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为什么我们还在纪念他？ | 咪咕悦读汇

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你有没有在加班时调侃过自己“正在被资本家剥削”，如果有，那你知道这句话是由谁传播开来的吗？

此外，你知道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选举权、八小时工作制、劳工立法等权利，是谁用理论去推动的吗？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诞生于1818年5月5日的德国，昨天，刚好是他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

由于每个人所站的阶级和立场不同，大家对马克思的认知也不同。

他在世时，被无产主义国家视为友人，也被资产阶级国家视为劲敌；

他逝世后，被BBC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也被部分理论家抨击其思想已经落后；

他还从“两极相联”规律切入，预言中国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就我国而言，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都必不可少，我国多个国家领导人也曾在公开场合引用马克思的言论。

200年的风云变幻，200年的世事变迁，但马克思主义影响依旧。

有人这样总结：马克思之前的历史，都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历史，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语言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言”。

本期咪咕悦读汇，推荐阅读《资本论》，这本影响力深远的著作由卡尔·马克思所著，小巴想带大家尽可能全面和客观地了解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读者还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来看，只有独立的、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

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么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

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

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

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也都像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

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像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团结才有力量。

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

今天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理论家在哪里？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又应当如何面对勇敢地为“民主、自由”还有“繁荣”而奋斗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及庸俗法学呢？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来催生，但是这个法律同它的英国原版比起来更加不完备。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革命的确比较优势。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8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迟早还会有第四共产国际，这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所必需的。

当然这个第四共产国际的组织规程与前三个共产国际的会有所不同。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

多么大的变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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