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年前，一群年轻人走上了街头……

1968 年 5 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熊培云

这场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今年是“五月风暴”发生 50 周年。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很难想像这样一场运动了。整理了一些图文，简单重温这场运动（难免挂一漏万，对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推荐阅读《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1968：撞击世界之年》《生产:“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等书）。

看看 50 年前这群走上街头的年轻人，那时候的世界也还年轻，年轻人“越做爱，越想革命”，也“越革命，越想做爱”。

▍本文经理想国 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授权转载

1.

五月风暴的事件经过

1968 年 3 月 22 日，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巴黎南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 6 名学生。

此前，学生们还集中讨论与校园有关的“生活质量”议题：学生的过度拥挤问题、反民主的管理结构、过时的课程和难以忍受的“代替父母”规定。

然后，三月逮捕事件之后，学生们开始将他们的个人诉求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宣讲会大量增加。他们迫切想表达的政治议题有：越南战争、政府镇压和国际学生运动。

“谁控制了巴黎，谁就控制了法国”是一条经常被援引为对法国坚定的革命传统做出地缘政治学解释的格言。自从马萨林（Mazarin）和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过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控制了巴黎就等于控制了法国。

在法国历史上，这种场景于 1789 年、1830 年、1848 年和 1871 年一再上演，“五月事件”证明了这一格言的持久魅力。

5 月 3 日，科恩-邦迪和数百名学生集聚到索邦大学的主庭院，讨论最近发生的事件：警察镇压事件、南泰尔大学关闭和一连串的学生逮捕事件。当局立即派出共和国治安部队（CRS）和警察镇压学生，进而逮捕了 600 余名学生。

两名曾目睹这次事件的记者，在报道中写到：

这些最初几分钟的造反树立了一种整个5月悲剧性重演的模式。当局渗透到索邦大学，拘捕大批青年学生，铸成了大错，而学生们的唯一过错就是制造了一点儿噪音而已······屡见不鲜的是，镇压酿成暴力，而不是遏制暴力······街头战斗、抓起石头扔向警察的简单行为、战斗人群酝酿的闪电是团结——这是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学生群体变成一大批造反者。

尽管大部分被逮捕的学生第二天被释放了，还有 4 名学生在周末被判处监禁两个月。作为回应，学生领导者阿兰·热斯马尔、雅克·索瓦热奥和科恩·邦迪宣布于 5 月 6 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三项要求：重开索邦大学，全部警察撤离拉丁区和立即释放被囚的学生。

这是法国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所遭遇的最激烈的骚乱，巴黎人被罪恶昭彰的警察暴行击退了，其中许多暴行恰好就发生在他们的窗下。

部长们最后同意了学生们重开索邦大学和撤离警察的要求，但对于释放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5 月 6 日，在圣日耳曼大道，学生向警方投掷炮弹。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6 日，圣日耳曼大道上的防暴警察。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6 日，游行示威者在圣日耳曼大道上捡起砖块。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6 日，一名防暴警察在侮辱学生后被打伤。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6 日，在圣日耳曼大道上，共和国保安队的一名成员扛着他受伤的朋友。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6 日，在医学院大学门口，共和国保安队（CRS）对付示威者。布鲁诺·巴贝 摄

与此同时，学生抗议势头高涨，蔓延到法国农村。5 月 10 日的抗议活动——所谓的“街垒事件”，成为法国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事件。法国首都学生力量暴增至 4 万人。高中生也派出优秀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无论是他们还是大学生，都没有享有政治言论的自由。

这一次的抗议中，学生们开始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城市碎石子建造起街垒，这是一项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行为，一项纯粹喜悦的行为。科恩-邦迪回忆道：

在一个试图粉碎个体、强迫个体轻信相同谎言的社会中，集体力量的深层情感喷涌而出，而且人们拒绝被恐吓，我们不再是无敌的、被碾在一起的小原子，而是一群可靠的、意志坚定的个体······

“青年人的鲁莽”没有源自于绝望、无能为力的愤世嫉俗，反而来自于我们集体力量的探索，这种力量感和统一性统治着街垒。在这些集体狂热的时刻，既然一切都看似有可能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所有游行者之间的、尤其是小伙子和女孩子之间的亲切关系更自然、更单纯。一切都是容易的、不复杂的。街垒不单单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他们变成个人自由的象征。

警察展开了攻击，齐发催泪弹。战斗持续到清晨，370 名学生受伤，460 名学生被逮捕。

5 月 10 日，圣米歇尔大道上。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巴黎拉丁区，一场游行示威。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10 日，学生们用传递鹅卵石的方式形成一道路障。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11 日早晨，吕萨克街上，一夜暴动后的路边的汽车。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13 日，30 万的学生和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巴黎街头开始了，法国共产党宣布罢工，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也支持学生的这次抗议运动。

这次游行示威之后，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成立。几天内，大约 200 万人举行罢工，到 5 月 22 日，人数上升至 900 万。

5 月 13 日，学生们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厅开会。墙上的文字是：朋友啊！在这里的每一天人们都非常开心，无论今天明天，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被各种工作缠绕的抽不开身来的小职员。古·勒·盖莱克 摄

5 月 13 日，在巴黎左岸地区，法国学生领导者亨利·韦伯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13 日，学生和工人从共和国广场到丹费尔-罗什洛广场进行示威游行。古·勒·盖莱克 摄

5 月 28 日，索邦大学的一次全体大会。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28 日，索邦大学的一个演讲大厅成为学生宿舍。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28 日，一个木偶挂在树上，表达人们希望增加工资的渴求。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29 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 5000 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 1000 万工人罢工，300 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 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秘密飞赴德国，前往德国的法军驻守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会见了法国驻军司令马索，并取得军方效忠；胸有成竹的总统当即飞回。

5 月 29 日，法国劳工总联盟（CGT）的示威游行。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29 日，学生和法国劳工总联盟的示威游行。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30 日，戴高乐将军通过法国广播电台坚决地宣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辞职，且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这天晚上，戴高乐主义者组织了一场从杜伊勒皇宫到星形广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支持被围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戴高乐将军。这一次集会意味着政治趋势开始转向了支持政府。

6 月 10 日，戴高乐在大选中获胜。被自信冲昏头脑的他在 1969 年 3 月宣布新一轮公民投票，这次他被迅速驳回了。4 月，他离开巴黎，归隐科隆贝双教堂村。

5 月 30 日，在法国香榭丽舍大道上，人们在举行支持戴高乐总统的游行。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底，被学生占领的奥登剧院已经成为一个抗议点。布鲁诺·巴贝 摄

这个 5 月，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

2.

漩涡中的风云人物

在这次五月风暴中，除了学生和工人的广泛参与之外，当局的回应也对这次风暴的局势变化带来影响。法国知识分子在五月风暴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萨特。

“五月风暴”让法国自吹自擂的知识分子领袖阶层感到很意外。造反的理论灵感没有来自知识分子精英 [ 法国所谓的“主人思想家” （Master Thinker）]，而是来自边缘群体：像《论辩》团体、“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或野蛮”等左翼小派别。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五月造反”给他们上了一堂谦逊课。令他们吃惊的是，也许是第一次，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追随者而非领导者的奇怪位置上。

就其本身而言，“五月风暴”敲响了先知知识分子的丧钟：这类思想家掌握着进入历史的特权，并由此承担着向愚昧大众解释历史进程的任务。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政治积极分子，萨特从一开始就卷入“五月起义”之中。5 月 10 日，萨特联合签名了一份宣言，这一宣言发表在强烈支持学生诉求的《世界报》上。

而后，他开始利用卢森堡广播电台，试图左右学生们所赞成的公众舆论。他所发表的结论显示了萨特最典型的特征：敢于冒险、激情澎湃、多才多艺和旗帜鲜明。

萨特深刻的见解立即被学生们复制，并以传单形式散发到整个拉丁区。接下来，他开始占据《新观察家》的版面。

在《“五月风暴”的新思想》一文中，萨特认识到学生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催化剂”，同时预兆了一种全新的、没有限制的自由观念，后者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

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我斥责那些辱骂学生的人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学生吐露了一种内在的诉求：对主权的诉求。”

废除严格的等级制度、既定利益和未经授权的社会权威对学生革命分子的意愿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他们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试图践行其原初的、激进的民主潜能与解放潜能，这是“五月风暴”的余波中激增的多样性斗争的意义，这些斗争使车间和大学走向民主化。

相比萨特，福柯缺席了五月风暴，当时他在突尼斯教书。但毫无疑问，他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从后五月的毛主义介入行动中得到了思想最为深邃、影响最为深远的结论。

“五月风暴”之前，福柯相对来说不问政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处境是他明显的优势，因为他比萨特或“太凯尔”派有更少的意识形态包袱要抛弃。

正是通过他与那些围绕在监狱信息小组（GIP）周围的毛主义者的接触，福柯才发现了“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权力在微观物理学、微粒子层次上运行于国家的方式。他与毛主义者一起既发现了“社会”的现实，又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接近尾声，这些经历又让他对人权的紧迫性很敏感。

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思想（以及法国整个知识分子生活）可以说兜了个圈，又恢复了原状。随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暴行击中要害，法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发现他们最初的职责：这类知识分子通过使权力面对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使权力遭受羞辱。

5 月底，内阁会议后，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离开爱丽舍宫，戴高乐宣布他不会解雇他。布鲁诺·巴贝 摄

右二为巴黎警察厅厅长莫里斯·格里莫（ Maurice Grimaud ），在 5 月风暴中，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流血。布鲁诺·巴贝 摄

亲毛派中学生多丹（ Gilles　Tautin ）被警察杀害的事件，他很快就变成“五月运动”的烈士和象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摄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France，第四共和期间威望最高的总理 ）布鲁诺·巴贝 摄

布鲁诺·巴贝在五月风暴中进行拍摄。

法国政治家埃德加·福尔（ Edgar Faure ）被要求提供建议，组建新政府。布鲁诺·巴贝 摄

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在索邦大学演讲。布鲁诺·巴贝 摄

在索邦大学，一场艺术家与学生之间的辩论。马丁·弗兰克 摄

3.

法国街头的毛主义

1967 年是中国年。巴黎，到处充斥着毛主义流行的符号。在电影界，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影片《中国姑娘》，一部关于毛主义者的电影，试图理解巴黎当年达到巅峰时期的亲华热潮。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调里。对于刚刚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极左派们更能感受到一种心气相通的朦胧之美。

尽管和中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风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内涵，但是两者之间有呼应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对他们来说，“文革”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唯一办法。

巴黎第五区，索邦大学已经被学生占领。大厅门口廊柱上从左至右依次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摄

IEP 政治学院大厅（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墙上挂着共产主义海报。布鲁诺·巴贝 摄

布鲁诺·巴贝 摄

布鲁诺·巴贝 摄

学生群体占领索邦大学。布鲁诺·巴贝 摄

在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 Waldeck Rochet ）的领导下，法国共产党举行游行示威。布鲁诺·巴贝 摄

“为人民服务。”布鲁诺·巴贝 摄

一名年轻人在索邦大学的路易·巴斯德雕像前看报。布鲁诺·巴贝 摄

4.

标语、海报

当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他们的武器除了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用笔画出的海报和写下的标语。整个“五月风暴”期间，学生们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以及对革命的热情，通过文字和图像，以浪漫抒情的创作方式，表达在巴黎的街头巷尾。

在沃日拉尔路上，一名老人注视着墙上的口号：“快乐没有限制。”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摄

“让我们不要惧怕红色。” 布鲁诺·巴贝 摄

医学院大学的墙上，贴满了政治海报。布鲁诺·巴贝 摄

由美术学院学生创作的海报。布鲁诺·巴贝 摄

美术学院的秘密打印室。马克·吕布 摄

“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布鲁诺·巴贝 摄

5.

风暴中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摄影师的不少镜头中，女性成为了画面的主体。年轻的女孩们，她们就像这场风暴中的红色玫瑰，走上巴黎的街头，她们在游行的队伍中爬到最高，她们甚至走在最前列。

1968 年的“五月风暴”过去两年后，谁也没有想到，1970 年成为法国女权主义者的元年，女权主义者走上街头。

巴黎左岸，在一场示威游行中的三个女人。布鲁诺·巴贝 摄

5 月 3 日，一名女性正在阅读报纸《法国晚报》（ France Soir ），标题上写着“索邦大学被一大批警察包围”。布鲁诺·巴贝 摄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摄

5 月 30 日，在支持戴高乐主义的示威游行中，有人看到一个女孩手里拿着最后一版的法国晚报，醒目的标题上写着：“我留下来”,“我一直在,蓬皮杜”。布鲁诺·巴贝 摄

索邦大学内，一名女生再贴海报。布鲁诺·巴贝 摄

布鲁诺·巴贝 摄

一名女生高呼。马克·吕布 摄

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 年的 5 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

毫无疑问的是，1968 年 5 月改变了法国。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

度过 70 年代的广泛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

用一个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以后，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

几百年前，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根源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

这说明，革命或者群体性混乱并非都是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崩溃时才会发生。发生在 1968 年的“五月风暴”，同样具有这一内涵。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已经不像往常，而是褪去了尖牙利爪。

进一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疑难，革命并非只是发生在贫穷、落后或有冲突的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革命问题”。

法国“五月风暴”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为面包，而为玫瑰发起。1968 年的法国，正处于法国由古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强力转型的混合时期，1980-1990 年代即将流行的新潮思想，与 1920-1930 年代的家长制社会并存。这种新旧混合同样表现在那些要求革新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喊着 20 世纪之初的革命词语，引领法国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 1968 年“不创新，毋宁死”的改革诉求，还是今日法国遭遇的“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困境，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法国的社会力量对政治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

或许可以说，从 1968 年开始的“五月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话或者对垒从来没有停歇。正是对话的存在，避免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动荡。

世界永不完美，冲突还在继续。回顾发生在 50 年前的这场近乎风花雪月的“革命”，不难发现，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当危机来临时，最重要的是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一起守住底线，一起守望未来。 

本文部分内容摘选自 ▼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 理查德·沃林 著 董树宝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 3 月

《“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

熊培云撰写，2008 年发表于《南风窗》

图片来自于 Magnum 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