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足球的未来，听听国外专家怎么说！

近日，由葡萄牙里斯本竞技俱乐部举办的第四届“足球的未来”（The Future of Football）大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在大会上，来自多国的专家讨论了足球的现状、未来和发展前景。有些话题非常有趣，也有意义，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艾林·格兰是一位以色列籍足球教练，曾执教过英超球队切尔西，现在则在执教加纳国家队。据艾林·格兰讲，他是带着一个疑问选择去非洲执教的。

他说：“我去加纳工作，是因为我想搞明白如果说非洲有天才的话，那里为什么不再出现天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一直说，没有足够多的天才可以只依赖他本身的天赋。如果这个大会十年前举行，会是怎样呢？这些年，足球在训练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现在，在技术和身体方面，几乎所有的教练（做得）都基本上一样。以前不是这样的。”

埃及球星萨拉赫本赛季在利物浦的表现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关注。

艾林·格兰认为，要想踢球取得成功，天赋、热爱和心理素质缺一不可。非洲球员踢不出来，也是环境使然。他们受了经纪人的骗，只看钱。

“非洲人对足球非常热爱。他们总是非常喜欢踢球，总是很快乐，天赋也有很高。但妨碍他们做出贡献的是环境问题。美好的愿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非洲，有人向他们（年轻非洲球员）许诺了一切，然后却并不遵守商定好的东西。有一位曾在我执教的一支球队踢球的球员，很有天赋，但他也经历了那样的情况。尽管他收到法甲联赛球队的邀请，他却说自己要去卡塔尔踢。因为他们（经纪人们）劝他去卡塔尔踢球。最终，他受到了伤害。”

河床俱乐部律师宫萨洛·莫亚则指出俱乐部管理和一个好的领导层的重要性。他以2011年河床史上首次降级之后的事态发展为例。

莫亚说：“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乙级？像河床这样的俱乐部很难因为一个赛季的糟糕表现而降级。因为那是一场累积了三个赛季的危机，不只是体育层面的。俱乐部在连续三个行政任期都十分糟糕，每一届都是四年。不仅产生了巨大的负债，而且导致俱乐部在金融市场上失去了信誉，因为人们都说河床履行不了承诺。球迷们很狂热，他们在俱乐部内部赢得了太过分的权力，这也加剧了形势的恶化。Barras Bravas（河床俱乐部极端组织）在河床挣了太多的钱，导致它内部的分裂、暴力和死亡。”

狂热的河床极端球迷。

莫亚说，在更换了领导层之后，新的领导有水平，又很坚决，河床才度过了危机。

“2013年，举行了新的选举，更换了主席。面对复杂的形势，他的做法是消除毒性债务，取消对阿根廷足协的欠债，在俱乐部的各个领域都建立职业的结构，珍视职业团队，对职业团队履行劳工合同和承诺。这届管理层使俱乐部距离球迷更近，具体表现为球队再次取得胜利。”

莫亚还以近几年河床的成绩作为佐证：从2012年起，也就是河床从阿乙重返阿甲联赛那年起，到2014年，河床一共拿了10个冠军，还拿到世俱杯亚军，只是在决赛中输给了巴萨。

博比·巴恩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欧洲分部主席）谈到了关于球员的压力，被欠薪和假球的问题：

“从前，一位球员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打比赛，他会跟主教练、队友们，或者家人讨论自己的表现。而现在，一位球员面前有数百个镜头指向他，那些镜头捕捉他犯了多少次规，防守成功了多少次，射了多少次门。所有一切东西，压力是巨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他可以对足球发表看法的时代。”

“协商比分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当然存在了，它既真实又令人难过。然而，还存在着另外的现实：到了月底，一位球员从他效力的俱乐部那里没拿到工资。我听到就此发现意见的人更少。作为结语，我还想再说一点：足球爱好者也有义务保护足球，因为他们也是它的组成部分。”

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商务经理亚历山大·阿塔马年科则分享了一支多年不夺冠的球队如何留住球迷的经验。

他说：“在不成功的时期，最重要的是留住球迷。我们度过了无冠的14年时间，没拿过一次联赛冠军。但最近六年，我们却把球迷人数从1200万增加到1800万。我们不只是把他们当作球迷，还把他们当作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有差异，但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目标。”

为庆祝球队时隔十余年再次夺冠而冲入球场疯狂庆祝的莫斯科斯巴达球迷。

在怎么拉近球迷与俱乐部的距离方面，莫斯科斯巴达有自己的创新。阿塔马年科举例说：“我们举行球迷和球员一起参加的活动，以便他们更为亲近。比如，我们的一些新闻发布会，会让孩子们提问。有一位球迷得了重病，我们请他为一场比赛开球。在球队的训练中，我们习惯上允许球迷观看。”

哈瓦斯广告集团（Havas Worldwide）公司前总裁里卡多·蒙代罗则谈到了足球何以那样受人欢迎，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

2016年欧洲杯，看台上的葡萄牙球迷。

蒙代罗说：“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足球能产生很多钱吗？不是，因为球迷们你买不来。在葡萄牙，人们看得最多的是足球比赛。在西班牙，情况比我们的还要‘糟糕’。然而，在英格兰，在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足球还是一个地区性的现象，因此没有哪场比赛能排进收视率前十。”

巴西名帅斯科拉里在巴西、沙特、中国、日本、英格兰都执教过，他谈到了英国球迷的文化。

“在英格兰，我才知道了沃特福德的球迷就只支持沃特福德。他们不是既支持沃特福德，也支持曼联。在英国，我明白了伯明翰的球迷只支持伯明翰，而不是既支持伯明翰，也支持切尔西。这一点在巴西不会发生。然而，在足球组织水平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日本。”

葡萄牙前辈球星保罗·富特雷则谈到他当年在“床单军团”马德里竞技当队长的经历，他的目的是说明领袖在球队中的重要作用。

曾经的马竞队长富特雷。

富特雷说：“我知道自己将成为马竞队长的那天，是我在马竞更衣室里最糟糕的一天。俱乐部主席免除了前队长的职务，然后他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被选为队长。我回答说，我只有22岁。可他却说，有的球员都30岁了，可还在踢预备队。我请求他别让我当队长，我说别人会杀了我。可他却回答道，在俱乐部里，发号施令的是他。”

22岁的年纪佩戴上队长袖标，怎么成长为一个好队长的呢？富特雷给出了解答。

“我是一点一点赢得更衣室的。一位梯队球员升上职业队之后被诊断出腓骨癌，那之后，我才彻底赢得了更衣室。主席当时马上宣布说，俱乐部会跟那个球员续约，但是在与他续约之前，我得先和俱乐部续约。我说只有等那个孩子在我前面续约之后，我才会续约。主席有点生气，但他还是那样做了。当我走进更衣室时，我第一次在队友们的眼中看到了尊重，我感觉自己成了个领袖。”

巴西弗拉门戈俱乐部副主席毛里西奥·马托斯则谈到了如何当好俱乐部领导。

“当我到了弗拉门戈俱乐部，我问我自己：‘没有（弗拉门戈前辈巨星）济科的技术，我怎么能帮助弗拉门戈？后来，我明白了，需要吸引球迷，需要加强球探部。我做到了这些，我感到很自豪。”

本届“足球的未来”大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视频裁判。主持人是73岁的前英国裁判基思·哈基特。在开场白中，基斯·哈基特谈到了视频裁判的出现和它的发展前景。

基斯·哈基特说：“四年前，我在这里谈论未来，谈论我们如何使用视频来帮助裁判们出决定的过程。当时，我没敢想象变化会如此之快。如同光的速度，20多个国家已经开始使用视频裁判。”

美国是第一批在足球比赛中使用视频裁判的国家之一，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技术主管格雷格·巴凯率先发言。

“我们的新赛季六个月前开始，就采用了视频裁判技术。刚开始时，我们的媒体反应不错。然而，要教育不同的参与者，包括球迷、媒体、俱乐部和球员，这一点很重要。比如，每场比赛结束后，若当事方提出疑问时，我们会派一个人专门解答。在正式采用之前，我们进行了六个月‘线下’测试，进行了视频裁判练习，举办了模拟赛事和比赛。”

格雷格·巴凯说，平均而言，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使用视频裁判技术每场比赛会浪费两分钟时间。他指出，视频裁判效果好不好，跟人有很大关系。

他说：“当裁判水平高时，视频裁判才能完美地运行。绝对不要把好的决定改成坏的决定。我们还要明白一点：视频裁判不会消灭所有的失误，只能减少它们。”

保罗·雷耶尔是英国前足球裁判，现在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工作。他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比赛进程）最小的干预，但要获得最大的好处。视频裁判不会用在所有的动作上，但它在比赛中要起到巨大的作用。有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所有人都记得，但借助视频裁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但是公众会要求零错误，这不可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那个犯规该给红牌，但看了视频之后，主裁判说不，他给了黄牌。”

保罗·雷耶尔补充道：“什么是明显的误判？当一个动作，今天会议厅里的一半人认为该判点球，而其他人认为不是点球，这就不是明显的误判。这不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在导致进球、判罚点球和导致红牌罚下场的动作上下功夫。主要的目的是减少失误，减少为了做出决定而导致的比赛停顿时间。”

对于视频裁判问题，德国足协裁判部负责人弗洛里安·哥特说：“我相信，我们引进视频裁判的过程和我们通过媒体向球迷和所有足球相关方宣传的方式对于视频裁判在德国的实施和被接受非常重要。目标是最少的干预，现在，平均每三场比赛回看一次视频，每次干预平均花费一分钟时间。”

葡萄牙足协裁判委员会主席若泽·戈麦斯介绍了葡萄牙的情况。据他讲，葡超共有243场比赛配备了视频裁判，共对1493次场上情况进行了拍摄，其中向视频裁判求助79次，改判的有57次。

若泽·戈麦斯说：“这个项目很成功，尽管并不是一切都如我们想象。但我们走在好的道路上，我们使用了力所能及的手段来改善对这一工具的使用。从开始时起，就有研讨会，有训练，有模拟比赛，有对所有第一级联赛俱乐部和媒体的培训。我们现在仍在继续对裁判进行培训，每周有三次培训。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葡萄牙足协不会停下来。”

国际足联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CEO卢卡斯·布鲁德则说：“在引进这一变化时，沟通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聚焦的领域。当然了，不是一切都完美。在实施时，没有什么是完全完美的。比摄像机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摄像机的机位。”

巴伦西亚俱乐部数字化经理凯什·冯特斯谈到了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进行与球迷和媒体的沟通。

他说：“数字化非常重要，因为技术让对话以直接的方式进行。一个既定事实已经在街上出现，但政府却很难接受它，不只是媒体在形成社会的观点。在因特网上，建立了很多运动。频道总是开放的，所有的一切都连接在一起。”

他补充道：“数字化不只是技术，也是人。因此，我们得在人们感兴趣的时候向他们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在足球中，有一个非常珍贵的原材料：没有比属于你球队的球衣颜色更人性化的东西。”

皇马俱乐部全球数字化经理拉菲尔·洛斯桑托斯说：“数字化的改变在生意上产生了影响。所有的人都生活都在手机上，我们的朋友既有见面的人，也有与我们在社交网站上互动的人。皇马在全世界有大约6亿球迷，因此，我们的使命是以个性化的方式跟他们连接在一起。”

巴萨俱乐部品牌经理吉列姆·格拉埃拉则说：“我们想成为最被欣赏、最被喜爱和最全球化的品牌。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小足球俱乐部，而是成为一个体育品牌。我们的目标很高。在内心里，我们想通过体育改变世界——体育远远超过胜利和奖杯。”

塞尔吉奥·费尔南德斯是西班牙《马卡报》记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足球的未来”大会，此前的三届，他也是参加者。在大会上发言时，他主要谈了足球媒体话题。

塞尔吉奥·费尔南德斯主张足球领导层应该跟媒体“手拉手”共同促进足球的发展。他说：“领导人需要在面对小的争执时表现得超然一些。如果我们（媒体）发展了，足球工业也会发展。”

塞尔吉奥·费尔南德斯也谈到了媒体的客观性问题。“在新闻业中，客观性几乎是个乌托邦。主要是在体育新闻业中。我觉得，首先我们得诚实，而非客观。我们怎么才能诚实？别把内容混合起来。比如，娱乐（新闻）与信息（新闻）不是同样的东西。”

塞尔吉奥·费尔南德斯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是最先允许我们不应该允许的东西的人，目的是为了获得联系方式、采访机会或消息源。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比实际上更有权力。”

塞尔吉奥·费尔南德斯认为，记者们不要为了追求报纸销量而突破某些原则。他举例说：“当年C罗到皇马时，引起了一种疯狂。报道总是关于他的。有一天，C罗肘击了一位马拉加球员。我们当时想：‘现在怎么办？C罗停赛了，我们该怎么办才能卖报纸？’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发生。”

塞尔吉奥·费尔南德斯还提到了体育和足球记者队伍中女性太少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去报道世界杯或欧洲杯时，看不到女性评论员，这很让人伤心，她们写起或评起球来很棒的。”

文|小中

实习编辑|袁方

美编|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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