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分上大学，台湾教育走向“菲律宾化”

台湾高等教育又改革了，力度之大，让不少媒体惊呼“零分也能上大学了”！

因为修改了新的课纲，为了配合新课纲的实施，台湾又进行了新的教育改革。从2019年开始，音乐、美术、体育的专业术科学校可以选择不参考学测的成绩，学生即可报名申请大学。

以往学测必须考五个科目，以五个科目的成绩作为高校招生的考量，而从2018年开始放宽要求，学生不必考五科，变成最多选四科，甚至一科的成绩。按照台湾“招联会”的意思，这是考虑到为学生减轻压力，让偏才的学生可以不“勉强”自己成为全才。

而这一举措，也让媒体纷纷担忧私校为了招生，而不惜钻漏洞，让学生即便零分也可以上大学，使得台湾的高校进一步“学店化”。台大副教务长张耀文更是直言“招联会”这项决定将导致学生素质完全没管控，对台湾竞争力将是灾难。

其实台大副教务长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自然，对于台湾前段班的高校如台大而言，即便放宽了这个标准，他们依然能招收到学习成绩前列的学生。学生们为了考入台湾第一学府，自然会拼尽全力考满四科。

然而，对于那些排在中后段的高校，特别是那些面临招生问题的私人学校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这些学校在招生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以更少的招生要求来录取学生。

而那些学习能力不强甚至低下的学生，在人人都上大学的情况下，自然会为了尽可能上大学而选择那些只需要一两门学测成绩的高校。以此，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循环，让台湾学生的学习能力整体退步。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进一步降低学生考入高校的要求呢？难道是真的为学生减负吗？

当然不是。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台湾的高等教育在20多年前开始教育改革，这对台湾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在少子化的影响之下，衍生出了众多的后遗症，很多职业学校纷纷升等变成大学，导致到了2017年，台湾的高校已经到了172所之多。

而人口是台湾三分之一的香港，高校也不过才八所而已，连台湾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却在国际排名上稳稳跑在台湾前面。有很多私立大学把学生当成是摇钱树，学用严重脱节，教学质量与学生素质也不断下降。

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台湾众多学校特别是私人学校都面临着严重的招生不足问题。数据显示，2017年录取率比去年低0.19%。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指出，此次高校招生缺额为3488人，创下8年来新高。

近5年大学招生名额及录取人数连年下滑，已连续3年跌破5万人，今年的缺额人数更比去年大增18%。多达16所高校的261个系所产生缺额，整体缺额率7.9%，其中有7所高校缺额率超过50%，也创下指考招生史上最高纪录。

在2016年两岸关系恶化之前，为解决学生来源短缺危机，台湾高校招收短期来台就学的大陆研修生，这也成为了不少台校增加财务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学位生与交换生的名额有限，然而招收大陆研修生则没有总量管制，即只要两校有签约，陆生几乎是申请就过关。

更重要的是，研修生要自付学费及住宿的高额费用。2010年福建省推出了“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其中包含“3+1”专班计划，每年派送陆生来台研修1年。而这一年里的大陆研修生在台就学期间的费用全部都给了台湾高校，为台湾高校增加了不少收入。

但如今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据悉今年赴台的大陆研修生人数可能只剩下1/3。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高校将目光瞄向了东南亚学生，配合政策改往“南向”招生。但是由于语言及风俗习惯差异问题，东南亚学生赴台进修的愿望并不强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台湾进一步放宽对学生招生的要求，让学生更轻松考入高校，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面对这少子化与大学招生困难问题，台湾在2013年就提出了要进行大学退场机制。“大学退场机制”包括了“限期辅导改善”、“学校停办”、“土地处理”、“学校法人转型（合并、改办或解散）”4阶段，一旦启动机制，若持续无法改善，经营不善的私校可能在7个月至1年内“退场”。可是退场机制年年在喊，大学的数量却不断上升，到2017年就已经高达172所高校，真正进行了退场的，不过两所而已。

上场容易下场难，大多数的高校根本不愿意进行降格改制，招不到学生，往往就改系名专业名重新招生。对于高校而言，一旦降格为专科，怎么可能还招收得到学生呢？很多退场机制都往往沦为好听的口号而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更何况高校退场还涉及到了私校校产和土地利益等实际的利益。

台湾现行的“私大转型退场条例”中明确规范，高等教育是公共财产。私立大学每年都接受台湾“教育部”的奖助和补助，退场后，学校的资产就必须变为公用，不可能再成为私校董事会谋利的工具。

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会有私校校董放着可以招生谋利的“肥肉”不吃，而主动推出呢？对于私校校董而言，兴建大学有补助可以拿，若学生人数多，学校附近发展出大学商圈，校地更会随着升值。因此台湾私校董事大多采取拖字诀，想尽办法榨干学校最后的剩余价值，也因此牺牲掉教学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高校退场机制”，反而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私校的校董们还要继续建大学，招不到学生就改系，在改系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自然是“求助于”执政者以获取政府的支持了。

那么，免学测的政策出来，自然就不奇怪了。

20多年来的广设大学与多元入学，让大学从精英教育变成普及教育，客观上对于促进人民文化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大有裨益。然而，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不注意，就会变成矫枉过正。很多的教育机构完全不具备升等的条件，就在广设大学的浪潮下由大专变成学院，学院再变成大学。

泛滥的大学创造出了两岸闻名的“七分大学生”梗：2008年大学考试入学发榜后发现，全台湾最低录取分数是立德大学资源环境系7.69分，平均每科考不到1分即可上榜。

而当年，全台湾有84000名考生填报志愿，高校的招生名额为85000，造成了100%录取效果，而英文入学考试不足10分进入英语系学习的学生也比比皆是，因而七分上大学也就毫不意外了。

甚至教改也变成了政客捆绑选票的工具。陈水扁在2000年选举的时候就大开支票，承诺当选后会实现“一县市一大学”。当选后，为了兑现支票，宜兰技术学院、联合技术学院、台东师范学院、台南师范学院纷纷改制为宜兰大学、联合大学、台东大学及台南大学。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认为，广设大学是大家相互欺骗，“家长喜欢小孩念大学，民意代表投其所好设立大学，政治人物为了振兴地方消费去找更多学生来，也在偏乡设大学，大家都在互相欺骗。”

台湾高校的泛滥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是大学高中化，研究生大学化，人才素质渐趋低落。二是学用落差日渐增大，一方面是台湾企事业单位闹起“人才荒”，一方面是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像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这些前端的高校不愁没有优质的学生及产出，然而众多的普通大学，特别是一些私校在设置系科的时候，完全以市场为导向，放弃基础学科，一窝蜂地设置餐饮、旅游等系，结果学生“毕业找不到事，企业找不到人”。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大学设立这么多的餐饮科系。

台湾的大学密度已经全球最高，高中入大学升学率逼近98％，文凭严重贬值之外，更使技术职业教育崩盘，造成台湾竞争力的悲剧。据统计，到2016年年底，全台湾大专以上学历者共867万人，其中拥有大学学历者已达到506万，占全台湾总人口数近1/4，这导致了高学历完全不再稀有。

人人能上大学，就意味着大学学历不再重要。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出来，空有大学的学历，知识与技能却严重不足，加上台湾能提供的白领工作职位有限，因此导致将近有四成的毕业生，只能从事不用大学学历的工作，毕业出来跟普通清洁工拿一样的22K新台币工资也就不足为奇，但这又何尝不是高等教育的浪费呢？

台湾1111人力银行2016年调查报告显示，具有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因为具备一门技术，其起薪已经超过了具有大学学历的上班族。然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些毕业只能拿22K的大学生们，其身上还背负这数十万新台币的学业贷款，却做着与专科生甚至高中生一样的工作。

于是为了更加好找工作，只好推迟毕业，继续读研究生，再继续读博士生。据台湾“教育部”统计，有四成的大学生想要念研究所，以至于推高研究所泛滥现象，进行新一轮的“学历竞赛”。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了同样陷入大学泛滥的菲律宾，菲律宾有大约650所高等院校。菲佣大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乏教育、心理学、财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部分菲佣还持有护士、医师或教师执照。

而如今台湾在面临高学历低薪的就业环境之下，也不得不选择到大陆、香港、澳洲、新加坡去当台劳谋职。菲佣与台劳远离家乡的最大因素，无外乎还是因为低薪问题。

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警示与教训。台湾现如今的高等教育政策是饮鸩止渴式的自残，学校为了多招生多赚钱，不断降低招生的门槛，导致台湾高校的学历不断贬值，从而台湾整个教职系统的全面失衡。然而，这些对于执政者或者校董们而言，面对的问题无非就是：到底是关大学好还是0分上大学好。

因此对于校长们来说，当然是0分上大学好呀。毕竟面临就业问题的，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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