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儿童遭遇性侵后，我们该干什么？

尔了了

关于电影《嘉年华》，女性主义、梦露意象的运用被各种影评说了很多，在这里，我想聊聊别的。

11月25日，《嘉年华》在第54届金马奖上摘得“最佳导演奖”。导演文晏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道：“这不仅是中国的故事，也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故事。”

儿童性侵，确实是极具全球性的问题。但《嘉年华》引入深思之处在于它的背景。文晏并未将笔墨着力于性侵前和性侵发生时，而是集中展示悲剧发生之后的人与事，从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人与事的表达中，倒推问题出在哪儿：我们该做却没做什么？我们不该做却做了什么？ 

首先是二位受害者在性侵后的反应，两个少女对自己遭遇了什么并不清楚，在医院体检后，懵懵懂懂地问：“什么是处女膜？”儿童性教育的缺位在这场悲剧中，被放在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位置。

然后是医生冷漠的检查态度，警察的粗暴询问与不信任，在面对受害者时，专业人士不仅仅是给出专业判断的“工具”，更应该是具备同理心的“人”，应该用专业态度避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最后是父母在事后的反应，得知女儿被性侵后，两个家庭对此的反应都非常典型。一个是母亲给了女儿一耳光，然后扔掉女儿漂亮的裙子，剪掉女儿的长发，斥责她“整天穿的不三不四”；一个是想接受侵害者的“私下解决”，拿了钱之后大事化小，正义的实现比不上名声重要。“对待受害人太苛刻，对待侵害者太仁慈”，是普通人包括受害者家人常有的反应。

这些准确而锋利的表达，让《嘉年华》这部作品在主题立意、社会价值上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也让它在叙事结构、电影语言上的种种瑕疵可以被包容。毕竟，有审美、有态度、有风格都有可能是好电影，但有力量的电影，不仅仅有可能成为好电影，还是被时代亟需的电影。

关于《嘉年华》这个名字，前一阵的平遥电影展映后交流时，导演文晏对此说过一句话：“嘉年华式的时代，每个角落都是光鲜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正如《嘉年华》里这起少女性侵案件之所以触动每个观者，也因它讲述的方式几乎覆盖了有关这起事件的各个人物的各个角度，而这些人物如此真实地存在在我们身边。

目击者小米，从贫困家乡逃离出来的打工少女，我们可能在小饭馆后厨里、沿海小工厂家庭作坊里、城中村的发廊里见过她们。受害人小文，单亲家庭叛逆而天真的小女孩，我们可能在学生时代的课堂上、邻居家的窗户前、刷夜的网吧里见过她们。

她们是我们的儿时玩伴、同班同学、邻家女孩、家中亲戚，准确的人物设定和表演，让观者能意识到：她们与我们息息相关。不能否认，大部分人看过影片后的沉痛、愤怒，与我们最近看新闻的沉痛、愤怒是相同的——都来自这份“息息相关”：我们担忧这苦难和无助，也许某一天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或我们亲近的人身上。这是我们避之不及却始终紧随我们身后的阴影。

《嘉年华》最值得称赞的，是没有用声嘶力竭，鱼死网破的愤怒去控诉，而是在犀利的讲述中，保留了最大程度的克制。电影结尾，侵害者受到了惩罚，虽然这惩罚来得突兀，但姑且可以理解为导演的温情期望。

侵害者“刘会长”从头到尾没在电影中露出过正脸，他是最直接的邪恶化身，然而影片中的“恶”并不仅仅止于他。打骂女儿的母亲、不负责任的医生、软弱无能的父亲……“恶”的层级似乎递减，有一些“恶”似乎小到不足道之，而法律无法制裁的小“恶”，我们谁没有过？

突然又想到，今年金马奖上，《血观音》的导演杨雅喆呼吁：“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是局外人。”身在局中，愤怒远远不够。我们要审判他人最残忍的罪恶，也要直面自己最微小的缺席。如果“公道”是我们检视善恶对错的朴素标尺，那“公道何在”这句追问就应该被每个人提出并牢记，作为自己内心的准则，也作为我们面对世界的信念。因为我们不止是“公道”的受益者，我们是它的组成者。

影片最后，少女小米在帮助了受害者小文后，自己的处境却并没得到任何帮助，陷入即将出卖肉体的境地。在等待嫖客的到来时，漂泊穷困的她第一次妆容衣饰精致，身处布置精美的房间，如身处美好新生活的幻像。突然，电视里传出性侵案嫌疑人被抓捕的消息，小米平静地放下口红，骑上电瓶车逃离了小混混们的控制。白裙翻飞，少女飞驰在公路上，前路未卜，但自我觉醒与救赎可贵。柔弱少女在“恶“面前终未妥协、坚守自我，这本身已经接近神性，《嘉年华》的另一个名字，《Angels wear white》。

本期编辑 彭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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