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送别墅，村民吵翻天：北大陈生的“城乡共荣实验”

官湖村突然红了。

三月下旬，一则湛江富商为乡亲无偿捐建别墅，却因村民不断提出“无理要求”难以分配的消息引爆舆论，一座看似欣欣向荣的粤西小村——湛江遂溪县官湖村被推上风口浪尖。

从效果图来看，规划完成后的官湖新村形如一把钥匙。

已经完工的一期138套别墅坐落于匙柄处，西溪河环绕，旧村场如匙杆，斜插入遂溪县域海拔最高的乌蛇岭山脚下。

由乌蛇岭顶峰向西北望，视野前方，两百多条或横或斜的蓝色顶棚醒目。顶棚之下，数万只土猪等待被屠宰的命运，进而化作官湖村半数村民的财富之源。

别墅和猪舍，均出自一个名为陈生的富商之手。陈生用这场始自2012年的“城乡共荣实验”，让家乡在两年内脱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相形之下，稍远处夹于别墅和猪舍间的官湖旧村，显得暗淡又破败。

官湖村别墅前玩耍的孩童（张惠兰 图）

“记者来了哦！”

4月4日，一名骑车路过的村民见了本刊记者打趣道。自从分别墅的事上了新闻热搜，他们已然能够轻易区分出进村的两类陌生人：背着双肩包的记者，和驱车径直往别墅参观的游客。

面对记者，村民们有话要说，但又不免警惕——广东当地某电视主持人“刁民”的论断，让他们愤愤不平。

对于大家共同的“老板”陈生，村民们同样态度复杂。

1980年，陈生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后来常说是乡亲们为他筹措上学的路费。1990年，他撂下公务员的铁饭碗，下海经商，如今坐拥万贯家财，名下的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上市。

据媒体报道，早在十几年前，陈生就开始反哺家乡，村口的官湖小学是他捐资重建的，老师们的笔记本是他配的，每人每月额外的1000元补助也是他给的。此外，他还为村里修了路，建了养老院。

2012年，陈生向时任官湖村村民小组组长的陈侯善提议，在村周围的山头建猪栏给农户们养猪，再修葺别墅无偿给村民们使用。

陈侯善告诉本刊，当时大家听到“老板”为村里所规划的美好蓝图，都“好感动”。不久，陈侯善和其他村干部被陈生叫到湛江开会，陈生一出手就划出5000万作为建别墅的前期投入。

别墅于2013年4月正式动工，选址在村北一处坡地，突起部分削去，沿水的洼地被填平，工程项目部前的农田被改造成荷花池。陈生身边人吴一梅透露，陈生特地请了某房地产商的设计院，光设计费就花了一两百万。

猪栏分配则要更早于此。照陈侯善的说法，2012年，村里出面交涉，把1996年前后25元一亩租给其他“老板”的地尽数收回，然后以250元一亩的价格租给陈生。2012年到2013年，有意愿的村民报名到陈生的公司学习生猪养殖，就这么先后分了几批猪栏下去。公司不仅免费为养猪户提供猪栏、猪苗、饲料，还承诺在土猪养到八个月后以稳定价格回收。

据村民反映，养猪户的年收入由几万到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不等，这取决于猪栏的多寡和养殖技术的高低。而在此前，占人口多数的以田地为生的村民，每年只能靠种稻谷和辣椒勉强糊口。

今年2月刚刚走马上任的村民小组组长陈春强，也是陈生“造血式扶贫”的受益者。他养了600多头猪，几年前买了辆二十多万元的小车。他说这些年，为了不让没经验的养殖户承担损失，“老板”不但不去追究他们给公司造成的亏损，还会每月补助他们伙食费。

“你所看到的都是‘老板’做的。”他一脸自豪。

官湖村远眺（张惠兰 图）

分歧从2015年开始。

在陈侯善的印象中，2014年，陈生准备再拿下两个山头建猪栏，转眼到了第二年，因为环评没通过，不得不搁置。部分先前已经报名的村民没能养成猪，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让希望落空的村民心生不满。“养猪的一年挣八万十万，没有了，意见（就）大了。”陈侯善也很无奈。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年十月，强台风“彩虹”登陆粤西，村里不少平房瓦房受损，有些村民准备起新房。“‘老板’说很快就分了，不要盖了，盖了要败钱。他们就骂“老板”不给他们盖房子，（别墅）又还没分下。”陈侯善回忆，当时别墅主体已经完工，但绿化还没完成，陈生原本预计春节前可以让村民住进新房，“春节没分，就这样吵起来了”。

然而，本刊走访村民发现，拆房似乎是另一条更关键的导火索。

根据规划图，二期120套别墅，将在拆除旧村场后于原地落成。而许多村民表示，别墅修建之初，对此一无所知。

“建的时候说是无偿的，就应该是免费送给我们了是不是？”陈明伟坐在自家院子里，反问道，“但是现在又听说要把我这里拆了。”

说话时，他年迈的父亲正张着嘴，仰躺在大门下的长椅上酣睡。陈明伟说这栋二层小楼是在父亲手上建起来的，白色瓷砖贴壁，院落宽敞，算上院角独立搭建的厨房，共有四厨八房四厅。他还有一个弟弟，在深圳做珠宝生意。陈明伟坚定，如果两兄弟只能分到一套别墅，他宁愿住在这座老房子里。

对他来说，拆旧住新无疑是一种置换，已经背离了陈生无偿捐建的初衷。“要说换那就不是无偿送了是不是？”他说，“不是免费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如今，部分居住条件远落人后的村民，也不满拆除老房了。

陈文谋年逾花甲，见到本刊记者，他张口就细数起自己的家当：四台摩托车，一台打田机，三部抽水机，一部杀虫机。“如果要搬下去，我这么多东西就带不了了。”他和老伴分住在堂屋两侧的卧房，里面堆满了各式农用杂物。他说，自己的小孩怕没地方睡，过年都不敢回来。

陈文谋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在遂溪县城打工，小儿子在北京念研究生。他估计，夫妻两人务农，光景好的时候一年也只收入一万，为供儿子读书，他常常要跟别人借钱。他与陈生母亲的关系不错，分猪栏时原本也有份，但因为当时大儿子在遂溪念书，而且身体又不太好，怕这样两头奔波没把猪养好，就暂时推了。因陈生原先承诺家家户户都有猪养，陈文谋便计划着等儿子毕业了再来领，不想如今落得一场空。

在必须靠耕地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像陈文谋这样没能分到猪的农户，对拆老房的不满更甚。他说，村里从没开过大会跟村民们商量建别墅的事，虽然的确组织过村民全体签字，但几乎没人看过文件详细内容。

前几天，村支书打电话来问对别墅分配的意见，陈文谋向他埋怨，当初为什么不开个大会说要搬旧村场。村支书无奈：自己16年才调来这里，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村支书劝他，别墅更漂亮。陈文谋执拗：“漂亮是漂亮，但是我是干农（活）的。”

陈明伟是养猪户之一，赶在猪栏分配的最后关头，他领到360头土猪，一年能进账三四万。除了养猪，他还和妻子做些小买卖补贴家用。

关于分猪栏，他也有苦水可倒。村里90多户养猪户，养猪多的又有一千多头，五六百头的也不在少数，陈明伟不解，为什么自己千等万等只等来三百多头。“反正分配那个猪栏是由村干部去分配的是不是？这个就有点关系了吧。”陈明伟悻悻道。

除他之外，不少接受采访的村民都抱怨，有些家庭父亲和几个儿子也都养上了猪，甚至许多在外端着铁饭碗的公务员也回村分猪栏。

“你跟他关系好一点，看得起你就这样分给你，不是说你有技术没有技术，没有那样，想分给谁就分给谁。”罗爱花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说到分猪栏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陈生的弟弟陈景发——上任村民小组组长。她说自己家是第一批报名养猪的，等了六年还没有分上猪栏，期间到陈景发家里求过几次，但对方并不理会。“我们几口人，三个儿子，我老公也没有出去外面干活，特别困难，想找他，给一点说能不能赚一点生活费，他都不理。”罗爱花说这话时，她另外两个儿子正在屋内玩闹，那既是他们的起居室，也是一家五口的卧室。

虽然对猪栏分配极其不满，并且声称别墅动工前，村里并没有来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担心今年的台风快要来了，罗爱花着急住进别墅。

陈友义家的情况与罗爱花相似。他也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包括父母，一家七口住在五六十平米的瓦房，碰到坏天气，小儿子还会打趣“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但和罗爱花不同的是，陈友义领了六百多头猪，“好赚的时候一年十来万，平均下来一年十万左右”。在那之前，陈友义靠种田和在村里打点零工维持生计。

和罗爱花一脸愁苦形成鲜明对比，陈友义提到陈生便满脸喜气：“‘老板’好！要不是‘老板’，我还是在外面干活务农。”他母亲插话，“（以前）一年最多一千块收入。种瓜，一毛钱一斤，一千斤多少钱？”

陈生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养猪户和非养猪户的分野。他继续高价把大片桉树林收回，改造成荔枝林分给村民。但荔枝种下后的头几年无法结果，经济效益远低于养猪。罗爱花家也分到了五亩荔枝林，丈夫常去拔草，喷虫，2015年种下，至今还没有收获。

在这些没能尝到多少甜头的村民看来，“共同致富”的承诺被悄悄置换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

“别墅和猪栏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4月5日清明节当天，在村委会值班的陈春强斩钉截铁。他解释，分猪栏是公司行为，理应有劳动能力的、有经验者优先，所以才造成了一部分人没有拿到。他承认当时“老板”说过要让每家每户都有猪养，但是无奈预备开发的两个山头环评没过。他说，他已经向“老板”申请到外村寻找土地，“叫“老板”再建，建好了再把有劳动力的安排到那里去。”

“帮扶农村不是让每一户都富起来，而是先富带动后富。”跟随陈生多年的吴一梅，如此看待乡村扶贫。她辩解，“老板”当初并没有承诺过让每一户都有猪养，而是一部分养猪的先富起来，其他再想办法，因为“有的人真的养得好差好差”。她称公司现在实行的是“末位淘汰制”，让淘汰后的村民去种果林。

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为什么有人可以养猪而有人不可以？因为能力不一样。我如果给没能力的养，我就可能破产。”

目前看来，这嘲城乡共荣实验”中，最得意者恐怕要数刚刚当选副村长的陈朋生。

他有12年养猪经验，陈生计划在村里建猪栏时，陈朋生恰好在邻村山头承包了大片土地。他成了村里最大的养殖户，养殖规模达5000头。

不久前，吴一梅问起，陈朋生告诉她，自己这几年赚了有两三百万。4月6日，陈朋生向本刊透露，前年4月，全家去泰国旅游了一趟，二十多天，光他和弟弟就花费了十几万。

吴一梅说，前几天，她带了电视台的记者到官湖村的养殖场去，一个来喂猪的村民所戴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又粗又大”。

吴一梅也来自广东农村，近年兴起的攀比之风都看在眼里，过年到亲友家吃酒席，“虾比你的手臂还粗”。她说，陈春强去年一年赚了二十多万，却还嫌养的猪不够多，希望“老板”能再分他几条猪栏。

而另一边，猪栏和别墅搅乱的，还有早早被排除在分配名单外的人的心。

4月5日，在遂溪县城中心的一家连锁快餐店，陈保强递给本刊记者一封名为“我们都是官湖村人”的联名信。标题下特地提炼出所书的中心大意——“我们不要空中公寓，只要带地房子”，落款是39名官湖村籍迁出户的签名和红手印。

陈保强年逾不惑，9岁时，跟着进城谋生的父母迁出官湖村，说如今兄弟姐妹三个在外谋生不易：“我们不享受公务员的待遇，没有工资领，出来了村里没有田地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最惨的。”听说陈生要回乡建别墅，但迁出户只能分到公寓，陈保强便联合几十位在遂溪、湛江工作的老乡，向镇政府和陈生提交了这封联名信。

陈保强们有自己的逻辑，村里的房子是自己的祖业，如今村里不让他们在原地修葺新房，又不肯分别墅给他们，将来父母老了回乡，住在公寓无异于“浮萍”，“我们就是要求有地，没有地就没的商量，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业。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说句不好听的，以后也可能死在这个地方。农村人就是有这种思想。”

然而，广东省现行的农村宅基地政策，并不鼓励户口迁出的村民继续享受宅基地的使用权。陈保强不能理解：“再怎么规划都好，但是我们不是公务员，也不是种田的农民，怎么办？”

76岁的陈天鹤同样在别墅分配的计划之外。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两个女儿嫁到村外，前几年，妻子跟他闹离婚，把户口迁去了大女儿那儿。他现在所住的瓦房，面积不足二十平米，是领了“省里”下发的补助款建的。

他告诉本刊，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2012年，他把客厅改造成小卖部，但因为开在巷弄，生意寥寥。别墅动工这七八年，没人来找过他，如今听说要把旧村场拆了，住新房，他信不过：“最好就是不给他拆。”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年生命，怕活不到分房子那一年：“如果还在人间，到时候没有房子住，那个时候就太苦了。”

陈春强说，2013年村委会曾对村民户数做过统计，之所以没有把五保户纳入其中，是因为五保户通常年纪都很大，“又不娶老婆又不生孩子”，分一套别墅不切实际，但村里一定会有安排，不会让他们流离失所。

截至4月12日，官湖村别墅分配方案还未落定。4月4日，陈侯善透露，根据村委会最近一次的摸底调查，满足了这几年村民分户之后增加的住房需求，一、二期258套别墅还能剩下三十多套。但方案未公示，村民们仍旧猜疑不断。

4月5日上午，陈生终于回了村里，他见了母亲，随家人扫了墓，又到别墅区转了转，并未在村里过夜。

第二天，他领着县镇政府官员，巡视了新旧村场一番，所到之处，妇孺引颈而望。随后，一行人在村委会开了近两小时的会。他并不愿接受采访，跟本刊记者握了握手，重复两遍：“我们党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便乘车离去。（注：应受访者要求，除村干部外，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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