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些人强大到，你越了解，越觉得高山仰止

昨儿是他老人家的诞辰120周年，嗯。

我年纪小时，不太佩服他。概因我少年时，课本里说周公，无非是“日理万机”、“握了一位清洁工的手给了他温暖”、“穿一件带补丁的睡衣”。那时他的形象：勤勉、简朴、温厚、亲民、敞亮、干净，仿佛慈父。

少年人嘛，中二，总觉得老好人没啥了不起的。

1992年有一部以他命名的电影，是我首次接触到另一面的他。那部电影主要描述了他最后十年。许多事无法说得太明白，但其中复杂的波谲云诡，见出来了：他在那部电影里，也有疲惫、苍老、踌躇、痛楚、沉着、愤怒的一面。

那时我寻思了：他果然还有另外一面么？

之后接触了多一些史料后，自不免感慨万千。有些视历史为黑白脸谱的人们，自然还会震惊：“哎呀原来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本来嘛，他老人家本就不单是个勤勤恳恳的小白兔或小绵羊。

夫白兔绵羊，如何活过乱世呢？

历来对他老人家的塑造，其实风格有些偏了。就仿佛诸葛亮本来是不世出的战略分析家，是比肩管仲萧何的政治家，“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是治军严整如神的英霸之器。《三国演义》将他描述成了一个能掐会算，擅长埋伏和火攻，喜欢分发锦囊的智多星。鲁迅先生所谓“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周公他老人家，本来该是另一个形象：

少年时奋战天津，之后闯荡欧洲，扬名黄埔，斡旋江西，遥控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情报人员；随长征、助移权、平大局。外交、内政、佐邦戎、抚将帅，屈伸自如，概有英奇之略。建国后，内则日理万机，外则纵横天下，“哪个国家我没有去过”，出入机枢，终于邦宇敬爱。

这样一个剧情，简直像开了修改器，编都编不到这么华丽的履历，没法跟老百姓宣传。

于是只好说他公忠体国，说他日理万机，说他勤勉简朴，睡衣打补丁，“又说了几句机智的话引得记者们鼓掌”。

真是格局太小了。可惜了这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巴黎的Place de Italie旁拍的，他的故居：法国人也是服他的。

若将他领导了中国史上最杰出的情报人员的传奇拍出来，够一百部007——现在的一切解放前谍战片，严格来说，都是他的手下啊。

我所以称他为周公，是因为在我看来，他非只是一位总理。

他老人家，虽然没有长篇大论诗词歌赋留世，但传闻里他有位亲密搭档说过，周公是位“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这算是赞扬了。

所谓古大臣之风、士大夫之风也。

萧何为贤相，事刘邦。摇摆不倒，开创基业。这一点，周公做了。

陈平帮助老帅周勃，平了吕后之乱，立了汉文帝，已被描述为社稷之臣。这点事，周公也做了。

中国古来贤相，追求的无非是佐王霸之业，救黎民于乱世，平天下，存社稷，给后代朝廷留几个邦国之才。这些，周公都做了。

还善饮酒，千杯不醉，知识分子都喜欢与他结纳——这还自带周瑜属性：“与公瑾交如饮美酒不觉沉醉耳。”

以及……还长这么帅。

中国历史上多草莽英雄。最后得能长久者，多半是英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英雄负责霸的一面，英锐、犀利、果决、狠辣、大气纵横。士大夫负责王的一面，仁爱、绵密、平衡、斡旋。刘邦+萧何，曹操+荀彧，苻坚+王猛，李世民+房杜，朱元璋+他那群谋臣，皆如是。

纵观中国历史，则开国霸主数十百年有一位，安邦贤相却未必够多。

孔子最佩服的，是周朝那位周公。所谓周公佐成王，专权而不失礼，以仁得天下。当然那是理想状况。我们20世纪这位周公，庶几近之。

有人说，我们这位周公晚年不够强硬——大概他们希望周公在乱世里殒身才好呢。其实周公这方是大臣贤相作风。周公一生，除了病魔，没人斗得倒他，搞得掉他。修身之余，还能兼济天下，救无数人，保无数人。

他只是聪明到，能选择最有效的法子而已。

或曰周公爱惜羽毛，非也。以我所见的史料，周公是个再现实不过的人。他与后来那位“实事求是”，都是聪明不过的人。

一个少年时当情报人员见识过世间各色伪装，死后连骨灰都洒掉的人，其实是什么都看透了的。

如此一个，明明可以靠脸当明星、靠机智当007、靠口才当发言人、靠智谋当外交家，靠干略当贤相、靠个人魅力就让那一代知识分子倾心、靠资历就能压服天下的人，最后在风云激荡中忍辱负重，兼济天下，还那么勤勉努力。

说他是千古一相，谅不为过。

可惜这不朽的一生，总被拿来夸勤俭节约、苦心孤诣，真是有些浪费了。

唐德刚先生自己给顾维钧编过回忆录后，如此评价：中国近古以来外交家，两个半。周总理，李文忠公，顾维钧。

为何顾维钧是半个？因为他是个技术官僚。周、李，是真外交家。

1949年中苏建交。1953年领导跟美国人谈判。1954年日内瓦会议使老越柬三国独立，一方面南方无虞（暂时），一方面继续推进国际民族主义独立运动。1955年去万隆前国民党已经炸过飞机，周依然去了。所谓“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反对“殖民主义”，说白了，就是从帝国主义嘴里硬抢第三国家。

钱学森前辈们是周抢回来的，不提。

一个关于国运的细节：

1953年，背靠苏联，跟美国打得昏天黑地。这算是联吴扛曹。

1965年，跟苏联关系不好了，眼看要孤立，于是跟美国抛绣球，最后居然跟美国与日本建交？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自如？轻易换合伙人？

本来先前得罪美国，跟欧美是没法较真了；得罪了苏联后，中国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还行。当时本来是很难谈的，因为美国是美帝，苏联是苏修，都讨厌得很，那是不让接触的。

陈元帅感叹过，所谓“美国人可以登上月球，可是却接近不了中国”。

珍宝岛事件后，周公组织出一个神奇的东西，“四老帅外交座谈会”，叶、陈、聂、徐四帅。叶时年72岁，陈和徐都快要68岁了，聂69岁。

本来老几位，那时已经被上头靠边站了，周公让他们去驾前讨论，1969年6月到7月谈后，得出集体结果，确实苏修比较讨厌，美帝可以联合。

于是终于可以跟尼克松去接触了。

之前跟美帝那可是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居然被周公带节奏带的，“可以谈”。

只要能获准跟美帝谈了，那么以他的权谋魅力，把基辛格哄得服服帖帖，把尼克松哄得主动扑过来握手，简直已经手到擒来了。

美苏对抗时，在美苏之间稍微不坚决，就要倒霉。

中国居然从容地从联苏怼美，到联美怼苏，最后还能保持独立，成长起来。苏都没了，中国还屹立不倒。

这个事实简直魔幻。

说建国前。

西安事变。虽是国内事宜，但算是不同势力间的斡旋，所以这个也能算外交：类似于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扛曹。

西安事变之前半年，延安和南京是敌对的，众所周知。

西安事变后，延安保留了独立地盘之下，跟南京形成了联盟。简直神奇。

初，1936年4月，周公与李克农会张学良谈判。11月，潘汉年在上海见陈立夫，面交周公给二陈之信，开谈条件。

12月11日，刘鼎告诉周公，西北蒋张对立已成不可掩饰事实。

然后12月12日蒋先生被擒。

蒋先生被擒后，国党大乱。有要讨伐的，有看热闹希望老蒋死掉的，有要封锁消息的，有要搞营救的。

宋美龄所以要亲自去，是因为很明白，若不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不可能“不流血的和平解决”。

郭增恺在后来的原话：“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個是我。”

另一个就是周公。

张杨捉了蒋先生，按说是张杨和宋美龄、宋子文谈。

周公一个外人，怎么忽然成了见证人？

周公自然清楚，张杨和蒋宋之间，需要一个大家都信赖的中间人，而这个中间人可以乘机争取许多利益。于是他通过郭增恺要求与宋子文面谈，宋子文大感意外，见面后被说服，返南京，确保安全，宋美龄于是去西安。

12月23日与24日，宋美龄两次会见周公。周公先说延安未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又说只要同意抗日，中共拥护蒋为领袖。然后抛出六项主张。

中间张杨很紧张，手下一度蠢蠢欲动，于是周公亲自找张学良，建议次日开会。

12月24日，周公向蒋先生暗示：只要放弃武力剿共，可让蒋经国归国（时在莫斯科）。

理一下次序：

本来是根据地被围攻。

忽然变成了联合统一战线。

明明跟张学良有接触，但最后还能落得干净，可以跟宋美龄保证“我们没参加兵谏”。

敌对势力变成友军，关键时刻抛出蒋经国为筹码。

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是豪杰，但这事情后，有的人软禁了，有的人软禁着死了，有的人憋屈地回南京了也没落大好处。事件最后毫无损失，却还大赢的，是周公和背后的延安。

整个西安事变，好比是：“老子逼儿子打邻居，于是儿子气得打老子，邻居过来劝，最后，邻居居然跟老子成了牌友，还约好了一起打河童”。

仔细想想，也够魔幻的。就如此空手套白狼，强行达成了一个为延安争取时间成长，为抗日营造统一目标的和议。

我也不知道他为何这么能取信于人，这么能把握他人情绪的波动点的。

但共和国开国那批超世之杰，经历冰刀霜剑，大风大雨，内抗诸侯，外对美苏，始终屹立不倒、举世无人能奈何者，加上周公，也只有两个人。

以及，补一个我所见，最情义绵长的告白。

解放初期，你偶然看 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

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1988年4月，邓颖超。

这里的“你”和“我”，自然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