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让人类和黑猩猩杂交了

利维坦按：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意外，其影响是非常可观的。人类与黑猩猩的分化便发生在约600万年前的一次染色体畸变：共同先祖的2a和2b染色体连到了一起，成为了人类的2号染色体。虽然我们也都知道骡子没法繁育下一代，但是我们毕竟没有把每一只马和驴的后代都拉去做繁殖测试——我们无法排除某一只骡子可能会进化出异能。

我们都知道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存在生殖隔离，只可惜以生殖隔离的存在与否来分立物种的观念并不合理，物种间始终保有基因的连续性。但即便如此，这也无法成为一个支持人类和黑猩猩杂交实验的理由。如果后世真如文章所倡导的，人类与黑猩猩的杂交在技术上可行并产生了世代传递基因的后代，群体则也许面临着因个体基因在表现上不一致而导致的分化情况。而在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会因肤色而产生歧视的当下，这项课题仍有待充分讨论。

话说文中的生物学家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估计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多，其生涯实在很悲剧——在人与猩猩杂交失败后，因为科学界的一轮政治震荡，伊万诺夫及其他几位同样涉及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与实验的科学家失去了他们的职位。1930年春天，伊万诺夫遭受政治指控。同年12月13日，因试验未完成预期使命而遭到批斗与逮捕。他被判处5年流放至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最终于1932年3月20日死于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缺血性中风。而为伊万诺夫撰写讣闻的，就是后来知名的生理学暨心理学权威伊凡·巴甫洛夫。

文/David P. Barash

译/乔琦

校对/斩光

原文/nautil.us/issue/58/self/its-time-to-make-human_chimp-hybrid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虽然这么说有点儿过头了，但是在实验室里创造人类和黑猩猩的杂交体——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嵌合体——绝非完全不可能，甚至还颇有希望。毕竟，根据大多数估算，人类和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的核DNA相似程度大约是99%。就算我们假定正是这1%的DNA差异影响到了一些关键的等位基因，那也没有关系，崭新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随心所欲添加或删减目标基因的美好前景（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一场噩梦）。

结果就是，预言“猩猩人”或是“人猩猩”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不再是天方夜谭了——当然，最终也许只是停留在“可能”上。果真如此，这样的一个生物个体不会是精确的50%人类和50%黑猩猩的结合体，但肯定既不是人类也不是黑猩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生物。

如果这样的前景还不够令你震惊的话，下面这个想法可能会更具争议：让人类和猩猩杂交这件事儿，是个绝妙的主意。

2018年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200周年纪念，这部小说有个副标题叫作“现代普罗米修斯”。即便我们不了解普罗米修斯傲慢的后果就是灾难，也得知道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所作所为吧？不过，当下正在上演的还有其他各种灾难，比如，人类对各种非人类动物花样百出的虐待。

一种可能是有史以来危害最大的、由神学驱动的迷思更是让这些行为愈演愈烈：人类超脱于整个自然世界之外，因为我们是如此特别并且还拥有灵魂，而“它们”——其他所有生物——都没有。

《弗兰肯斯坦》封面。 图源：Bernie Wrightson

当然，我们现在知晓的关于进化的一切知识（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知识真的已经相当丰富了）都推论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因为进化最为根本的关键信息是基因连续性。并且，事实上，正是因为连续性——尤其是那些人与黑猩猩共有基因的连续性——才使得这两个物种生得如此相似。

更进一步，我还认为这个根本的关键信息，将会给认为人类超然于其他生物之上的破坏性虚假思想以致命一击。支持连续性的各类证据堪称汗牛充栋，其涉及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理学、遗传学、解剖学、胚胎学及古生物学，不过，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些最为顽固的、鼓吹人类具有与其他生物不连续基因的特殊地位的人，在面对真实的、功能健全的人类-猩猩结合体时，还能怎样守住自己的阵地。

然而，同样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想法在两方面都有些异想天开了：一是，人类和猩猩的结合，在生物学上是否真的行得通；还有，这样的一种“生物”是否真的具有我所提出——或者说希望的——那种影响。毕竟，很多人都知道，黑猩猩与人类是很相像的：他们都制造和使用工具，都参与复杂的社会活动（包括复杂的交流以及母亲与后代之间长久的纽带关系），他们都会大笑、悲伤，都会在冲突过后达成和解。黑猩猩甚至长得就很像我们。尽管这样的认识已经激起了对虐待猩猩（以及其他一些特别的灵长类动物）行为的愤慨——无论是在马戏团表演中，还是在实验室里，又或是别的什么情境下，但是，强烈抵制捕猎、囚禁及食用其他动物的呼声仍未出现。大多数人依旧认为这些动物，以及黑猩猩自身是“他者”，与“我们自己”毫无关联。（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赤道附近的部分地区，人们热衷于食用黑猩猩肉，它们是所谓的“丛林肉”中价格不菲的一种。）

教会人类知晓自身本质的最终收益是否配得上一些不幸个体做出的自我牺牲？这至少是个可论证的问题。

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在其作品《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Less Than Human：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一书中，解释了人性丧失是如何与种族主义及种族灭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史密斯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有些人一直在使用的模式：尽管承认一些人也确实是人，但他们常常坚持认为从本质上说——也不管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些“别人”就是不配为人。

根深蒂固的成见也完全有可能存在于人类对待其他生物的态度中，哪怕我们与它们之间的生物学连续性已被证明是铁一般的事实。此外，人类还必然了解如何去模糊这些讨厌的真相：据说当伍斯特地区的主教夫人听说了达尔文那可耻的理论后，她惊呼：“我们是猿的后代？天啊，希望这不是真的。万一这是真的，那就让我们祈祷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事儿吧！”

另一方面，似乎同样很可能发生的事儿是：当我们面对显然是介于人与猿之间的生物个体时，我们得心痛地接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刚性区分已然不复存在了。但是，那些因此产生的很可能结局不幸的中间个体又会如何呢？非驴非马，不伦不类，难道它们就不会发现自己竟然令人发指地被归为未分类物种、不完全物种，并注定要以生物学意义及社会意义上的双重不明身份生活在地狱中？

这种可能确实存在，但教会人类知晓自身本质的最终收益，是否配得上一些不幸个体做出的自我牺牲？这至少是个可论证的问题。此外，同样值得论证的是，也许这些个体根本就没那么不幸。每存在一个因自己无法写诗、编程而感到受挫的“猩猩人”或是“人猩猩”，同样也可能会对等地存在一个可以在树木枝丫间穿梭、跳跃的同时还能写诗、编程且为此感到高兴的个体。并且——与终结对无数其他物种的无数个体的伤害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现在仍坚持自身物种特殊性的人类来说，这样的一种发展很可能会彻底打开他们的思维，彻底打破他们僵化的成见。

在生物学刚刚出现的那段日子里，特殊创造论仍旧处于统治地位，人们普遍认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每个物种都被特别创造成了它们固有的样子。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已经深入多了，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一个物种，就是一组自然互相交配繁殖的生物个体；也就是一个内部频繁交换基因的生物种群。此外，尽管人类倾向于用“是或否”、“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样的二元思维进行思考，我们也已了解，物种间的边界其实是模糊且可变的：比如，像绿头鸭及尖尾鸭这样定义“良好”的物种也经常杂交繁殖，它们生出的后代，连经验丰富的猎鸟人都颇感头痛。灰熊和北极熊偶尔也会杂交，生出“灰北极熊”来。

最近，一项针对渡鸦（它们在北半球大多数地区都有分布）染色体组的研究发现，这个物种之前曾经一分为二，其中较小的一个种群生活区域局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之后，这两个渡鸦物种又在数十万年前重新合二为一，形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全北区渡鸦这个单一物种。

这样的“反向物种形成”现象可能要比我们之前预想的更为普遍。在乳齿象灭绝之前，大象显然和这个物种有杂交繁殖行为。近几十年来，狼、郊狼和家犬也一直在杂交，并且，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智人的部分种群携带了高达5%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此外，部分或者全部人类体内也许都蕴含着些许来自那些神秘古人类（也就是我们了解的丹尼索瓦人）的不知名遗传信息。普林斯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罗斯玛丽·格兰特（Rosemary Grant）——她与丈夫彼得（Peter）一道，长期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雀类的物种形成——提出，许多动物物种（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都很有可能“身上萦绕着过去杂交繁殖的幽魂”。

因此，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人类和猩猩的结合会产生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生物学意义上全新的物种——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猩猩来说。

虎狮兽（Tigon）：雄虎跟雌狮的人工圈养混种后代，是比狮虎兽（Panthera leo×tigris，雄狮与雌虎杂交后的产物）更罕见的混种。图源：Our Planet

杂交体是拥有不同遗传血统个体之间的交叉，这就意味着，从技术上说，除了克隆体、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以及某些近亲繁殖产生的人类以外，几乎每个人都是杂交体。更为一般的是，我们所说的杂交指两种情况：一是不同亚种间的成员交叉繁衍，产生后代的过程（比如，让拉布拉多犬和贵宾犬配种，它们就能生出拉布拉多贵宾犬）；二是——在更为罕见的情况下——让两个属于不同物种的个体交叉繁衍，在这种情形下，它们诞下的后代往往难以成活，要么丧失生育能力（比如，马和驴交叉繁衍生出的杂交体，骡子），要么只是不同寻常（比如，雄虎和雌狮偶然杂交产生的后代，虎狮兽；或者雄狮和雌虎杂交产生的后代，狮虎兽）。

杂交体就是基因的混合体，从本质上说，杂交体身上的所有细胞包含的来自父母双方的DNA数量是相等的。这当然是所有通过有性生殖产生的个体共性。只不过，对杂交体来说，其父母双方的亲缘关系很可能比一般情况更为遥远。

最近，“猩猩人”或是“人猩猩”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另一方面，嵌合体生物多少是有些不同的。它们的诞生本质上是源于一种嫁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两条不同的遗传世系（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那就最有趣了）结合到了一起，目的是为了产生那些体内各部分属于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具体检测到的基因型要视样本细胞的选择及胚胎发育节点而定。

长久以来，在人类的想象中，嵌合体生物占的戏份要比杂交体更多，这很可能是因为想象那些由不同种动物身上的特征部位拼接而成的生物，要比想象一个杂交形成的中间体容易。印度教诸神中的象鼻神就是人身象头的嵌合体生物，西方神话中的半人马也是如此。希腊传说中的经典“嵌合体生物”是一个狮身狮头，尾巴变成蛇头的生物——为了让这个古怪的生物更加古怪——它的尾巴也经常以时而朝前、时而朝后的山羊头形象出现。

象神（Gaṇeśa）：印度教中的智慧之神，主神湿婆与雪山神女的儿子，战争之神室建陀的兄弟。图源：Fiveprime

现在还不清楚我自己想象中的猩猩人究竟会是杂交体（由人类配子和非人类配子杂交而成），还是实验室中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创造出的嵌合体。我个人觉得会是后者。无论如何，人类-猩猩混合体都不是一个新概念了。

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Ilya Ivanovich Ivanov，这个名字很斯拉夫）的俄罗斯生物学家，就已经做出了史上第一次严肃的、有科学意义的创造人类和猩猩基因杂交体的尝试。

图源：Horsing Around At Home

伊万诺夫完全有做此事的资格：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拥有对创造物种间杂交体的特殊兴趣，还因为他是人工授精方面的早期专家——伊万诺夫是马匹培育方面的成功先驱者，并以此赢得了国际声誉。在他的工作之前，即便是最优质的种马和母马，也只能用“自然覆盖”的方式繁殖后代——也就是最为传统的，一次交配爬跨一只的一对一方式。

不过，伊万诺夫发现，通过对种马精液合适且小心的稀释，再灵活配合使用一支替代种马器官的玻璃吸管，他仅靠单匹生育能力绝佳的种马就能培育出500匹小马驹。他的这项成就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轰动，但与他接下去的一次尝试相比，这也算不得什么。

不过，他的这次尝试，失败了。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图源：Wikipedia

这项研究最初是在医学灵长类动物研究所开展的。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位于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该地现在是格鲁吉亚共和国黑海沿岸的争议地区。苏呼米研究所一度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灵长类动物研究所。另有一件很难称得上巧合的事儿是，人们相信斯大林对这项研究也颇感兴趣，他曾憧憬培养出“新苏联人”（或者说“新苏联男人”和“新苏联女人”）。

苏联方面对人类和非人类基因结合的兴趣并不仅限于生物学家。以奇幻小说《大师和玛格丽塔》（Master and Margarita）闻名的——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小说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还写过一本名叫《狗心》（Heart of a Dog）的小说。该小说辛辣讽刺了苏联早期的攀附权贵者。书里写到，一名醉汉的脑垂体被移植到了一条流浪狗身上，之后，这条狗就变得越来越像人——尽管还没那么像人，因为它仍旧想着消灭这座城市里的“流浪的四足动物”（猫）。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在船上赞许地写道，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盟友正在“俄罗斯大地上开展一项最为紧要的科学试验”，这项试验最终会“改造人类的本质”。

类似的改造试验成了苏联生物学的主题，其中包括沃罗诺夫（S.A. Voronov）的失败尝试，“返老还童疗法”。该疗法试图往人类身上移植类人猿睾丸切片，以期恢复那些有钱老男人的性能力。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尝试要算伊万诺夫试图将人类与非人猿类结合在一起的试验。

在伊万诺夫职业生涯的早期，除了成功发展出马匹的人工受精方法以外，他还创造出了多种生物杂交体，其中包括“斑马驴”（斑马和驴的杂交体）以及各种小型啮齿动物的杂交体。因为此事，20世纪90年代一段时期内的俄罗斯时代电视节目，经常将伊万诺夫塑造成“红色弗兰肯斯坦”的科幻形象。

伊万诺夫创造出的“斑马驴”。图源：Cogpunk Steamscribe

1910年，在奥匈帝国格拉茨举办的世界动物学家大会上，伊万诺夫宣布，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有可能产生人-猿杂交体。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大名鼎鼎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资助下，伊万诺夫在科纳克里（当时还是法属圭亚那的一部分）的一间实验室内工作。他尝试用人类精子给母猩猩人工授精。（我们不知道这些精子是谁的，而且我们也只能推测——不敢十分肯定——这些给母猩猩人工授精的方式确实是人工的，而不是通过自然方式）。

这之后的1929年，在新成立的苏呼米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伊万诺夫大胆地反转了供体和受体。在征得了5位女性志愿者的同意后，他准备用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的精子给她们人工授精——这一次，我们仍然只能推测他是准备通过人工的方式，而不是“自然覆盖”的方式。然而，不巧的是，这些非人类灵长类精子捐献者在贡献出他们的精子之前就死了，并且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伊万诺夫自己也失去了政治支持，并在1930年被送往阿拉木图；几年后，他就离世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完成；但至于是不是应该，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没人能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激励了伊里亚·伊万诺夫开展早期繁殖实验。也许他是受到了某种可能性的引诱，就像是他发现了试管繁殖这把可用于杂交繁衍的强力大锤，然后一切的一切——其中包括从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取来的卵细胞和精子——都变成了钉子，引诱着他去敲打。也许他是为能取悦斯大林的前景所驱动；也许他是为其声名（或是骂名）所累；也许伊万诺夫是个热忱的布尔什维克无神论者，希望借此打破陈腐的宗教教条。

无论如何，伊万诺夫的故事出了俄罗斯就不那么有名了，并且当现在西方人了解了此事之后，他们或是嘲弄其为苏联人通往“共产主义人猿世界”之路上的一个荒唐插曲，或是抨击这越来越可行的杂交尝试严重背离了我们的道德标准。可以肯定的是，伊万诺夫跨物种杂交的原始尝试现在也没有离开花结果更近一步，这仅仅是因为虽然人类和黑猩猩的DNA确实惊人相似，但人类只有46条染色体，而黑猩猩有48条，所以无论你从人还是猩猩那儿获取精子，再将其与对方的卵细胞结合起来，坦率地说，最后诞生的后代都难逃夭亡的噩运。

图源：WordPress.com

不过，近些年来，“猩猩人”或是“人猩猩”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了。生物医学领域已出现了诸多进展，它们不仅强化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连续性，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改善人类自身的前景。现在，研究人员正努力在动物体内培育人类器官（比如肾和肝）——目前倾向于用猪作为靶体——并且，这些动物和人类对应部分的基因指纹要足够接近。如此一来，培育出来的器官才可以被人类的免疫系统接受，并代替功能损坏的人类器官进行工作。

举个例子，一个人类皮肤细胞就可以通过生物化学的方式被诱导成为一个“多功能干细胞”，后者能够分化形成所有类型的人类组织。比如，某位病人需要移植肝，我们就可以先用CRISPR技术使猪胚胎内的肝发育基因失活，再将这些准备好的人类干细胞注入其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猪人”，它，或者说“他”，长着猪的身体，体内却携带着一个人肝——我们可以将它移植到肝功能衰竭的病人身上（编者注：那么，捐献肝脏的“猪人”该怎么办？“他”是否享受相应的“人权”？）。

在多年的反对之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2016年8月宣布，计划废除对干细胞研究的禁令。原因是，干细胞研究身上怀揣着我们治疗（甚至是治愈）许多重大人类疾病的梦想，比如，肝硬化、糖尿病和帕金森症。现在仍然禁止的是——而且很可能未来也不会开放——赞助那些涉及将人类干细胞注入到灵长类动物胚胎内的研究。

不过，将人类干细胞注入人类体内是可以的。在这里，有一条将人类和其他物种划分开的生物学界线。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这条线绝对是可渗透的，并非不可逾越；这条线的划分更多是基于伦理和政治层面的判断，而非科学和技术层面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完成；但应不应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图源：Hrishikesh Premkumar / Vía: Flickr

以一种支持的态度看待“猩猩人”或是“人猩猩”的前景，不仅很可能会引发争议，而且在很多人看来，这简直是罪大恶极。但是，我认为，创造出一个人类和猩猩的结合体，不仅符合而且相当符合伦理道德，哪怕这么做不能增加人类福祉。

即便是对那些最为忠实的、以人类为中心且边缘化其他物种的原教旨主义信徒来说，一旦他们必须直面那些无疑是介于人和非人之间的生物，他们怎么还敢坚称上帝以他的样子为参照创造了人类，且只有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因而与其他生命形式迥异？

无论如何，那些主张上帝以自己的形象“特制”了人类并赋予了人类灵魂，而其他生物不过都是畜生的荒谬观点，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了这样一种对待自然世界和其他动物的态度：说得好听点儿是冷漠，更常见的情况是，直接破坏、侵略，而且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可容忍的残忍。

正是这种自私的迷思，让一些人将其他动物囚禁在如此逼仄的工厂式农场中，却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妥，里头的动物甚至都没有空间转身，更不用说享受一些哪怕与理想生活有一点点接近的日子。正是这种自私的迷思，让一些人赋予了人类胚胎“即将为人”的特殊地位，并且将崇高的人性无中生有地嵌入到了这些胚胎之中，让它们享有非人生物无法企及的、特殊的法律和道德考量。正是这种自私的迷思，让许多人得以长期否认人与其他生物之间愈发显而易见的进化联系。

当我们谈及“生命的权利”之时，总是一成不变地指向人类生命，这样一种刚性区分之所以能产生，只能是因为我们预先假设了人类生命相比其他生命形式，多少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哪怕我们知晓生物学已经证明了这根本不对。那么，难道还有什么更好、更明了的方法，能比创造一个介于人与非人之间的中间有机体更能证明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无不同？

作者简介：

戴维·P·巴拉什（David P. Barash）是华盛顿大学的退休心理学教授。本文是根据他即将出版的下一本著作《明镜之后：用科学发现真实的人类物种》（Through a Glass Brightly: Using Science to See Our Species as It Really Is）中的一章稍作修改得来的。该书将于2018年夏天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 Kelarns, A., et al.  Genomic evidence of speciation reversal in ravens.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2018). Retrieved from doi:10.1038/s41467-018-03294-w

2. Palkopoulou, E., et al. A comprehensive genomic history of extinct and living elepha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Retrieved from doi:10.1073/pnas.172055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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