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看时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父亲与岳父磨快了我这把刀

我出生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小县城，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教育家，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绅人家，耕读传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常常身着一套笔挺的黑尼外套，内穿一件白府绸衬衫，脚蹬一双乌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我们那小县城确是鹤立鸡群，完全一幅整洁干练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每天都会带三份报纸回家，《参考消息》、《文汇报》和《贵州日报》，让我们对四海九州、大江南北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经常和我们兄弟几个纵论天下，从小就给我们讲王阳明，讲龙场驿，讲奢香夫人，讲明洪武年间开埠云贵，又经过清明两朝近百年来历任君主的改土归流方针，羁縻千年的化外之地终为王土等故事。

那时候，我刚度过了识文断字的初级阶段，开始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随时给我讲解读不太懂的书中故事。当有一次我问起什么是“龙场悟道”时，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主人是我们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修文县龙场驿，距离有二十里多路。话说古代贵州属于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时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罚贬至龙场驿。那年头，贵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与外交往。这条道从贵阳经黔西、大方、毕节、乌蒙山通往云南，而龙场驿则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淸闲，潜心悟道，终于得出了“心学”。

什么叫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如今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简单，又深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实四句话就够了，主观意识没有建立的时候，人是客观存在的、无善无恶。当你的主观和客观接轨，产生欲望，才有善有恶。逐渐内修自省，区分善恶，这就是致良知的过程，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不停的斗争，为善去恶，这就是格物。

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藏在书柜里几千年的宋明理学，直接走到实践中，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王阳明可以说生活在大明的至暗时刻，刘瑾把持朝政，贪腐横行，积重难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直言，主持公道，提笔安天下，上马定江山，他虽然屡遭磨难，阳明心学却光耀千古。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就像沧海一粟，你不能选择出生的环境，盛衰治乱，皆有天定。但是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吾心光明，夫复何求，把自己做好就够了。

我受益终生的学养积淀就是从父亲一次次的“庭训”中学到的，所以我很感谢父亲，家学家风就像是源头活水，让我受益终身。回过头来看我大学同学们，我们接受了同样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很多只局限在老师给的框架之内，殊不知这部分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简直就像一杯水，远不足以助你驾驭这一生的风浪。

当然在学习方面，我也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语言天赋不高，即使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仍然是深感无力，拼音发音不准带来了重重障碍，打电脑一拼音就打错，幸好现在可以手写，省去我一大麻烦。英语更是这样，我学了三四年英语，直到现在只会一句话，“long long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1977年上大学前与朋友们的合照（后排左方为王志纲）

父亲在我年少时的教育，使我具备了观察事物的方法论雏形，包括通过客观和主观的演变，了解宇宙和世界，观察大势和人心。幼年时候我对大形势的判断力远远地超过我的同龄人，尼克松访华新闻曝光时，我周边的人都是懵的。我却深知，天要变了，时代将会重新打开。就像现在的朝鲜，既然要对外开放，就必须要走向人类的共识。

很多人问我从事这么多行业，从学者到记者，到房地产，到区域战略，到国家战略，这其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里面其实最根本就是方法论。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砖头瓦块等建筑材料盖不成高楼大厦，必须要立起属于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在大学这段时间，就是奠定基础的四年，钻研哲学、历史包括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这点我非常庆幸，也非常感谢命运的眷顾。1978年考大学的时候，想去北大新闻系，因为新闻系调整到人大，后来到了兰州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刚开始非常恼火，根本不想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政治”两个字深恶痛绝，“四人帮”把政治经济学教条化了，而且一听说兰州，一下子就想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寒而栗。

1978年，出生于贵州的王志纲考入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

但是不去没有办法，现在回过头来想，反而觉得很幸运。有一次专门在某论坛讲这个点，还得罪了很多北大学子。我说幸好是在兰州，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没有各种泡妞的机会，所以只好老老实实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苍凉浩瀚的环境，质朴耿介的民风，反而让我扎扎实实的学了四年。

这的确是我真实的心灵感受，到了兰州以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极其困乏，只好老老实实读书。还有兰州很闭塞，教学全部延续苏联式教学方式，读原著，一读把人读的死去活来，读的我天门大开。当时兰州大学读两年《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第二卷也读，但是把第一卷读两年，最后围绕资本论开了30多门辅助课程，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剩余价值等。我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在这点，两年下来读了七遍《资本论》，第一遍读的时候提起就骂，这个老头子故意整人，简直是天书，根本读不懂，很多概念、逻辑，特别是他喜欢用典，《荷马史诗》、《伊索寓言》、莎士比亚等，逼得我们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些东西都要去看，再读第二遍感受这个大胡子太超人了，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信手拈来，就到了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就渐入佳境了。

如果说父亲在我少年时给了我文化开蒙之恩，那成年后，使我思想和文化日臻成熟的恩师就是我岳父。他是一个老干部，但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且一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同时他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马克思理论家。

他虽然是我长辈，但我们是一对冤家，他读《资本论》读了20多年，后来我说他读《资本论》都读成了教徒，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凡是毛泽东、马克思没有说过的不能做，凡是说过你就做，这就是读死书，读成原教旨主义者了。我把马克思只是当成一个尊敬的学者，最后把他的书当成学术著作，不是读成宗教。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方法论，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方法论，延安期间的许多著作，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来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记得最深刻是，1988年发生一次最大的争论，当时他跟我讲，当时的政策按照马克思理论来说，明明是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就说我要干资本主义就完了，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走右路。后来我跟他讲，所以你当不了政治家，如果邓小平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全部走向资本主义，首先这批老同志就要全部造反，如果走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那就没法改革，所以伟大的政治家就要在两难之间寻找变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对是高超政治智慧的体现，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让全民富裕。

从30岁到60岁，我是他最好的聊天对象，我们相互的交流、争执和碰撞不知凡几，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我原来自以为掌握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青涩、不严谨和似是而非的，通过他的严谨反过来又夯实自己的基础，所以觉得大学的四年和后来我跟老岳父这三十年的砥砺，对于磨我这把刀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一直认为做战略策划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以方法论为武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研究，而绝非小点子、小技巧。从马克思主义里汲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阳明心学中吸收知行合一，结合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从小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再锻造，脱胎于马、毛、王的这套方法论，既是我个人，也是智纲智库安身立命的法宝。

我的奋斗：天时、地利与人和

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最活跃、最能展现个人才华的地方就是广东，北方则相对沉闷，在我记者生涯，探索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广东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常用的参考系，站在广东潮头看全国，再以全国视角看广东，这赋予了我一种宏观的超常的观察问题的视野。到1986年前后，政坛风向不定，有一股声音认为广东已经彻底走资化，除了红旗是红的，其它都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但当时我们在南方觉得很正常，效率优先，市场竞争在南中国已经成为了共识。长达20年时间里，广东是整个中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的实践地，以及市场经济的滥觞之地，还是众多的知识人和文化人汇聚之地，成为个人展现才能的一个充满自信和活力的大舞台，这就是天时和地利。

人和是什么？大方向上说是命运的转机，同时也是我自己的主观追求。从骨子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当记者的最好材料，但苦于没有机会，我的老丈人虽然在新华社工作，但却风骨凛然，坚决不开任何后门，毕业后在社科院工作三年之后，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我被调到了新华社，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原来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社长张选国，如果讲贵人的话，他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贵人。他跟我毫无私交，就是因为识才惜才，力排众议将我调到新华社内蒙分社。那个时候我正好30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1986年，新华社组织小分队全国调研，要抓一些热门话题，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炮弹”。当时会议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还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小记者，刚待了半年，同事们都不愿意去，互相推诿，我就提出来我去吧。

我作为小分队的一员，当时新华社给了一个典型的主题先行题目，叫作“改革开放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我说都没有去调查，你怎么就说促进了呢？要是促退了怎么办？这是谁都不想要的题目，但是我没有议价权，因为我是这里面资历最浅的记者，这个题目交给了一个老同志，老同志年龄比我大，是上海知青，社里让他带着我，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跟他有一段对话，到现在想起来，还在眼前像电影镜头一样。他戴着一个眼镜，就像啤酒瓶的瓶子底那么厚。我就跟他讲，组织上把我搭配给你，你可能觉得我是累赘，多的话我就不想说了，因为也没用。我刚到新华社，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你不会吃亏的。他就笑了，嘴巴上挂了一丝不易看出来的笑容，厚厚的眼镜片反着微光，就说了两个字：“是吗？”

1992陪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采访珠江三角洲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就都知道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一出，引起很大的震动，作为小记者的我一夜成名，我印象很深刻，听到中国广播之声传来“《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记者王志纲……”的时候，我正在通往东北大兴安岭的绿皮火车上，天光微亮，车窗外是沐浴在朝阳下的白桦林，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果然如此，广东省委、省政府三次派人去广东分社要见我，广东分社搪塞几次后只能如实交代，王志纲不是广东分社的人，时任广东省长的叶选平批评广东新华社，说这样的人才怎么不是我们这边的。于是广东分社向组织打报告，说能不能把王志纲借过来用一用？1986年10月份我去了广东，当时说借3年，谁知一待就是十年。

那段时间我写过很多特别有影响力的文章，包括《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放眼向洋看世界》、《广东四小虎调查》、《珠江三角洲启示录》，还有《百万移民下珠江》、《中国走势采访录》等等。所以当时王志纲不叫王志纲，人称“记者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从此多了一个记者王志纲的名字。广东是我这艘小船停泊过的一个码头，虽然没有千丝万缕的牵挂，但是总有一种渔歌互答的默契，我在这里躲过阴霾，避过风雨，也曾经参与了这片码头的建设。后来我离开新华社，有几篇文章，一篇是封新城在《新周刊》上写的，他说，“伴随王志纲的离去，整个南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将从此缺位”。

我离开体制的原因很简单，其实我本来准备在新闻界干一辈子，就像我的偶像李普曼和范长江一样，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来影响并推动历史，把新闻当成一种事业，而不是职业。但是到了1993年以后，形势变了。原先改革开放，大破大立的氛围不在。那时候的领导人鼓励我们一起来找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新华社人、国社记者，可以触及几乎所有的矛盾，包括我写了《中国走势采访录》，分析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的矛盾，其中有很多问题很尖锐，但是依旧登上了内参，并引起高度重视，中南海请我去汇报，那时候的新闻业真的称得上“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1993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往后转，一个真正的时代结束了，开始走向极左和保守。当时有一句话：内参也要讲主旋律。原来开了一个口子，内参可以谈问题，现在内参都不准谈问题了，要讲主旋律，讲宣传。而且穆青是爱才如命的领导，他在任的时候，会对少数人才网开一面，他不希望我写什么小文章，一个月发一篇大文章就行了。新领导改弦更张之后，把新华社办成人民公社、生产队，全部种大豆、种玉米，用指标考核，一年硬性要求完成三五十篇文章，不在乎你的文章品质，所以很多记者就一篇稿子50元，开始剪报纸，搜罗点信息，换个奶粉钱。我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回头看，我感到非常欣慰，活在世上要为人类活，为历史活，为自己活，如果一个人为总编活，为某份报纸活，为稻粱谋活，那就算再才高八斗，留下来的也不过是一地残砖碎瓦。

当时我在新华社也算是王牌记者，组织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入仕途，这条红色之路不少人走了上去，如今不少的高官其实都是那时候我们的同事。但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怎么能当官呢？组织上找我谈了三次，我都拒绝了，他们才相信我是来真的。我说做人莫当差，当差不自由，我说当官我还没看明白？不就是生产队长嘛，我又天性不喜欢逢迎，不可能去走那条路。

一边我想信马由缰，纵横江湖，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外一边，新华社开始写小稿子，那不糟蹋生命吗？不是我之所欲啊。这是我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下海经商又不愿意，当官又不愿意当，传统记者又不愿意干，但总还得要干事，那时候才40来岁。我说算了，只能自己打造一个职业——从大的方面说，它叫体制外；从专业的方面说，它属于咨询行业；从个人特征的角度来讲，我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行业。原来知识分子卖文为生，我以卖思想为生，不济的话开坛讲课，每年收点学费，就像孔子一样的收点束脩也是条路。

拜金年代，文人何以自处？

有人回过头来问我，在下海之初是否就做好了准备，我说恰恰错了，宏观、大趋势上我充满自信，但微观上真是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很多92派的人下海之前就打造好摆渡的航船，我则是干脆利落的跳到海里。我只是想，作为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会被淹死，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救了，那中国也就没救了，那我个人淹死还有什么关系呢？就抱着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才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市场风浪中。

我在智纲智库创立之初，就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智纲智库是中国的一个清流，我们能存在下去，这个行当就能存在下去，我们不能存在了，那这个行当就是污泥一片，不能存在了。这就是我的责任感和道义观。第二句话，这个过程中鱼龙混杂。很多人跟着我们沾了光，一荣俱荣，但是乌合之众最终会被淘汰掉。只要我们不倒，我们会穿越云雾，让中国人最终知道什么叫战略。

所以谈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为什么鱼龙混杂，而应该是为什么有人成龙上天，有人成蛇钻草了。像当年麦肯锡走了出来，和他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咨询机构死掉了。所以我跟我的员工们说别的我管不了，管好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走了25年，也许还有35年的道路乃至更长，伴随着中国产生更多的世界500强，它们需要能够与它们对等的战略咨询机构，我们已经伴随一些走出去的企业走出了国门，假以时日，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需要我们这样的机构。

有一次我在上海跟吴晓波见面，他跟我讲，王老师，我们的幸福指数比你差远了，因为他一路上辛苦得要死。我说不是你的幸福指数跟我差远了，是我们对财富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还有罗振宇，曾经他在《对话》栏目组的时候，我们也打过交道，我对他印象特别深。这个人很有才华，也很有野心，有一次他来找我，我请他在星河湾会所吃饭。罗在落地飘窗前捶胸顿足地说：“他妈的，这才叫做生活呀！（跟你比）我们活得是什么样啊？”如今他在商业化的这条路上也成功了，我衷心的祝贺他，一代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不是个人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

离开体制的时候，我需要开掘一条运河，用体制外的知识之船，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顷之茫然，通过这条水道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最后我走通了，也启发了很多人。但是他们跳进了那个水里的时候，他们要的是整个大海。我只是永远清楚，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当然我对于从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见，商人也好，文人也好，本无所谓，只是一种职业。商人唯利是图，文人文以载道都是本职工作。但是我现在最怕的是两种人，一个是文人里面的伪君子，本身就是穷人，没有经过财富的洗礼，挣不到钱，又想要钱，还把钱当成很糟糕的东西。另一类人就是土财主非要装文人，附庸风雅，也很讨厌。

我回忆起一个精彩的故事，1988年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当时是健力宝集团的总顾问。有天健力宝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李宁合作，我是受邀嘉宾，把全编辑部的人都叫过去了。健力宝送参会者一套服装，我也没把它当成一回事。但我看到一些北京来的记者，刚开始道貌岸然的，后来说有服装，都不得了，马上回到市井大妈的状态，在那儿当场脱裤子，要试服装。哎呀，我看了以后，真是……斯文扫地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洗礼，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见识过这些洗礼。行业使然，我所经历的关于财富、权力的故事远超正常人的想象，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开一档节目，好好讲讲这些背后的故事。

只要你干净，你怕什么呢？

我也自我分析过，我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从心所欲，不被金钱绑架，这个跟我夫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夫人是个很坦然、洒脱的女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是一样的。如果她当时哭哭啼啼的，不让我辞职，说你走了房子要交，一无所有，前途怎么办？也挺为难的，所以说有个好太太真的很重要。我当时给夫人算了个账，我相信我下海是饿不死的，因为我做什么事都是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保底是啥呢？生存是基本要求的，我的要求相当低，我夫人也支持我，现在的创业者都是奔着上市融资去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时我40岁，房车皆无，就有一根笔杆和几分薄名。但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生活要求不高，但是有一个原则是坚决不能动，一定按照自己的本真，本心，绝不依附第三者生存，就是同流而不合污，和光而不同尘，这点一直要保持，永远保住。这点我们做到了，到现在20多年，合作过的高官有的扶摇直上，有的进了秦城监狱，老板们有的成龙上天，有的成蛇钻草，但无论风波多么严重，我们从没受过影响，依旧开门做生意。很多人忧心忡忡的问过我们，会不会有牵连内幕之类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从来没有。

03年以后，我们主要做城市策划，给很多政府做过战略咨询服务，全过程保持冰清玉洁，清清爽爽。听起来确实很难，但前提是你必须是卖方市场，对方有求于你。早在创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这句话：这个社会不管怎么腐败，理论上腐败的只是49%，还有51%是不腐败的。因为超过50%，社会体系就会崩溃。包括我对我们员工的要求，第一不做公关部，第二不做市场营销部，第三不做广告部。你们有闲工夫就练本事。只要你是卖方市场，你具备了选客条件，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进不来。

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我们帮一个很大的城市做策划，合作得很成功。后来有一天，我的部下告诉我，说相关负责人打电话来，想要回扣，说有钱大家赚，我们也很辛苦，给个茶水钱嘛。我听了以后，我说你告诉他，我们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个项目取得最大的成功。成功以后，他自然官路亨通，如果他为了这点蝇头小利，最后的结果就会是为丛驱雀，与虎谋皮，后果非常严重。官员们都不傻，说直白点，他们很清楚和我合作，收获的是未来的晋升之资，他绝对不会在这上面动歪脑筋。

霍英东家族掌门人霍震霆先生为广州南沙的项目问计智纲智库

我创业之初，名气打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通过中间人找我，说深圳的商业规则是有钱大家赚，说王志纲工作室是厉害，全中国的生意都要找他，他只要同意我们深圳的这个原则，给回扣，全中国的生意就都是他的，我们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如果他不遵守这个规则，我们全说坏话。后来我们（为此）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最后的结果是绝不妥协。这是20年前，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作《第三种生存》，里边用很辛辣的口吻批判老板，我有一个员工表示担忧，说王老师，我们把客户都得罪了以后，饭碗砸了怎么办？我说没出息，你等着看，你把这些老板好好地批判和修理完以后，他们更敬重你。后来果然，书出来以后，好多老板买了几十本、上百本送人。

所以，第一，主观上你具不具备成为卖方市场的这个能力？你是卖方市场，你选客户，别人必须接受这个江湖规则；第二，你能不能够坚守和坚持自己的初心，能不能知行合一，能不能矢志不渝的为了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而战斗；第三，有时候业务上也会出现农闲，农闲的时候很简单，不搞歪门邪道，就是读书、学习、练本事。毛主席说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嘛。”真功夫傍身，静待山洪暴发就可以了。这几点我们做到了，而且坚持了二十几年。再多风风雨雨，只要你干净，你怕什么呢？

等闲变却故人心

说实话，近十五年来，我们已经远离了地产江湖，因为它太简单了，把模具开出来以后，后面无非就是复制，搞搞政治经济学，拿拿地，卖点楼花，技术含量着实不高。

最难的是我们当年做地产的时候，那时候全中国根本没有建立起地产生态，市场上一片空白，要生产一颗原子弹，连钉子都没有，全需要手工打造，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大的贡献是在那个蛮荒年代，立足于一无所有的白地，用手工打造出来一套地产行业模具，二十年狂飙突进的地产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助推者。

中国的地产业从广东起步，当时全社会还在懵懵懂懂，王石还在一趟趟的倒着玉米，包工头出身的杨国强一砖一瓦把自己从乙方建成了甲方，接手了一大片楼盘，但是对于怎么搞社区，搞营销，当时谁都不太清楚，楼盘也是一片冷清，于是他们找到我，希望找个大记者来写篇文章，宣传宣传。我看了以后说，你这个楼盘一千篇文章都没用，这不是文章的问题，是战略思路的问题。杨国强其人也很谦虚，聊到我对广东的认识，对珠三角的了解，对地产，对政治经济学，包括对中国整个周期的理解，这都是我的强项。最终我说到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在市场上去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找出来的，更不是等来的，但怎么创造，这里面需要学问。他听了之后，两人一拍即合。

2013年，黄文仔生日宴会上，王志纲与杨国强20年后再次见面

顺理成章的，我就成了碧桂园的总策划，帮了他三年，甚至就是一份口头协议，君子协定，连合同都没签。为碧桂园找魂、定位，杨国强团队执行力很强，最后碧桂园一炮而红。后来人红是非多，也有了一些个人的恩怨，但杨国强这位企业家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中最优秀的代表，他勤勤恳恳，事必躬亲，像农民侍奉田地一样对待他的企业，所以注定他是一个命苦的人。第二，他还很真诚，从不避讳说自己十八岁前的赤脚生涯，聊到兴致高处，鞋子一甩双腿一盘就坐在床上说，也算是英雄本色吧。第三，好学习。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对我们之间合作关系的认识。

他当时从商人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是他整合的对象，他认为给我的待遇远远超过给一般的工程师，这样算是很对得起我了。但是他对我们的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对于财智双赢的观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得我们没有继续合作下去。

我跟别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从不居功，也不想从老板那里收获什么，帮完就走，我很欣赏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成功以后，带着西施远走高飞。文种、伍子胥等则想着跟着帝王讨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结果落得个身死的下场。而范蠡携美泛舟五湖，优哉游哉，十余年后，一代巨商陶朱公登场，商圣的潇洒和通透在里面尽显无遗。

这么多年和商人合作的过程中，让我对人性有很深的理解。有的老板原来成天围着我，我掏心地帮他，但到后来，他站稳了脚跟，毛病就全部出来了。曾有原来合作过的老板，多少年不联系后，回头又想请我吃饭。我就叫中间人说，相见不如怀念，大家江湖不见也罢。原来他认为你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多少知识分子被他们侮辱过，被他们始乱终弃过，他们认为文人是不值钱的，我一定要让老板们认识到知识的力量，如今尊重知识已经成为主流，就从这点上来讲，我是做了贡献的。

曾经合作过的一个老板，项目火遍天下，他也成了全国政协委员，身边围满了奉承之辈，这个老板到京城总请我吃饭，我偶尔去过一两次，席间真是谀词滚滚，有人说：“王老师啊，我们老板已经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呀！”我说：“他是什么领导呢？”“全国政协委员啊！”我听了都忍不住笑，正常人听到这些马屁都浑身肉麻，但是这位老板听了浑身舒坦，红光满面，顾盼生姿，一开口就是国家要如何如何。他发表完“高论”后看着我，想让我恭维几句，我的性格大家都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不恭维。不仅不恭维，还很尖锐的指出他的不足，自讨没趣两三次以后，他再也不找我了。

王健林这个人做事很有特点，他会自己亲自打电话给你。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说要合作，但我确实是不想接这个茬，最后第三次他把电话打来，说：“志纲兄，我们是老乡啊，没有别的什么要求，我们万达北京中心开业了，来了很多朋友，他们就想见你一下，过来一起坐坐嘛。”这才开始了与万达的合作，长白山项目之后，王健林提出要和我们合作五年，我没有接受，因为我们和万达这样体量的企业长期合作是不可能的，我太了解老板了，模具开出来以后，肯定会交给职业经理人，大规模复制。而职业经理人不了解我们的价值也就丧失了合作的基础，因为我们是丙方，只有老板才能认识到丙方的价值，会承认和尊重丙方，职业经理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第二职业经理人的权限也不可能出500万请我们。果然，这之后，他们只出50万，这个就没法合作了。后来我们的员工就问我怎么办？说可以还到80万，多做几个项目，我说不行，这个原则不能变，不合作就结了。

有人对我说：“王老师的团队有本事，但是只和小老板合作，很少有大客户。”后来见了这个人我就告诉他：“工作室不是不能跟大老板合作，而是所有的大老板都是从小老板起来的。任何老板要成龙上天，相当于一颗卫星要发射，三级火箭助推才能送上去，而最关键的是第一级火箭，我们做的工作是帮老板换芯片，几乎所有大老板们在尚未发家，有求于你的时候，都展现出了人类最优秀的特质，进取、谦虚、敢于挑战、尊重知识，几乎集中了成功的所有优点。这个时候我们才去帮助他、孵化他。

到了第三级火箭的时候，老板们已经大富大贵，人性的弱点自然暴露无疑，名也要、利也要、权也要，这时候他们不需要老师了，需要的是擦鞋拍马，高呼老板英明的人，我们秉承着独立的丙方立场，是不可能摧眉折腰去讨好谁的，所以分手也就成了必然。现在我是跟所有的人打完交道，从来不主动联系，包括庙堂之高的那些官员。我们就看着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价值，他们就会再回来找我。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如今的中国面临不少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我们要崛起，美国要打压。这个时候如果一盘散沙，是不经打的，所以必须攥成一个拳头。这个时候，很多的自由知识分子，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他会很痛苦，不适应。这个很正常，但是面对强敌，就需要强人，这就是属于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了，要这样理解这个事情。

回过头来看，但凡出现一个强势人物的时候，大多是国家最幸福、安定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思想不是最自由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最盛产的时期，总是国难家贫的乱世。像魏晋时代，服五石散，啸聚山林，仿佛都是长袖飘飘的高人，但实则当时的社会用水深火热都难以形容，五胡乱华之际北方的汉人都差点亡国灭种，只是我们下意识的把它美化了，用艺术上的成就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国更是一个乱世，一进租界就天不管地不管，胡适之、鲁迅、李大钊、陈寅恪、傅斯年……文豪巨匠闪耀的背后是战火带来的满目疮痍和秩序崩溃下的混乱……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论，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中美贸易战随着在博鳌论坛上，中国进一步亮明开放的立场，已经趋于缓和，双方还是要坐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但千万不能小觑对手，还会有无数后招，遏制中国绝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疯狂之举，而是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水满自流，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是藏不住、掖不住的，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也会有所抬头。美国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不是他的改造对象，而是竞争对手。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躲不掉的摊牌该来的总是会来。比如这次芯片的事情，我认为，利大于弊。中国的很多企业步入了挣快钱的猎场，能做渠道、瓜分市场轻轻松松的挣钱，都不会想着搞九死一生的研发，通讯、医药、计算机等等各个行业，都重销售而轻研发，大量热钱烧在外卖、共享这些渠道为王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所以，这次美国打击中兴，未必是坏事，打掉一个中兴，唤醒一片民众。革命总要流血的嘛。

我常去美国，有很多直观的感受，美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也远比我们想象中破落，如果没出国的朋友，可能感受不深，到美国、欧洲全世界去走走，你们会发现自己真的是从现代化国家过来的人，我春节在美国和墨西哥待了20多天，回来以后最大的感受，中国的便捷性远超美国。电子支付、快递物流、手机信号，还有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中国真的不落后于人。所以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中国的初步现代化进程，确实是拜这40年之所赐。且不说别的，就说安全，中国就不知道比美国好多少倍，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北京街头和走在美国黑人区、贫民区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的统一大市场体量，所以滴滴、美团、摩拜……这些公司动不动就几亿用户。而美国的联邦制导致，州跟州之间的贸易法规都不一样，难以联通。还有，中国人现在的消费力也相当惊人，我上次去泰国一个地方，问他们出手最豪的是谁，他们说中国人是其他国家的3倍以上，最抠的是台湾地区人、日本人、韩国人。

这40年，中国的改变非常巨大，进步非常显著，但是大家为什么越来越焦虑？幸福感越来越下降呢？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在物质条件达到一定基础后，到底要什么样的精神追求，这可能真的是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40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是“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的如歌情怀，是一个纯真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对改革都充满了玫瑰色的希冀和梦境。所有人都是无知者无畏，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每天都找不到住的地方，但永远很乐观，一贫如洗的谈论明天的梦想，赌一把锦绣前程。

但现在不一样了，发家了以后自然产生了很多私心杂念，每家都有自己的坛坛罐罐，都有七老八十的人，已经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了，固有的利益结构盘根错节，所以习近平说，好吃的全吃完了，难啃的骨头全摆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才要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发现，习近平这个人是多少年来很罕见的人物。第一，龙潜于渊，沉潜很深。扎根基层几十年，不显山露水，这种心志，翻开几千年的史册，也寥寥无几。第二，胸怀巨大的抱负。他认准的事情，“虽千万人吾往矣”，包括反腐的问题，志在完成整个的生态重建，根本不徇私情，部队系统一样是秋风扫落叶，他身上有陕西人的典型特点，“一根筋”。第三，精力极其旺盛，他是航空母舰的舰长，要驾驶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他现在让中国在全球大棋局上，站上了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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