将凶犯）发还该国"，英文版中的不同说法当在此予以纠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五册），中国书店2002年版，第2825-2829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125.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无心的杀人受绞刑或流刑的惩罚。相关案例，参见李治运：《成案续编二刻》（1763年）；相关案例，参见沈廷瑛：《成案备考》（1808年）；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第三册），第1546-1548页,第 1639-1642页。 作者添注：另见Thomas Buoye（(布德茂）, "Suddenly Murderous Intent Arose: Bureaucratization and Benevol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Homicide Reports," Late Imperial China 16, no. 2 (Dec. 1995), 71-75（指出枪炮轰毙命案甚至常被视为故杀处以斩监侯）。

126.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186-88（引用《清实录》从1748年11月到1749年4月和6月的上谕)；中文引文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241页（乾隆十四年二月一日）。

127.IOR/G/12/79/1784-85:135（只是模糊地说这位中国官员是高级官员之一，但显然不是任何知县、知府、按察使、巡抚那样级别的官员）. "含糊的保证"这一说法来自Patrick Tuck,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China Coast: The Sailors of the Neptune and an Affray at Canton, 1807," in British Ships in China Seas, 1700 to the Present Day, ed. Richard Harding et al. (Liverpool: Society for Nautical Research / National Museum Liverpool, 2004), 86.

128.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273. 笔者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详细研究了斯丹东（译者按：参见作者2009年5月完成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及近期将出版的专著）。参见George Thomas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London: L. Booth, 1856).

129.Glenn Henry Timmermans,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Qing Legal Code," Chinese Cross Currents 2, no. 1 (2005):36。他受到Tuck,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China Coast," 86, 和85-86的影响。另见Davis, The Chinese;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130.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Quest Ritual and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31.Douglas Hay, "Property, Authority and Criminal Law," in Albion's Fatal Tree: Crim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ed. Douglas Hay et al. (London: Peregrine, 1975), 17-63; K. J, Kesselring, Mercy and Authority in the Tudor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2.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1; Davis, The Chinese, 1:32-33;《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73、375、394、405、415、422页。

133.《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254页（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还怀疑传教士和回民叛乱间的联系），第260页（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第375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134.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1.

135.《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61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451页。

136.Fu, Documentary of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187(1749).

137.关于英国刑事审判中种族或民族偏见的例子，参见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44 （关于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不公正地受到对外国罪犯仇恨影响的例子）。

138.《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6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451页。

139.同上。被引用的英译来自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41. Cf. Fu, Documentary of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297.

14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61页。在1785年1月28日的奏折中，孙士毅终于承认凶犯的罪责还在于"并不小心知会邻船"，但粤海关监督穆腾额于1784年12月1日所上的奏折中早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分别参见：《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五册），第2825-2829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和《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447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141.尽管档案中对于皇帝知道多少有关英国或西方抵制中国司法的情况语焉不详，但是他的上谕暗示了他怀疑英国代表和之前的法国或葡萄牙代表一样试图包庇罪犯和逃避中国司法，参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460-461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142.在当代英国法中，无谋杀意图的罪犯仍有可能被判犯有谋杀罪（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64;又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38）关于中国错误判处炮手谋杀罪的说法，参见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134。对比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318-19（1792年一名葡萄牙人因在澳门的一起斗殴中捅死了两名中国人而被处绞刑）。

143.中文引文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实录》（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85版，第620页（乾隆十四年三月六日）；英文版依据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187（1749年4月22日）。

144.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186-88;《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240-252页。

145.关于对外国人宽大的案件参见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188 (1751) 196 (1755), 275 (1775), 276-80 (1777)（"每当外国谈判或诉讼时，中国官员不应仅仅支持伤害外国人的中国人"，at 279）, 291 (1780)和299 (1785).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55-59.

146.Morse, Chronicles, 5:17. 关于此案更多情况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九册），第762-764页；Morse, Chronicles, 5:14-19;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33-34 (引自China Diaries and Consultations [1741-54]: 297-313) 虽然中国官方对1780年法葡纠纷的司法管辖，理由是不然杀害一名葡萄牙水手的法国罪犯会逃脱惩罚，但是英方现在又自相矛盾地把它当做一个"错误"原则予以否认（IOR/G/12/72/1781:20, 和18-19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或1780年12月11日]）。

147.《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61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452页。

148.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3（转引自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71）。

149.《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417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361页。孙士毅原为1785年春皇帝办"千叟宴"所邀请的3000人之一。

15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417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51.同上。Fu,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186-87.

152.Joanna Innes and John Styles, "The Crime Wave: Recent Writing o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 no.4 (1986): 403 (总结了Douglas Hay, 1975).

153.Randall McGowen, "Managing the Gallows: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Death Penalty, 1797-1821,"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5, no. 2 (2007): 241 (总结了Douglas Hay的观点). Cf. John M. Beattie, Crime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尤其是第 8章；Peter King, Crime, Justice, and Discretion in England 1740-18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相关研究的综述，参见Peter King, "Locating Histories of Crime: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9, Special Issue (1999): 161-74; Bruce Smith, "English Criminal Justice Administration, 1650-1850: A Historiographic Essay, "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5, no.3 (2007): 593-634.

154.作者添注：参见《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第五册），第2825-2829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并附凶犯供单）。根据同时期英文报道，似乎中国官员确实将人犯带到了广州郊外离外国商馆不远的地方行刑，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只字未提行刑的情况。参见The India Gazette 5, no. 232 (April 25, 1785): 40（消息据说来自广东的"无与伦比号"[Nonsuch]船）；笔者刚发现的一个目击者的宝贵回忆，转载于George Bennett, "To the Editor,"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Missionary Chronicle 13 (May 1835): 201-202, 和 247-48。作者将出的专著將有更多分析。。

155.《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二册），第361页，第417页；另见Auber, China, 190. IOR/G/12/79/1784-85: 142, 153（孙士毅在1784年12月17日动身前往北京，但行至江西境内，被传谕马上驰驿兼程回粤办理此案；他于1785年1月7日回署）。另见上注中之档案。

156."主权观念"的探讨参见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5-107.

157.Neil Rabitoy, "Legal Despotism and the Imperial Mind," Indo-British Review 6, nos. 3 and 4(1977): 32-44; Travers, "Ideology and British Expansion," 14-15, 17-22.

158.参见IOR/G/12/79/1784-85: 170.

159.IOR/G/12/79/1784-85: 170-71; Morse, Chronicles, 2:107.

160.IOR/G/12/79/1784-85: 169-70.

161.参见比如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Glenn Melanco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3). 笔者的专著在这方面有更多分析。

162.John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91),349.

163.IOR/G/12/79/1784-85: 171-72.

164.同上，170；Morse, Chronicles, 2:106-7;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42.

165.直到1830年，伦敦董事会仍觉得有必要处分在广州的大班们，因后者对中国司法管辖的公开抵制严重危及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贸易（Morse, Chronicles, 4:242 [1830]）。

166.Auber, China, 190-91;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2 (转引自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230);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42 (引自Auber, China, 190).

167.Morse, Chronicles, 2:107; Auber, China, 187.

168.Auber, China, 190-91;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44（称这一法案在1787年通过，两书都引用26 Geo.III, c.57, sect. 35）; Cf. IOR/G/12/79/1784-85: 175 （1785年2月，显示东印度公司知道英国议院明确授权他们管理在华英国私商）。

169."Riot at China," 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 July 8, 1785. 创刊于1785年，这份报纸在1788年1月1日被更名为《泰晤士报》。作者添注：关于此案更早的（且口吻相似）的新闻报道是1785年1月由英属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家报纸摘选了一封广东英商于1784年12月6日发来的信件，参见The India Gazette 5, no. 220 (Jan. 3, 1785), 10.

170.The New Annual Register, 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5 (London: 1786), 40, 47-48（参见第48页的引用）.

171.普里查德指出"休斯女士号"案可能促使邓达斯（Dundas）产生1787年派加茨喀特（Cathcart）访华的想法（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236）; 又见Davis, The Chinese, 1:69; Morse, Chronicles, 2:157.

172.Morse, Chronicles, 2:155-56, 160.

173.使团1787年12月21日前往中国，但是加茨喀特上校于1788年6月10日在今印尼境内的邦加海峡死亡，其船队随后返回英国（Morse, Chronicles, 2:154-58）。

174."Three Reports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ourt of Director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xport Trade from Great Britain to the East Indies, China, Japan, and Persia; Laid before the Lords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London: J.S. Jordan, 1793), 94-95.

175.Morse, Chronicles, 2:218; 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2; Davis, The Chinese, 1:69.

176.关于1793年访华的新近研究，参见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关于鸦片战争，参见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John Y. Wong, Deadly Dream: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后一著作的作者名字在原英文论文中拼写有误，作者特此更正并向Dr. John Wong致歉。

177.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44.

178.有关后来的争论，参见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41-43, 245-50.

179.笔者更大的研究项目把斯丹东的翻译做为一个案例来分析西方人是如何生产出关于中国或东方的法律和社会的知识的。另见下面注释中的材料。

180.事实上英国没有一部综合性法典。关于通过与中国对比来批判英国刑事审判的内容，比如参见Hints for a Reform in the Criminal Law,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Sir. Samuel Romilly, Bart. M.P. By a Late Member of Parliament (London: J. Mawman, 1811), 7, 12-14, 23, 27-28; George Ensor, Defects of the English Laws and Tribunals (London: J. Johnson & Co., 1812), 140, 143, 246, 464. 关于英国法律改革，比如参见V.A.C.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 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1770-18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笔者更大项目中深入研究了英国对《大清律例》的继受。

181.Davis, The Chinese, 1:389, 393-95. 作为一名处理东印度公司在华商务的老手，德庇时在19世纪30年代曾是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且随后成为1844至1848年间香港第二任总督。其所著的《中国人：中华帝国概述》（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有许多版本；在1895年时，一位作者指出它仍然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最好的著作之一（Ernest John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1895], 211）。

182.Davis, The Chinese, 1:394. 最后一句英文原文为："Better let the guilty escape than put the innocent to death."

183.同上，分别见394和389（文中字句的强调为德庇时书中原有的）。

184.同上，65。

185.作者添注：中文引文非英文版的直译，乃抄自1744年后的例案。该例案可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七册），第13-14页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所涉及的1744年案件，可参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198-199页（相关内容与此引文基本相同），并见同书第505页中一1790年案件再次援引该例案（并指该案为"定例"）。原英文版的相关内容是据前引中文定例以及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523（有一份引用1744年例的1808年上谕）。1810前英国人对此定例内容知之甚少。

186.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28-29.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近代法制都有关于在入境、雇佣和刑法方面本国人优于外国人的特殊规定。这种区别对待并不构成违反或抵制东道国法律的合法理由。作者添注：该程序的理由可参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198-199页。

18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十七册），第767页（1783年，先行正法），第852页（1783年），《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六十册），第60页，第88页（解释了原因，1794年）；董建中主编：《乾隆御批》（第2册），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790页（1786年）。

188.Bayly, "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332 （特指1798至1805年间卫斯理　[Wellesley]时代）。

189.译者按：卫斯理是英派印度总督。

190.Robert Morrison, "The Law of Homicide in Opera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III, no.1 (1834): 38-39. 作为在中国发行的重要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极大程度塑造了西方对中国的观念。马礼逊原文指该债务应由债权人（creditor）偿还，但可能是债务人（debtor）的笔误，现存疑。译者按：该刊物表达的西方人对中国法律的理念，参见李秀清："《中国丛报》与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刑法观"，载《法制史研究》第十七期（2010年6月）。

191.同上，38；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再版), 2:252-54；参见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etc., 1839), vol. 2, appendix, 7.

192.Auber, China, 310-11;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09. 讽刺性的是，许多西方论者（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经常把中国在杀人案审判中的司法刑讯作为抵制中国司法管辖的关键理由（尽管中国官员从不在涉外案件审判中使用刑讯），然而他们对外国人应当获得中国法律和程序平等管理的论证却恰恰要求在审判外国人时的审前拘留和司法刑讯。

193.引自Davis, The Chinese, 1:395; 又见Robert Morrison, " Thoughts on the Conduc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Honourable Company's Servants at Canton (1819)," in Morrison, Memoirs, vol. 2, appendix, 7-10, at 8-9.该文后来在《中国丛报》1840年4月第12期第8版第615-619页上再版（指马礼逊在1814年写下本文）。

194.Davis, The Chinese, 1:389.

195.同上。

196.同上，64；参见Morrison, Memoirs, vol. 2, appendix, 7-10, at 9-10（有类似观点）．

197.引自Davis, The Chinese, 1:391.

198.同上，393.

199.参见Edwards, "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250-51．

200.关于英国治外法权早期的主张，参见 Morrison, Memoirs, vol. 2, appendix, 7-10, at 7-9; Davis, The Chinese, 1:391.

201.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2:454-59（称1784年事件是英国对华政策转折点）. 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见卫三畏：《中国总论》（上、下卷），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02.同上，485。

203.该书于以下年代新版或再版：1848，1849，1851，1853，1857，1859，1861，1871，1876，1879，1882，1883，1895，1897，1899，1900，1901，1904，1907，1913，1965，1966，1967，2005（同年中文和英文版），该重印或新版信息来自世界图书馆书目（WorldCat）。

204.Peter W. Fay, "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4, no. 2 (1970):116, 115（有关马士对"文化"一词的用法）。

205.引自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09.

206.同上，110. 马士将两国法律体系区分为中国法强调"后果"而英国法强调"意图"，是无稽之谈（可对比参照Neighbors,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207.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17.

208.同上，101-3, 102-3（关于1784年案件，仅引自Davis, The Chinese和Auber, China）。

209.这些作者的叙述可能在某些技术细节上不同于一些关于这些案件或中国法律的盛行错误表述。参见Davis, The Chinese;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220, 225-30.

210.John K. Fairbank, "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1, ed. John K. Fairban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2. 关于费正清其他作品和影响，参见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211.Fairbank, "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216-17. 参见John K.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r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7-48, 尤其第141、143、145、147页。

212.Fairbank, China Wat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这两句分别来自第1页和第3页。关于艾米丽案，比较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51, 367.

213.关于费正清的评论和类似评论，参见Joseph Esherick（周锡瑞）, "Harvard on China: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4, no. 4 (1972): 9-17; Tan Chung,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2): The Unequal Treaty System: Infrastructure of Irresponsible Imperialism," China Report 17, no. 3 (1981): 3:33;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s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关于对中华帝国法律误解的评论，参见William P. Alford（安守廉）, "Of Arsenic and Old Laws: Looking Anew at Criminal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Law Review 72 (1984): 1184-250; Alford, "The Inscrutible Occidental? Implications of Robert Unger's Uses and Abuses of Chinese Past," Texas Law Review 64, no. 5　(1986): 915-72（译者按：本文有中译文，见安守廉："不可思议的西方？昂格尔运用与误用中国历史的含义"，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Alford, "Law, Law, What Law? Why Western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Have Not Had More to Say about Its Law," Modern China 23, on. 4　(1997): 尤其第404-405页（关于费正清）；Tani Barlow, "Colonialism's Career in China Studies," in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ed. Tani Barlow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73, 389-90; Teemu Ruskola, "Law Without Law, or Is 'Chinese Law' an Oxymoron?"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11 (2002): 655-70; ibid., "Legal Orientalism," Michigan Law Review 101, no. 1(2002): 179-234.

214.Frederic E. Wakeman,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1, ed. John K. Fairban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0.

215.同上，189-90。魏斐德引用爱德华未发表的观点。

216.同上，190；又见Frederic E. Wakeman，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1966]), 81. 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见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7.IOR/G/12/79/1784-85: 119.

218.Auber, China, 183-84.

219.Davis, The Chinese, 1:65; IOR/G/12/79/1784-85: 118-137; cf. Morse, Chronicles, 2:99-107; Keet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404;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226-27.

220.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02．

221.参见比如Derk Bodde 和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43, 331（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D. 布迪，C. 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而他们似乎又受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和 范·德尔·瓦尔克（van der Valk）的影响。比如参见，M. H. van der Valk,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at Peking: Years 1915 and 1916(Batavia: Sinological Institute,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1949), 20-21; M. J. Meijer,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 (Batavia: Die Unie, 1950), 2; 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Legal Institutions of Manchu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2), 127（译者按：本书有中译本，见S. 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张守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1965年再版), 528. 参见注释223中引用的徐道邻的文章。

222.不是汉学家的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塔克（Patrick Tuck）即为一例，他在最近解释1807年中英在广州发生的"海王星号"案（Neptune）时就引用了布迪和莫里斯的书来表达了相似观点，参见Tuck,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China Coast."

223.参见Dao-lin Hsu（徐道邻）, "Crime and Cosmic Ord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1970): 111-25; Neighbors,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尤其第19-23页。甚至布迪和莫里斯自己的书中（342-51页）也有许多挑战这种观点的案例。

224.比如参见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26-27; 又比较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66 中有关1821年事件的内容；又见Waley- Cohen（卫周安）, Sextants of Beijing, 101。魏斐德和史景迁都引用了爱德华的研究。

225.相比之下，中国法律普遍把生命看得比财产重要，因而对涉及凶器的民间暴力犯罪处罚更严厉。在英国的决斗生还者可能仅仅因杀死对手而被判处一般的杀人罪，但在中国却会因谋杀而处斩刑。参见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632-37（关于许多与教会无关的重要犯罪，诸如大宗盗窃、入室盗窃等）；John M. Beattie, Crime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 1660-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452-53（关于十七世纪晚期的一个样本，其中五十多名被处死的人中百分之八十是由于财产犯罪）。关于十八世纪英国的财产观念，参见Carol M. Rose, "Canons of Property Talk, or, Blackstone's Anxiety," The Yale Law Journal 108, no.3 (1998): 601-32.

226.而这还发生在孟德斯鸠批评中国"专制"的情况下。比如参见Basil Montagu, ed., The Opinions of Different Authors Upon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2nd ed. (London: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1816); 参见注释181和附随文本及注释231。

227.除详细规定刑具尺寸外，为防止滥刑，法律还规定什么官员能使用该刑具和如何使用该刑具。见田涛、郑秦：《大清律例》，第81页，第561-563页，第573页。

228.Pieter Spierenburg, 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 Execu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epression: From a Preindustrial Metropolis to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0.

229.比如参见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xxv（写道："我们如果想[从《大清律例中》]寻觅诸如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假定无罪，以及无人被要求自证其罪这类英国法上的无与伦比的原则，无疑是徒劳的。中国法律没有也不可能确认这类原则"）。

230.中国法对法官义务的规定，比如参见田涛、郑秦：《大清律例》，第553-558页，第575页，第579-602页。 有中国学者认为帝制时期的中国法包含了众多彰显无罪推定原则的条规。例见宁汉林：《论无罪推定》，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83-84页。

231.James Fitzjames Stephen, The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3), 1:297-99; Andrea McKenzie, "'This Death Some Strong and Stout Hearted Man Doth Choose': The Practice of Peine Forte et Dure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3, no. 2 (2005): 1-43.

232.Block and Hostettler, Famous Cases, 34.

233.Bruce P. Smith,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and the English Law of Theft, 1750-1850,"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3 (2005): 134-35, 136（指出"对被告人程序和证据上的更多保护措施"存在于更高级的法院中）。对照Norma Landau, "Summary Convi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al Law," 同上，173-89，以及回应反驳，参见Bruce P. Smith, "Di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Exist in Summary Proceedings?", 同上，1-18。

234.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些英国法官在实践中允许有辩护律师，但大部分被控犯有重罪的罪犯并没有律师为其辩护。一条1696年的法令规定在叛国罪的审判中允许有辩护律师。参见John M. Beattie, "Scales of Justice: Defense Counsel and the English Criminal Trial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 Law and History Review 9, no. 2 (1991): 221, 227; John H. Langbein, The Origins of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6-7, 168-77（还有关于甚至在1730年后对辩护律师的限制）; Askew, "Re-Visiting New Territory," 368, n.23　(提到"大约八分之七的罪犯没有辩护律师").

235.比如参见Sir Samuel Romilly, Observations on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as It Relates to Capital Punishments, and on the Mode in Which It Is Admitted, 2nd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s, 1811): Basil Montagu, ed., The Debate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During the Year 1811: Upon Certain Bills for Abolishing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2).

236.Jaow Kwang, "Good Reasons for War!, " Nile's Weekly Register 22, no. 569 (1822): 355.

237.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