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疑似刷票，这波操作伤害了谁

澎湃特约评论员 与归

最近，由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首日预售票房破1亿，上映首日票房则达到2.8亿，破了国产爱情片预售成绩的记录。与成绩“齐飞”的是，上映当晚，网上不少消息指出该片出现大面积恶意刷票和退票、涉嫌票房造假。

情怀与丑闻，高票房与“小伎俩”，何以相生相伴、屡禁不绝？

某影城发出的针对《后来的我们》退票一事的通知。

退票异常，这波操作伤害的是谁？

数据显示，《后来的我们》的退票率，在有些城市的影院已经达6%，有些甚至高达15%，这远高于正常水平的2‰～3‰的退票率。目前，电影局称已关注到上述情况，初步认定该影片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

有业内人士称，这次操作方应该是利用爬虫软件，在影片预售阶段用大量账号，购买了不同地点、时段的电影票。如此一来预售票房大幅提高，促使院线根据数据增加排片。

这波操作伤害的是谁？毫无疑问，首当其冲者是影院，接着是被这种虚假“繁荣”吸引买单的观众。而往长远了看，当类似的非常规操作越来越常见，最终伤害的还是国内电影生态，伤害的是电影艺术本身。

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国际市场上用“一枝独秀”来形容，似乎都不为过。

刚刚举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论坛上，发布的《影视蓝皮书：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电影产业的票房达到559亿元，增幅达两位数。预计2018年，中国整个影视产业的直接规模有望达到1250亿元至1300亿元以上，总体规模则有望达到2200亿元至2300亿元以上。

而随意检索即可看到这样的标题：“中国成全球电影市场发展主引擎”“中国电影产业进入新快速发展期”“中国为全球电影市场稳定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电影市场的火爆由此可见一斑，观众们买起票来，也不管是高分片、低分片、小鲜肉影集或者超长PPT。

但是，这些电影真正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又有多大呢？

门槛有点低，似乎谁都可以当导演？

在中国做电影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它只需要天时地利，而这份天时地利，又得天独厚。这里有着令其他很多国家甚至好莱坞都要垂涎三尺的观众市场，而且近年来，这个市场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还在急剧膨胀中，前景远大。

这对中国的电影人来说，无异于是一出道就在含着金钥匙做电影。一部只要不是那么难看的电影，凭借后期庞大市场的买单，通常都有得赚，甚至会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我们常常会感叹，韩国这个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却常常拍出直面社会问题、优质高分的影片；而经济水平远不如我们的印度，每一部被引进的影片似乎都能成就一段时间的热议话题，评分和票房都令人赞叹。

我们这个先天优势的背后，却造就了令人担忧的隐患。

国内的电影市场门槛实在太低，导演可以拍，演员可以拍，作家可以拍，歌手可以拍，主持人可以拍；而从电影内容来讲，国内的创新精神和脑洞不亚于新四大发明：一首歌可以拍成电影，一档综艺节目也可以拍成电影，一种回忆可以拍成电影，一种情绪也可以拍成电影，甚至只要是某个经典影片的谐音名字都可以拍成电影。

当然，无论是什么人，都有权利去拍电影，无论是什么内容，都有做成电影的可能，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但导演的内涵正在国内无限扩大化，这挺可怕。

让商业的归商业、艺术的归艺术

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大的优势会不会沦为最大的BUG？文章憎命达，是不是电影憎市场大？

如果电影市场纯粹沦为商场，这对电影艺术来说是一种灾难。所以，理想的状态还是商业的归商业、艺术的归艺术。商业可以滋养艺术，艺术可以为商业开辟新空间，但二者绝不可以混为一体。否则，既是对商业的竭泽而渔，也是电影艺术的釜底抽薪。

有媒体报道，2013年，国内电影营销费高达28亿，约占电影产业整体规模的10%。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6亿，占全国总票房的12%。此外，很多电影的营销花费超过总预算的一半，据第一财经周刊报道，《小时代》营销费甚至占总成本2/3。

营销不是忽悠。从票房注水到偷票房，从水军刷票到水军刷评分，再到如今的“不约而同退票”事件。这甚至不能够被称为商业和艺术的达尔文主义，拼智商和节操的蛮荒市场，还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弱肉强食的战场，而是比谁更加不要脸，比谁更加虚伪贪婪。

所以，如果这次《后来的我们》是营销手段的又一次刷新底线，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国产电影市场会是什么样，未来的电影又是什么样。

不妨先将情怀放一边，扎扎实实地把规矩立好。从制片方到发行方、从院线到第三方售票平台，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是高压线，犯了规该咋惩罚……把这些问题厘清、落实了，中国电影才有更好的未来。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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