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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

作者:读史 来源: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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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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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 |ID:dushi818

博闻通识,知古鉴今。有品有趣有态度。


徐光启,上海人,是自李时珍后的明代又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生于嘉靖41年即公元1562年,父亲是个小商人,家里有一点土地,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所以徐光启从小就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对他后来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明朝一共277年,入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只此一位,别无他人。随便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今上海),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这样的背景,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家乡连年遭遇自然灾害,科考又屡试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在此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徐光启从郭居静那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的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在赴京参加考试途中,终于和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城内,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虔诚地接受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罗)。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彩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以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手握相权。


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竑,他才时来运转,中了会元,迈出了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入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不停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他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


他一边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一边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制造等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这些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编写《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观察天文、制定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入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的历书,终于完成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着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去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考忙乎了多长时间!但是,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颇受鼓舞,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然萌发。

徐光启与利玛窦


后来遇上了利玛窦,他又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拾童年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等领域,一点即通,自由穿行。


他对科技的贡献,该从一个甘薯说起。


父亲去世那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已是朝廷大员的徐光启回家守孝,十分忧心:若不及时补种别的庄稼,来年肯定会出现饥荒。恰在此时,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带从外国引进了一种高产农作物甘薯,极易成活。徐光启心思一动,立即让朋友带来一些秧苗,开荒试种,果然丰收。于是他把种植心得编成小册,发送乡邻。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这样得以在江浙推广。


几年以后的初冬,守孝后回朝不久的徐光启因与大臣们政见不合,一气之下,告病到天津闲住,继续试种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农作物品种介绍到了寒冷的北方,而地窖储存法也在北方沿用至今。


徐光启在天津时,见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了军粮供给紧张、百姓生活困难,又想办法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官场的日子没几年平安。很快,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徐光启拒绝趋炎附势,遭到参劾,再度退休。这一次,他干脆回到上海,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这就是著名的《农政全书》。


然而,又有几人翻阅此书时能想到,这样一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当朝宰相亲身笔耕的?


但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还远不止这本《农政全书》,泽及后人的也绝不仅《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赋和中文版《几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玛窦。利玛窦谈道,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有一本拉丁文著作,名叫《几何原本》,在欧洲影响深远,可惜要译成汉语很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的好书,您如果愿意教我,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译名从无到有,全部靠徐光启去体悟创造。不可思议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十分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还传播到了朝鲜、日本。


历时一年,《几何原本》译出六卷,刊印发行。徐光启抚摸着书,感慨道:这部光辉的数学著作在此后的百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到那时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是历史比他预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权力更迭之际,科学再度被打入冷宫,不但书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他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直到晚清废科举、兴新式学堂时,几何学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这相比徐光启发出的“百年”之叹,又晚了近两百年。


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尽管他的挚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竭力保全了这部历法,并致力推广,却再也无力鼓动清朝皇帝们把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入中国,重订历书。在又一个100年、200年甚至300年里,刚刚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再度被远远抛弃。历史有多少个百年可以蹉跎?


幸而,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才华横溢的双目,终此一生,没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双重覆没。


只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当朝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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