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风暴席卷全球，听听这个法国人怎么说

“Me Too”运动。图/nymag

“Me Too”反性侵运动让“女性身体”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22年前，玛丽•达里厄塞克写下小说《母猪女郎》，首次让“女性身体”引发法国关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大讨论。

面对性别歧视和暴力，达里厄塞克常常愤怒，并对波伏娃那句名言越来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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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凯瑟琳·德纳芙在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手是颤抖的。

2018年1月9日，法国文化艺术界的100名女性在《世界报》论坛上刊登联名信，控诉由好莱坞主导的名为“Me Too”的反性侵运动已经“严重越界”：一场“揭露性侵”的运动，被过度曲解成了一次“仇视男性和性自由”的大批判。  

《世界报》刊登了一封反对“Me Too”运动的联名信。

“韦恩斯坦事件过后，公众意识到，在职场有些男性滥用自己的权力。这很重要。但如今话语解放却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我们有些提心吊胆，不敢正常讲话，不敢打断令人讨厌的话。那些不想随大流配合的女性，被看成叛徒或帮凶。”

这是文化艺术界100名女性反对“Me Too”运动的理由，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法国主流社会的笑料：在这个大革命时代就萌发出女权意识的国家，这封信无疑以“骚扰女性的权利”为借口，为性骚扰者强行提供了免死金牌。

“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国家格言，在性侵女性案件频发的背景下，也悄然发生了排次变化：关乎性的“自由”固然可贵，但“平等”却是这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不可撼动的基石。谁触碰了这块基石的底线，谁就相当于在大革命过去两百余年后，人为地建起了一座两性世界里的巴士底狱，法国人对此必然持“谁都不饶恕”的态度。

《时代》杂志将打破沉默的好莱坞女星评为2017年度人物。

“很多人不希望旧日的传统被颠覆，但如果你说性侵犯或性骚扰并不坏，或者不是什么大事，你传递给所有受害者的信息就是此事无关紧要，并且让侵犯者不用把它视作一个问题。”女权活动家卡洛琳·德·哈斯这样写道。她在1月10日与其他29位女权主义者一道写了一封信，怒斥以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文化名流。“她们这是在纵容咸猪手。”德·哈斯说。

重压之下，德纳芙道歉了。作为昔日的“欧洲第一美人”，这位被推到前台且名字不断被其他人算计和利用的影星，用一种妥协的方式，为自己此前在联名信上签下名字而道歉。

1月14日，德纳芙在法国《解放报》发表道歉信：“我是个自由的女性，并且会保持下去。我诚心地对所有因为那封被刊载在《世界报》的公开信而受伤的性骚扰/性侵受害者道歉，这个道歉是给她们的，也仅限于她们。”

凯瑟琳·德纳芙。

“女性身体”作为热门话题，再次成为法国社会争论的焦点。22年前，一部名为《母猪女郎》的小说，首次直接把“女性身体”的话题置于公共空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大讨论。

书中的“我”是一个妙龄女子，因为身材火辣性感而被化妆品店老板录用，也因此为化妆品店招徕了不少顾客。不过她也不可避免地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性骚扰。突然有一天，她发现身体出现了异常：眼睛变小，鼻子变大，身上长毛，头上掉发，胸前出现肿块，并逐渐变成了小小的猪乳。此后男友甩了她，利用过她的政客也弃她而去，最后她爱上了一个变成“狼人”的富翁，沉浸在了爱河里。

但在此后的一次围捕中，“狼人”被打死，“我”则侥幸逃离。此时人间对“我”已极尽严苛，周围人对“我”都抱有敌意。后来“我”找到了母亲，不过她却因为发现多出了“我”这头猪，而谋划着把“我”卖掉。悲痛中的“我”举起枪瞄准了猪类收购商和母亲……

《母猪女郎》英文版封面。

小说的作者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说，这是一本反映和讨论女性身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形象的小说，情节并非自我幻想，而反映的是一个和现实有关的纯粹寓言。“最初我并没有刻意为之，来自社会的震荡让我沉下心把现实记录下来再散播出去。拿到书的大众，就像一直等着书出来般如饥似渴。”

达里厄塞克说自己乐于看见如今“Me Too”式的维权运动，因为那是“女性最起码的一种自我表达”，而与所谓的“政治正确”毫无关系。面对性别歧视和暴力她常常愤怒，并对波伏娃那句名言越来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

2018年3月22日，《母猪女郎》作者玛丽·达里厄塞克在广州方所书店谈“Me Too”运动。图/阿灿/新周刊

专访玛丽·达里厄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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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在新书《我们在森林里的生活》里，你描述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女主人公玛丽是心理医师，但一个被科技全面接管的世界让她无法承受，于是她逃离都市前往森林隐居，却发现了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怎么会想到写这个主题？

达里厄塞克：写这书时我有种紧迫感，因为我觉得当代社会已经有一点不对了，所以我写克隆人，写人工智能，这其实是件挺危险的事。

《新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达里厄塞克：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被现代科技监控了。在法国这个格外注重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这种感受尤为明显。

所以我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让他们彼此发生联系。当他们被科技所监视会怎么办？于是我让他们逃往森林。这里的森林是一种隐喻。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逃去森林，而是奔向自由。

《我们在森林里的生活》法文版封面。

《新周刊》：你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也被机器人替代吗？

达里厄塞克：我觉得人类不可能被替代，诗歌就能拯救人类。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根本就不懂隐喻，它不懂那些高级的修辞方法，它不可能在精神愈趋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主导人类的关键成员。

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曾写过一句在法国家喻户晓的诗句：La terre est bleu comme une orange（地球蓝得像一颗橙子）。这么有哲理的话，机器人能理解？反正我是不信的。   

互联网和它所带来的科技风暴为人类提供了便利，最直观的就是，我最后一本手写完成的书稿还是在2007年，我现在也在电脑上写书。但我觉得科技只是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不是创作的中心。所谓内容为王，一手信息和创作还是核心。

玛丽·达里厄塞克。图/Radio France

愤怒从何而来？因为当时法国年轻女性的权益完全得不到保障。

《新周刊》：你被外界熟知的主要原因，是你在上世纪90年代写了《母猪女郎》这部小说。如果现在重写，你还会那样写吗？

达里厄塞克：我不会改动一个字。这本书里关于文学想象的片段我自认为没怎么发挥好，但那些关于政治的章节，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这本书在出版后引发了法国社会的热议，我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很多人质疑我的行文方式模仿卡夫卡，但更多人的感觉是：感同身受。

世纪之交时，法国有个极右翼的政治家叫勒庞（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大多数法国人都反对他，《母猪女郎》其实是一呼百应，借一则现代寓言去和这些反对者产生共鸣，所以我可以不过分地说，这是一本直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小说。

《新周刊》：从行文来看，你写作时是愤怒的。

达里厄塞克：我26岁才写这本书，当时我特别愤怒。愤怒从何而来？因为当时法国年轻女性的权益完全得不到保障，你被骚扰，你被歧视，你只能默默忍受，人们还不敢走上街头捍卫权利，类似“Me Too”的运动更是无从谈起。

《母猪女郎》直接把这种愤怒抛向大众。20岁时我刚到巴黎，当时社会公共空间都是为男人而准备和设定的，根本没人关注女性的感受。我愤怒，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让一个原本身材火辣性感的年轻女人摇身一变，在历经人间关于性别不平等、权利不对等和言论不自由的万劫后，成了一只长有猪鼻子、猪耳朵、猪脑袋的母猪。

这本书讨论了两性的边界，第一次把女性身体置于公共的讨论中，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母猪”这个词特别有煽动力，用来形容女性时引发的争议特别大，但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让所有女性正视起自己的生存状态。

图/CNN

《新周刊》：你在《母猪女郎》里写过一句话：“我描写了一个可能出现的未来，一个噩梦般的未来，我希望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地方，都不要有这样的未来。”你所指的未来是什么？

达里厄塞克：我举一个例子吧：在欧元还未在欧洲诞生的时候，法国国内的通行货币是法郎。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让欧元成为了欧元区的唯一合法货币，但在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用哪种货币，是用一种新的货币还是沿用法郎，抑或是退回到埃居（法国古货币）。

我们对那个“未来”的担心大抵如此。现在回过头看《母猪女郎》这本书，我觉得挺奇妙的，因为我发现在若干年后，这本书里的一些情景和人物，竟镜像式地在法国此后几十年的社会和政治生态中重现。

比如那个在小说里利用了“我”的美色后，便一脚把“我”踢开的政客埃德加。十多年后，我发现我笔下的“埃德加”，不就是那个见风使舵、好大喜功的萨科齐嘛！感到吃惊的同时我也反思，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运转变化，却依然难逃作家笔下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的桎梏，这既可笑，又让人不得不去深思。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报道了数十名女性声称遭到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性侵的事件。图/AFP

在法国，只有5%的被性侵者会走司法程序，95%的人选择保持沉默。

《新周刊》：你刚刚提到了“Me Too”运动，你如何看待这项如今已扩散至世界范围的运动？

达里厄塞克：在法国，我们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叫“揭发你的公猪/母猪”（balance ton porc/ta truie）。

法国人习惯用“猪”来形容那些性骚扰者，但我不喜欢这种简单的、贴标签的方式，这太简单粗暴了。给一个男性骚扰者贴上“公猪”标签，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

我曾在法国媒体上看过一组这样的数字：在法国，只有5%的被侵害者会走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95%的人通常选择保持沉默。

我理解这种运动，我也知道，总有一天这类运动会发生在法国甚至世界各国。我关注并同情那些被侵犯的女性，她们确实缺乏公正的对待。

《新周刊》：但是公开表态支持这项运动，对社会名人甚至每个人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达里厄塞克：我不这样认为。这无关“政治正确”，这是守住最基本底线的问题。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每个家庭里都会有女性，那么当你的女性家人被骚扰时，你会无动于衷吗？你会想到这种反抗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吗？

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两个女儿，大的14岁，小的只有9岁。作为母亲，我会担忧她们在未来的安全，我不希望在巴黎或者其他城市搭乘地铁、走夜路时，年轻女性全都变得战战兢兢。

性骚扰与性侵事件的受害者由于种种原因，多数选择保持沉默。图/路透社

《新周刊》：2018年1月，100名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质疑好莱坞领衔的这场“Me Too”运动。她们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走向极端化，认为这种惩罚坏男人的激情不但没有使女性更独立，反而帮助了性解放运动的敌人，遏制了全社会的性自由。法国国内对于这封信是什么态度？你同意这封信上的观点吗？

达里厄塞克：我可以明确地回答，在法国，这封信臭名昭著，人人喊打。起草这封信的作者之一、法国文艺批评家凯瑟琳·米勒，她甚至说自己后悔没被侵犯过，因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说法无疑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在这些人看来，地铁里频繁的肢体接触和不规矩的动手动脚是合理的，是“令对方感到不适”的性自由的一种。但呼吁者里有多少平时是搭乘地铁上下班的？她们端坐在小车里，却高举着“维护性自由”的正义之旗，在那些真正受害的女性耳旁吹风：“这是我们社会自由的一部分，你就忍着吧。”

我14岁的大女儿看了这封信以后，都觉得这些奶奶级人物的呼吁太可笑了。法国人就是这样，面对呼吁抵制“Me Too”运动的这封荒谬绝伦的信，我们不可能去附和、呼应，但我们以一种调侃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名流所谓的正义呼吁。我觉得可笑的是，这些签署联名信的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却都哭着喊着求被侵犯！

巴黎女性在“Me Too”运动中要求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四分之三的法国人无法区分“引诱”和“骚扰”。

《新周刊》：有一种说法是——法国人骨子里有一种自我领袖欲，反对美国文化和中心主义。你同意吗？

达里厄塞克：法国人过去确实对美国文化有所防备，但美国主流文化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无所谓反对还是抵抗一说。

《新周刊》：那为什么还是会有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名流站出来，以“维护性自由”为名，去反对“Me Too”这场运动？

达里厄塞克：我想这和法兰西与美利坚民族对待爱情的态度截然不同有关。

在巴黎街头，如果一名男子邀请一名陌生女子去喝一杯咖啡，这会被认为是一件惬意且浪漫的事，没人会觉得不正常。倘若女子拒绝的话，男子可能还会继续追问：“谢谢您，但是为什么呢？不能随便进屋喝一杯咖啡吗？难道您觉得我不够好吗？”

这种情况在美国绝不可能发生。在法国，你的脚一旦踏在大街上，心就漂浮在了空中。你随时可能遭遇一次浪漫邂逅。所以当你回答法国男人“不”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认为这代表着绝对的拒绝。

英国《金融时报》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三的法国人无法区分“引诱”和“骚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两个选择感到彷徨：是走上街头抵抗性侵经历，还是意识到此前发生的压根就是一次普通引诱？

我还记得曾经有本书，名字就叫《勾引：法国人如何遵守人生法则》。里面有几句话其实写得很清楚了：“勾引是法国人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当它行之有效时，它很神奇：它隐蔽、神秘，通往一个极为宜人、晶莹剔透、理想的形象。但它也会带来低效、脆弱、暧昧和糟糕的结果。”

美剧《老友记》中，Rachel的法国男友Paolo就是一个很会玩暧昧的撩妹高手。

《新周刊》：所以你还是支持“Me Too”运动的？

达里厄塞克：我支持。我不仅是作家，还是女权主义者。

《新周刊》：你现在每天都看新闻吗？那些负面的社会新闻会让你愤怒吗？

达里厄塞克：我每天都看新闻。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法国国内的新闻全是负面的，（笑）法国人早已习惯那些“扒粪式”的报道。

《新周刊》：除了愤怒，你还会做些什么？

达里厄塞克：个体力量太小，我无法做出实际的行动，但我想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你面对这个社会里越来越守不住的底线和问题时，你至少应该愤怒。个体面对系统时赢面很小，但你展现的姿态却很重要。

写《母猪女郎》时，法国正在闹大罢工，民众反对政府取消免费医疗的社会福利，当时事情闹得很大。罢工持续了三个月，《母猪女郎》相当于是躬逢其盛，所以才会备受追捧。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环境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身边有各种社会运动在发生，对于许多公共问题，大家都很愤怒，于是就都走上街头表达观点。

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安静了一点。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希望他们也走上街头，也去参与各种运动，绝对不是。不过我怀疑，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愤怒的能力？这是我最害怕的。

玛丽·达里厄塞克。

《新周刊》：作家、名人、女权主义者、母亲，这四个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最难？

达里厄塞克：我很想选“母亲”，但我最喜欢的的确是“作家”这个角色。自从识字起，我就在和文字打交道，后来出书，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这全靠写书来完成。

名人其实是狭隘的，我在法国有名，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女权主义者当然很重要，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选择成为女权主义者，就注定了你的一些言论或行为可能会被曲解和误读。这个角色是最重要的，但每当看到女性地位和身份在当代社会的哪怕一点点提高后，我倒更乐于担起这份责任。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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