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师者的离去让无数人挥泪如雨？清明，这些老师的故事值得一读再读！

您的一生，就是关于“种子”的故事。

身为一名植物学家，16年间，您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身边的同事都说您疯了。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但您说：“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您更播下了西藏本土人才队伍建设的“种子”。

您看到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却异常薄弱，心急如焚。您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工作。为了培养好在西藏大学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您几乎停招了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您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您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5年，您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您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您说自己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您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但在您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您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您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熟悉您的人说，您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熟悉您的人更说，您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您去世后，您的学生在复旦的校园里挂起横幅：“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横幅边上，是学生们连夜折出的一串又一串悼念您的千纸鹤。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您生于一个教育世家。在浓烈的“教育救国”家庭氛围影响下，您也走上了幼儿教育的路，并成了一名终身幼儿教育工作者。您是著名的幼儿教育家、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您常说：“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您一生学术成就卓越，但尤其为人追忆的是您的谦逊低调、用情至深，就如您的名字一样，仁者乐山，仁者爱人。

您为儿童事业和各种慈善事业捐献了很多，您都不要人知道，领导亲自上门送上证书表达感谢，您百般拒绝，无奈收下后把证书压在箱底，而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却摆放着学生给您制作的生日贺卡。

大家说为您做口述史，您怕麻烦别人，自己用铅笔工工整整写了8万字的手稿，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却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

您从来不向人要求什么，住房、医疗以及平时的吃穿住行，您从来都是最普通、最节俭，以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为要。但是您却对周围的人无微不至，关爱有加。

您记得每一个亲朋好友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把这些日子都标注在台历上，密密麻麻。每到这些日子，大家总会接到您的问候电话。而现在，他们再也接不到您的电话了。

您卧病在床，虚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对来看望的人，您还是要说：“你们那么忙，还来，真是麻烦你们了。”

2017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前教育专业成立65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岁华诞庆典上，您说：“95岁时他们给我祝寿说我要活到100岁，我现在真的活到100岁了，很知足啦！”那天，您很高兴，笑容定格在您慈祥温和的脸上。

玉兰花开忆师者，不见花下赏花人。您爱花，北师大电子楼前的玉兰花又开了，可是今年，却再也见不到您抬头赏花的身影了。

（本报记者 欧媚）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坚守那么多年。

那是2002年。由于学龄儿童减少，只剩46人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隔洋塘村小学被撤并到一水之隔的长街镇小学岳井片校，孩子们上学，要坐20多分钟的渡轮。岳井小学作出承诺：每周有专人负责送孩子上下学，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把孩子安全送到家和学校。

为了这句承诺，身为岳井小学教师的您，开始义务护送学生往返海岛。

一到周五，放学铃声响起，隔洋塘村的学生们在操场集合，穿好救生衣，坐校车来到码头。每逢此时，您就开始唠叨：“要坐在客舱里不能坐到栏杆上，不能站在跳板上……”一边唠叨一边认真清点人数。

这些话，您已经说了15年；这些细节，您都烂熟于心。

由于渡轮每次承载不能超过20名学生，您就在水面来回穿梭，一个20分钟，又一个20分钟……路，一趟都不能少，学生，一个都不能落，直到等候在岸边的家长把学生一个个都接回家，您才把一颗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

就这样，来来回回15年，您接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15年来，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美摆渡人”。

2017年3月，您病了，您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此时，您才开始暂停护送学生。您对岳井小学校长叶兆明说：“等我身体好一点了，还要继续护送孩子们。”

只是这一次，您失约了。

2018年1月14日，您永远离开了您最牵挂的学生。

听闻您去世的消息，前来送行的人一直没有断过。同事来了，亲友来了，村民来了。

还有那些学生们，也来了。在您的护送下，他们长大，他们成人，他们工作，他们和您挥手告别，他们和您心心相连。

有的学生跟着您坐摆渡船完成了小学学业，现在已经读到大学。她说，那时候，她和小伙伴们一在船上跑跑跳跳，您就很凶很凶地训他们。后来，她长大了，也懂了。孩子们的安全，对您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她说：“每年回来，都能想起张老师送我们上学的情景，很温暖。”

您走了，大家知道您的牵挂。

岳井小学全校13名教师接过了护送学生的“接力棒”，组成了新的“摆渡人”团队。他们说：“张老师走了，现在这根接力棒已经交给学校全体老师，我们会沿着张老师的路，把学生安全护送到家。”

您走了，“摆渡人”还在。

（本报记者 高毅哲）

肩挑100多斤的担子赶在年底前奔赴海南，来年春天把收割的种子带回湖北转育，待到秋风乍起，奔赴广西南宁，数九寒冬再转战海南……40多年前，我国的科研条件尚不健全，由于育种试验只能在特定的气温条件下进行，为了加快水稻育种的进度，您一直走在追逐春天的路上。您笑称自己是只“水稻候鸟”，一年可以过三个春天。

海南岛上，您总是步履匆匆。头戴草帽，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面朝黄土，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晚上，为了对抗田鼠，您把铺盖搬到田埂上，与同事轮番值守。几番春去冬来，1972年，第一代红莲型杂交水稻问世。

这样的习惯竟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即使在与病魔抗争的最近几年，您依然坚持下田、做研究。去年4月，鄂州基地播种完毕后，您马不停蹄地赶赴海南基地查看水稻生长情况。您说您赶上了好时代，原本需要辗转几天才能抵达的路程，如今飞机转高铁，只需要半天，“这样可以省下更多时间来搞科研”。

等不起的焦虑来源于从小的梦想。出身农门，您在童年目睹了农民的疾苦，1959年，在粮食短缺的危机年代，填写高考志愿时您一连报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专业，立志要做个农业科学家。“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疾苦，希望能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力，让乡亲们远离贫困和饥饿。”

一个朴素的想法开启了一辈子的农业研究，您一步步接近“但愿苍生俱饱暖”的儿时梦想。如今，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惠及了5亿多中国农民，并造福多国人民。但您并不满足，您说国际上还有9.8亿人在挨饿，必须创新育种方式。

“我们所有研究生的第一堂课，都是朱老师带我们进入试验田，来看看水稻，让我们认识水稻，对水稻有感情。”您的博士胡骏说。

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红莲”，成了您的微信昵称，只是它不会再有回复。您办公室的日历上还写满了行程，却永远停留在了2017年8月。永不停歇的候鸟终于放慢了追逐的脚步，但嘴里衔着的那颗种子，永远留在了田间、课堂、一粥一饭间。

（本报记者 王家源）

走到人生的尽头，您评价自己是一位“比较真诚的学者”。对于生死，您看得很淡：“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丝孤傲存人间。”

孤傲是您的坚持。您从不接受采访，不接受任何社会任职，甚至自己从来没有主动申请过课题。您说，想研究什么自己去做就是了。

您在乎学问，因而总是认真对待，甚至到了偏执、固执的地步。期刊若未经您允许擅自改动您的文章，哪怕只是一个字，您也要去找编辑理论一番，若是完全背离了您的本意，您便要求登勘误说明。

对于现在有些人做事不认真、不在乎的态度，您非常生气。您的学生形容您是堂吉诃德，只身与风车对战，您的呐喊，出了口便没了音，谁都听不到，只有在自己内心轰鸣。您自己也说：“金庸笔下有个独孤求败，我就是独孤求败啊！”

您对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没有不被您骂过的。学生们都以被您“骂”为荣，因为您的“骂”不是泄私愤，而是对学生负责，对学问认真，学生从您的“骂”中能够获得最直接的启示，豁然开朗。

您是中国教育学界的泰斗，今天教学论领域的一大批学术人才都是您的学生。您一生学术成就极高，可是您却说自己“没做出什么东西来”。您常对学生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实在不够，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理论还很薄弱……放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看，我们应该去解决更大的实际问题。

您不善于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但是对于学术争论却从不吝言。互联网上最多的是您与别人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媚俗、不趋同，是您的风格。

您的整个求学历程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既有传统的私塾教育，又有西方哲学和教育学理论，后期还学习了苏联教育学。多元的教育背景，让您更能对比思考各种教育理论。

您常说：“不管你是什么派，这都是符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

我们今天写这些文字怀念您，您恐怕又要说：“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浪费时间，快去干正事！”

可惜，我们是再也听不到了……

（本报记者 欧媚）

您的离世，几乎震动整个语文教学界。

您被称为“共和国语文大师”，在半个世纪的执教生涯，您在一次次的学习、实验、改进中，形成了著名的袁氏教育风格，几乎获得了一个小学教师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但您常说自己只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哪怕是在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您最挂牵的，还是孩子。

“我是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教师队伍”，您曾经这样描述您的事业开端，但教育这条路，您可是走得毫不含糊。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能把含糊的东西教给孩子”。

“细、实、活、深、严”五个字浓缩了您一生的教育思想。

“坚持、不跟风”，这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著名特级语文教师于漪对您的评价。您始终强调识字教育，认为识字做好了才能更深入地学习文化知识。上世纪50年代国内学习苏联教学模式，推行严格精细化的“红领巾教学法”，您感到难以认同，向校长反映，最终校长维护了您对识字教育的坚持。

在您奉献了一生的上海市实验小学，《袁瑢语文教学三十年》一书基本上是实小语文教师人手一本的收藏品。年轻教师们总是好奇：“袁老师的课堂，初看有些平常，因为很朴实、不花哨，但看似普通的语言、平常的内容，孩子们怎么那么感兴趣？”

退休后，您仍时常来到学校指导，青年教师们常常在您的亲自辅导下备课。“袁老师对教材‘吃’得很透，其中的每一个字她都细细揣摩，精心设计教学的时机和方法。”您让原来基本按着教参走的年轻教师们顿然开悟。

有一次，上海实验小学第六任校长殷国芳惊讶地发现，您的语文书上，密密麻麻全是铅笔记号，仔细一看，您几乎给每个字都标注了拼音。您说，自己普通话带着家乡口音，但是教给孩子的，一定要是最规范的知识，最标准的发音。

您把孩子们举得高高的，把自己俯在尘埃里。

很多人说，小学老师是小儿科，但是，您用一生告诉我们，教好小儿科是真的不容易。您教“休”字，不是让孩子死记硬背记住单人旁加一个木，而是启发孩子想象，一个人靠在一个木头上，休息。如今，您也终于可以停一停，休息一下了。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脚踩千层底布鞋，蹬着老式自行车，穿梭在南开校园，100岁的人生，您有近70年站在讲台上，您创造了一个纪录——是中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老师。

您给自己的职业做了个排序：首先是教育家，再是翻译家，最后才是科学家。如果非要选择一样，宁愿做一名教育家。

您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三尺讲台上。您的学生回忆，您上课风趣幽默、激情四溢，能把生涩的化学知识通俗易懂地讲出来，充分调动学生兴趣。

面对高校中渐盛的“重科研轻教学”风气，您深感忧虑，经常呼吁：“教师要在教学改革上多用力。”为了有更多时间搞科研，化学系一年级的基础化学课从原来的120课时压缩为50课时，“这是不对的。”您直言不讳。

作为中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您在化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创下了多项第一：编写出我国第一部中文化学教材，第一个引入美国科技出版物，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镍氢电池，第一个在化学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最早开展金属氢化物化学研究……

您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成一个公式：事业的成就=教育+勤奋+机遇+奉献，“而灵魂是祖国”。在您看来，办教育就是为了建设国家，只有每个人都爱国，国家才有希望。

“七七事变”爆发后，您亲眼目睹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校园在日军的轰炸下变为火海。校园被毁。您投笔从戎，亲历了淞沪会战。1938年2月，您随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经68天、行程1671公里到达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国破校亡加深了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爱国的情怀早已融于血液之中。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会邀请您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您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在您看来，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您常说，自己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化学”，另一个是“爱国”。

（本报记者 焦以璇）

2014年您确诊罹患白血病，消息传出后，学生们痛心不已。而您却笑呵呵地说：“是老天有眼，它看我太辛苦了，于是找了个理由，让我放慢脚步，休息休息。”

您没有因人生快走到尽头而叹息，却为没有机会再教一届小学生而遗憾。您说：“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不要多，只十几年，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再让我教一届小学生，那该多好哇。”

您经历了50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却说自己教的不是语文，而是孩子。“教了半辈子的书，最终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您像孩子般好奇、贪玩。

您曾去云南讲学，在西双版纳植物园游览时路遇“舞蹈树”。听说该树闻歌即舞，56岁的您兴致勃勃高唱《红灯记》选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树枝果然颤动，您一时开怀，不顾旁人围观，坚持唱完全段，然后抚掌大笑。

正是您的童心，成就了您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做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从您18岁跨进徐州师范学校的大门那天起，您就决心做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您50多年不变的追求。

您说，要有点孩子气，童心未泯，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心。您板书“大”和“小”，故意把“大”写得大大的，把“小”写得小小的；板书“骆驼和羊”，故意把前者写大，后者写小；板书课题“鲸”，故意把这个字写得很大……这些教学艺术，都离不开您的童心。

您曾经说：“真的不要太像老师，不要太像上课。太像那么回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您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倒背手，主动和学生打招呼，课间尽可能和学生一起玩。

您被调入教研岗位，但是仍然坚持在学校带班兼课，您说，特级教师的价值在课堂上，不是在办公室。半个世纪的教师生涯里，您不仅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也影响了一代代小学语文教师。

深耕教学五十载，桃李芬芳一世情。您虽然离开了，但是您却在许许多多人心中种下童心的种子，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欧媚）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这是您每个周末在家或是学校对面公园都会唱的一首歌。而这样的歌声在2017年7月4日后，再也无从听到。

99岁，是您离世时在时间长河中定格下的坐标，数字背后，是您为中国能源动力事业开疆拓土、执着奋斗的一生。

提到锅炉，如今的我们并不陌生。而您和它之间却有着无数第一的情缘。1941年，22岁的您首登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台，宣读了我国锅炉制造方面的第一篇论文——《锅炉制造工艺的研究》。1947年，从美国普渡大学学成归国后，您又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热能工程刊物。1952年，您筹建了国内高校第一个锅炉专业，并开出全部课程。您还参加了国产第一台12.5万千瓦及30万千瓦直流锅炉的试验运行……

生于“五四”运动前夕，对于起伏动荡的家国命运，您有着深刻的感知，对于工程救国，您更有着无比强烈的愿望。上世纪40年代，您创作了这首《工程师进行曲》：“争名利，无意义，学工程，有志气，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求进取……”您的赤子之心至今让人久久回味。

而这样的报国之心又在另一个“第一”中埋下更饱满的种子。1956年，交大西迁，您和妻儿把位于上海闹市区的房产直接上交，成为迁校专列的第一批乘客。“践行国家战略，舍我其谁？”“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这一去，就是60余载。

抵达西安，百业待兴，但物质的贫乏阻挡不了精神的富足，“第一”的神话在继续生根发芽。上世纪70年代末，您在西安交大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90年代初，您又创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您的带领下，动力系成为当时国家高教系统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系。

作为国内著名的能源动力科学家、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能源动力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从教70余载，您亲自教过的学生有2500人，其中有6人成为两院院士。您培养的74名研究生中，36人获博士学位，34人获硕士学位，多人成为国家热能行业的中坚力量。

您桃李满天下，您和学生间的故事也传为佳话。每年春节，您总惦记着没有回家的学生，要去看望他们；在您患病到北京动手术时，为把学生的答辩工作安排好，您把手术的日期一拖再拖；学生到您家拜访时，发现一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您说这叫三乐居：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而您给学生的捐资助学费用却高达数十万元。

陈诚求是，是您的态度，学无止境，是您的高度，俊朗儒雅，是您的风度。从青丝到白发，从吃米到啃馍，从木低草深到大树葱郁……如今您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听不到了，但您这棵西迁大树却永远常青。

（本报记者 杜玮）

教学始终是您最乐于与人交谈的话题。您信守了您的承诺，60年一个甲子，您在讲坛上躬耕了62年。从20岁的青葱少年到82岁的耄耋老人，您用一生诠释了您的信仰：教师是所有职业中责任最为重大的，容不得我们有一丝一毫的疏忽、马虎！您说到了，更做到了。

自1955年7月从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毕业留校任教，您从钢结构教研室的一名助教逐渐成长到教授、院长、副校长、院士。您最看重的，还是教师身份。您常说：“作为工科教师，要身兼‘教师+研究者+工程师’三重身份；导师带研究生，并不完全是付出，研究生有许多想法，可给导师带来启发；做科研，一旦认准方向，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始终是您的追求。刚上讲台时，为了备好课，您每一章都要找几十篇相关的文章来充实外围知识，精心挑选出能在课上用得到的，这样心里才有底。对不同的学生，您也不是一概而论，有的学生接受能力强，可能吃不饱，您就让他们再学深入一些；有的接受慢一些，您就要等一等。做您的研究生很“累”，因为一般硕士研究生只需修满36个学分，但您要求至少修满50个学分。而学生们也渐渐明白了您的苦心：“专业学习不仅要有厚度，还要有宽度，个人的长远发展远比眼前的奖学金更重要。”

作为中国钢结构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您为中国钢结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钢结构学》《钢结构基本原理》等著作23部，主、参编钢结构有关技术标准16本，主持5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和30余项重大工程项目的结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这些年来，您获得的奖项很多，既有研究领域的33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也有作为教师的“全国模范教师”“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面对国家给予您的荣誉，您坦然而欣慰，因为对于您来说，教学、科研早就与生活融为一体，而育人的乐趣自始至终奔腾在您的血液里。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