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种犬儒主义的眼光看生活，然后热爱它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408 篇文章

题图：来自网络。

作者：马曳，纽约州执业律师，现居香港。本文来自：此岸 ( ID: cianmaye ) 。

创作《三万英尺》这本小说，就是从上面这句话开始的。

在 professional service（专业服务）呆得时间长了，人特别容易沾染上犬儒主义（cynical）的毛病。有那么一点悲观主义，有那么一点夸张，和并无必要的尖酸。我们经常互相嘲笑自己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鸡晚。当然啦，自黑的时候一定要顺道黑一黑别人，比如长期被投行和客户压榨的律师，就特别喜欢在自黑的时候加上一句“也只有审计师比我们更惨了”，借此精神胜利一把。

我们这些第一份工作就在 professional service 的人，对人生往往有眼高手低的感觉。在经济好的时候，外资 professional service 公司大学刚毕业的小朋友出差，也必是商务舱加五星酒店的标配，一周的报销可能远超一个月到手的工资，再加上和客户开会对方就算不是 C-Level 也是 D-Level，时不时还得带着客户的几个 VP 干活，谁不是鲜衣怒马？谁没有三两个和业界大佬共赴过的饭局，和明星在机场贵宾室偶遇的故事？

但这些鲜衣怒马也常常会给人带来虚无感。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说，律师买贵价衣服穿，其实和退休老阿姨买了是一样的。阿姨尚能穿着 Dior 去买菜饮茶，而我们用加班到凌晨换来的薪水买来的 Dior，还是只能穿去会议室，印刷行。要说锦衣夜行，莫过于此。

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带病加班的血泪故事。连续加班好几周到凌晨以后，人特别容易萌生退意。可是要离开这藏娇的金屋，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苦的时候想换份清闲的工作，往往跳出去之后又发现薪水是低了不少，工作强度倒没啥变化。年轻的姑娘们懊恼自己无暇社交嫁不出去，如果是像我这样有家庭牵绊的已婚妇女，那更加必须是一地鸡毛，不必登高便先不胜其寒。反观咱们的男同事，尤其是太太不上班的那些，倒基本上都是妻贤子孝。这能不让人倒戈投向犬儒主义的阵营去吗？

写《三万英尺》的初衷就是想描述下这骨感的现实。那个你看起来走路带风但又稍显疲惫的人，本来可能就像程皎皎一样误打误撞地入了这一行，然后发现了它酸中带甜的滋味。

但在写陈墨，程皎皎，莫佳宜，许昊然这些人的日常时，我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个已经“上岸”了的人，我还挺怀念当年的工作，和深夜的国贸一期。到香港后的某一年冬天，我上了一个特别辛苦的项目，那年元旦跨年时分香港的烟火表演，我是在办公室看的 — 偌大的正对着维港的会议室只有我一个人，如果不是手边没有冻得刚刚好的香槟，以及看完后立刻还有一个电话会在等着我，那大概是我最好的观赏烟火的体验。

在那个项目上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度过过许多许多不眠之夜。回想起来，却会觉得是很棒的体验 — 未必希望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强度，但是偶尔为之，让人感觉到“啊，原来我还可以做到这样”，其实也算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肯定和强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professional service 像是一个夏令营。无论是律所还是咨询公司，同事里都以年轻人为主（毕竟年纪大了熬夜能力会下降……）。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有过那样废寝忘食工作过的体验，其实相当不错。赵允虽然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妙人，但在 professional service 浸淫多年却还有少年之心的人却还多得很。我的先生曾经讲过，他之所以爱“罗府”，一大原因是别处再也找不到那么密集的一群聪明人，更何况这群聪明人还常常妙得很，有人曾经在日本出家当过和尚，有人在旧金山拍过电影，还有人说当网红就当网红，说要开学校，就开了一所牛掰的学校出来。（在这里应有一首暴露年龄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去年四月我去北京找 Autumn 吃饭，特地约在了日坛小王府。当年我最爱的两个菜干煸牛肉丝和干煸四季豆都已经从菜单上消失。我们和服务生好说歹说，厨房给炒了个干煸四季豆，干煸牛肉丝是无论如何不肯做了。就着这个干煸四季豆和几样其他的菜，我们在小王府从午饭坐到下午。那时我们都已离开 professional service，不再需要时时工作到凌晨。可她保持了热爱加班的习惯，而我仍然邮件秒回，且保留了能在英文文件里一眼看出哪两个单词当中多了一个空格的能力。我们已过了陈墨和程皎皎的年龄，就算是在春风沉醉的小王府天台上，也免不了要讨论怎样找到并留住一个好保姆这样的一地鸡毛。生活总是实际的，充满毫不讲理的客户，难以沟通的老板，和求之不得的人和事......一切都诱使我们陷入犬儒主义的困境里去，然而即使我们没碰到像赵允那样的人，或者像秋庐那样的地方，我们心底里的那点天真和理想主义仍然会促使我们殊途同归。

这就是《三万英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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