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同性恋与宗教的当代争论

利维坦按：人无法决定自身所处于哪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位同性恋者，生活在古希腊，那么你或许会很幸福，因为那时希腊人对同性美学推崇备至——在雕塑、绘画和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成年男子与少年的同性之爱。他们也不像现代那样，将性取向视为一种标签。

可如果你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你将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甚至同性恋一度被列入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列表（DSM-I），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才承认科学研究的证据，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DSM-III-R）中去除。

本文主角的身份更加特殊一些：他是身为同性恋的天主教徒。作为历史学家，博斯威尔（顺便说一句，他和米歇尔·福柯关系不错，但他不同意福柯有关强调“异性恋”和“同性恋”身份和文化特征的理论）试图通过历史的再梳理，来调停两个在公众看来极为对立的群体：基督教徒和同性恋人群。

文/Natasha Frost

译/Anthony

校对/沁月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john-boswell-homosexuality-catholicism-histor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nthony在利维坦发布

这张7世纪的圣徒谢尔盖（Sergius）和巴克斯（Bacchus）的照片，被历史学家约翰·博斯威尔（John Boswell）认为是早期同性基督教徒结合的真实写照。图源：公共领域

这可能是第一本通过加里·特鲁多（Garry Trudeau）的漫画《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向大众传达信息的学术教科书。在1994年6月的系列漫画中，同性恋角色马克·斯莱克迈耶（Mark Slackmeyer）试图去接近一位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已婚男子，并且告诉他教堂在1000年前就举办过同性婚礼。“你在哪里听到的这种屁话？” 那个男人面露愠色地回应了他。

“这是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新书中写的，”斯莱克迈耶这么回答道，“在他的研究中，同性婚礼中的礼节同样包括圣餐，神圣的祷告以及象征着爱情的亲吻。就像异性恋的婚礼一样。只是异性恋的婚礼，大多是关于财产，通常是在户外举行。而同性婚礼，只关乎爱情，所以在教堂举行！”

那一周，至少两家伊利诺斯州的报纸拒绝印刷这则漫画，而这则漫画的许多读者打电话抱怨：“加里·特鲁多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不开心吗？”如果说这则漫画仅仅是引起了争议，那么《近代欧洲的同性恋研究》（Same-Sex 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这本书无疑惹怒了众人——不论是学术圈内还是圈外。这本书的作者，学者约翰·伊斯本·博斯威尔（John Eastburn Boswell），也被称作杰布（Jeb），在这则漫画问世的6个月之后就离开人世，死因是艾滋病相关的并发症，享年47岁。

博斯威尔的梵蒂冈图书馆证件。图源：COURTESY YAMP

在耶鲁大学任职的20年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博斯威尔先是将学术界搅得鸡犬不宁，随后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数年严谨的研究（如果这么说正确的话），他成功撼动了现代恐同症（modern homophobia）的根基。在他1980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书《基督教，社会容忍度和同性恋》（Christianity，Social Tolerance，and Homosexuality）中，他研究了从基督教时代的开端至14世纪的同性恋群体。他发现，同性恋人群“仍然是被立法严厉禁止、社会广泛敌对、各种民事限制的对象，并且以上现象都可以在宗教中找到表面上合理的解释”。然而博斯威尔的研究成果表明，事实上这种“宗教上的解释”可能是假的——其实是近代发生的改变，在基督教建立几百年后才被引入。

年轻时的约翰·博斯威尔，被他的朋友们叫做杰布。图源：COURTESY YAMP

博斯威尔1980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书《基督教，社会容忍度和同性恋》。图源：Notches

书中提出，罗马天主教会并不是一直对同性恋抱有敌意，实际上直到12世纪，教会都认为同性恋不像“虚伪”这种品质那样令人生厌——甚至还会为同性情侣举办婚礼。这本书引起了爆炸般的影响，偏激一点儿的言论包括“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称这本书具有革命性意义”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在1981年的纽约时报书评中这样写道。但是其他的评论家认为，尽管这本书的行文注重细节，但是它的中心论点——基督教和同性恋并非一直势不两立——不仅仅是错误的，也是博斯威尔平衡自己同性恋和天主教徒双重身份的一次失败尝试。因为人们认为这两种身份是不可调和的。

博斯威尔年轻而聪明，金发碧眼，俊朗帅气，拥有令人叹服的语言能力，他的作品有时会引用17个从古至今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源语言可能是加泰罗尼亚语，拉丁语，旧冰岛语，叙利亚语和波斯语等。作为一名在弗吉尼亚州长大的青年，研究人员布鲁斯·奥布莱恩（Bruce O’Brien）这样写道，他已经从信奉圣大公主义【Catholicism，源于希腊词“katholikos”，意为“全世界的”、“普遍的”。此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指所有“公派教会”（天主教、东正教、英国国教会、古老公教会等）所提倡的教会“合一、圣洁、大公、使徒所`传”的精神，主张《圣经》与“圣传”并举，强调教会的信仰和实践的古今一致、普世统一。狭义则专指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和实践】转变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所展现出来的宽容和力量导致了他的这种转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没有相关的法律强制，但巴尔的摩的大主教管区自愿将其学校排除在管区之外，他们会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这样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看见天主教教会本质上崇尚道德，并愿意成为与社会中不宽容因素相对抗的灯塔。在这个敏感性正在发生巨大改变的国家中，正是这些不包容引起一些为追求平等而进行的抗争。

因此很多人将这本书看作是一种审判——博斯威尔给了教会机会去包容同性恋群体。他的姐姐帕特里夏（Patricia）在博斯威尔的葬礼上这样说道：“杰布对上帝的爱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动力。他的本意并非去撼动异性恋者的世界，而是将基督教的爱带到同性恋的世界中……让对这种极为强烈的、原始的、不‘温顺’的爱心生恐惧的人们接受并包容这种爱。”

中世纪作品“ La Somme le roy”中的一个细节，这部700多年前的作品中描绘出了相互拥抱的大卫（David）和乔纳森（Jonathan）。图源：BRITISH LIBRARY/PUBLIC DOMAIN

《基督教，社会容忍度和同性恋》这本书用442页的篇幅回顾了1000年来的同性恋历史。它引证严谨，内容涵盖了多个国家的多个实例，这些例子之中既有展现同性情侣之间感情的特定实例，也有来自同性伴侣关系普遍化的社会体系中的一些惯例。

博斯威尔潜心钻研了4世纪的古罗马诗人奥索尼乌斯（Ausonius）和他的学生圣保利努斯（Saint Paulinus，后来的诺拉主教）之间的关系。这段关系是否涉及到肉体的纠葛已经无法下定论了，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深挚的感情似乎已经超越了平常的柏拉图式友谊。

In whatever world I am found,
I shall hold you fast,
Grafted onto my being,
Not divided by distant shores or suns.
Everywhere you shall be with me,
I will see with my heart
And embrace you with my loving spirit.

在我发现的任何一个世界中

我都会紧紧的握住你的手

将你与我紧密相连

遥远的海峡或是太阳

都无法将我们分离

你将永远与我相伴

我会用心去看

用我诚挚的爱

拥抱你

“将这种感情与当下的种种现象做严格的类比，就像是将中世纪婚姻与现代的配偶关系进行比较一样，得到的结果是不准确的，”博斯威尔这样写道。但是，“友谊的定义改变了”这种想法在博斯威尔看来就是一句空话——因为特别是考虑到在许多古代社会体系中，同性恋是一件普通的事，所以很可能被当作是普通友谊中的一部分。“同性友人有时需要借助描述同性恋之间爱情的特定词汇去表达他们的情欲，”他这样写道。

圣保利努斯在同一时期，这样描述他们的友谊：“我觉得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是同一个，只是活在两个身体中罢了。因此，生活对我而言是无比痛苦的，因为我不想作为一个不完整的人活着。同时我还无比惧怕死亡，因为我对他的爱意是如此的强烈，如果他离开了，那我也就完完全全地死了。” 然而在其他的地方， 他声称“用肮脏的欲望玷污了纯洁的友谊，用黑暗的欲望抹黑了友谊的光芒”。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对同性恋的情欲的否定，而是对性本身的否定。

17世纪圣保利努斯的肖像画，由画家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Antonio Rodríguez）绘制。图源：维基百科

同一时期，在有时会被称作“基督教的摇篮”的古希腊罗马城市安提阿，博斯威尔记述了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Saint John Chrysostom，正教会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重要的基督徒早期教父）游历这座如今属于土耳其领土的见闻。克里索斯托姆惊讶的发现，这座城市中的男人并不和妓女“厮混”在一起，而是“无所畏惧的”与同性发生性行为。博斯威尔引用了他：“那些年轻男子的父亲对这种行为保持缄默，他们既不会将自己的儿子与其他人隔离起来，也不会为这种罪恶的行为寻求任何补救措施。没有人会觉得羞耻，没有人会脸红，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小把戏引以为豪；这座城市中，贞洁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是不被允许的，错误的。”在这座早期基督教城市中，克里索斯托姆发现，男同性恋的普遍性和被接受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长远来看，甚至有女性不再被需要的危险，年轻的男子完全满足了过去由女性提供满足的种种需求”。

博斯威尔列举了1000年来早期基督教世界中有关同性恋性与爱的一系列事例。他指出，偶尔会有法律禁止同性恋，但是这些法律并非总是宗教相关的，而是出于民事目的，即将对同性恋的罚款作为一种增加税收的方式。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被征税的常常不是社会的普罗大众，而是主教和神职人员。他写道：“而这种行为若单纯被教会发现并不会受到惩罚，或者仅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惩罚。”以教皇圣格雷戈里二世（Saint Gregory II）的教会统治为例，女同性恋行为会遭受160天禁食的惩罚，其实本质上与斋戒并无二致。但是如果一名牧师被发现狩猎，则会遭到长达三年的惩罚。

同性恋政治家哈维·米尔克。2008年由导演格斯·范·桑特将其生平搬上银幕，西恩·潘饰演了米尔克。图源：Jewish Currents

20世纪80年代，当同性性行为仍被美国许多州的法律严令禁止时，这本书的出现无疑像是一个炸弹——尤其是对于天主教徒而言。那时的美国社会，仍旧处于极端恐同和对同性恋抱有较大偏见的时期。1978年，公开身份的同性恋政治家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在旧金山遇害。一年之后，安妮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组织了一场在名义上保护儿童免受同性恋“召集”而反对同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运动。而针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博斯威尔组织创立的耶鲁大学女同性恋及男同性恋研究中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真正成立。

由此，《基督教，社会容忍度与同性恋》这本书，遭到了各种批判的声音。学术界中批判的声音甚至来自一些历史学家，例如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R.W.萨恩 （R. W. Southern）认为“同性恋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既不有趣也不重要（奥布莱恩指出，萨恩成长于一个压抑的、视同性恋为犯罪的年代，事实上，当萨恩提起同性恋时也常常用到“犯罪”这个词），一些理论学家也对博斯威尔的观点进行了大肆批判，他们发现这本书已经被博斯威尔对于“正确性”的深切破坏了。

这本书发行后不久，路易斯·克朗普顿（Louis Crompton）在天主教的杂志《公益》（Commonweal）中这样写道：“非常遗憾……‘这本书’被污名化了，因为它企图用大量的例子论证了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观点。”而最严厉的批判来自于那些那些同性恋团体中的成员，他们认为博斯威尔是教会对同性恋暴行的辩护者。在《同性恋公报》（Gay Books Bulletin）中韦恩·达因坚定地表示：“在我们的文化中，基督教对于同性恋的侮辱和迫害无疑是一种罪行，它已然成为了各种偏见的堡垒。除非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发自内心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迟早会对我们下手。”

博斯威尔似乎并未受困于这些批判的声音。许多批评者认为，对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分是一种现代形成的概念。对此，博斯威尔回应道：“如果‘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分，或者‘弯’及‘直’的分别是现代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而非人与人之间精神层面的本质差异，那就没有同性恋的历史。”这本书的确是引起了许多的争议，但与此同时，它也获得了多个奖项，为同性恋研究这一广阔且鲜有人涉足的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今天，博斯威尔因为两件事而被人们铭记。对于那些不认识他的人而言，他们铭记着他在他的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而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他们铭记着他从未曾动摇的善良与慷慨。1986年的一段博斯威尔讲话视频中，他向我们展现了他身上闪烁着的智慧光芒与魅力。他受人爱戴，文质彬彬且富有幽默感。不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他都深受那些声称是他学生的本科生、研究生、同性恋或是异性恋同事的欢迎。在他完成他博士学位的哈佛大学，他视波士顿耶稣教区的牧师约翰·斯宾塞（John Spencer）和基督教道德会的普拉默教授彼得·J.戈麦斯（Peter J. Gomes）为挚友，后者在1991年公开出柜。在博斯威尔死后不久，“那时我遭受着来自公众的攻击，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以示支持帮助我走出了阴霾。”戈斯麦对哈佛大学深红杂志（Harvard Crimson）说道。“他给了我勇气。”

博斯威尔与他多年的伴侣杰瑞·哈特（Jerry Hart）。图源： COURTESY YAMP

在博斯威尔1994年离世前，他已经在耶鲁医院住了数月，音乐史学家杰弗里·布洛克（Geoffrey Block）回忆起他到病房中探望博斯威尔的画面。尽管他刚从昏迷中恢复，他依然“神气地犹如正在处理政事的国王”，时不时的引用一些电影的台词或是唱着音乐电影《外星奇缘》（Earth Girls Are Easy）中的配乐《因为我是一个金发女郎》。他的仰慕者和他帮助过的朋友们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其中包括热心的研究生、他的父亲，以及刚刚任职的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 。理查德毫不掩饰悲伤之情：“一位年轻的理发师走进病房，给博斯威尔理发并拒绝了报酬，这一举动让我们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博斯威尔在平安夜离开了人世，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他多年的伴侣杰瑞·哈特。直到他去世的几个月前，他的那本《近代欧洲的同性恋研究》所引发的争议程度和《基督教，社会容忍度与同性恋》不相上下。这本书包含了对8到16世纪期间60多份手稿的研究，对于同性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他将这种关系描述为“无疑是一种自愿的，两个人情感上的结合”，“无论有多少读者会因此感到不适”，都与异性恋婚姻“紧密相关”，批评者们再次认为他只是在追求那些他无比渴望存在着的事情。布洛克在2013年博斯威尔的纪念册上写道，如果博斯威尔能够和哈特合法结婚，他会是多么的开心和激动啊。“我在草坪上偶然看到一块牌子，这可能会让杰布这个忠诚的天主教徒——也许他还在内心矛盾的考虑着教会如何接受他的性取向——欣喜若狂。牌子上简简单单地写着，‘赞同R-74（2012年的华盛顿州公投74号提案，使得该州同性婚姻合法），我的教会支持平等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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