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不起工资到1500亿掌舵人，华尔街传奇：宁可失败，也别平庸

原则至上

1975年，达利欧在一个两居室小公寓里创立了桥水基金。时至今日，桥水已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对冲基金公司，管理资金超过1500亿美元。除此之外，他还在2007年便成功预测到了美国后来的次贷危机；入选《时代周刊》世界100位具有影响力人物；跻身《福布斯》世界前100名富豪行列……

美国投资界重要刊物《CIO》称达利欧为“投资界的史蒂夫·乔布斯”，不仅由于他独到的投资准则改变了基金行业，也因为其在桥水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管理文化。桥水企业文化的核心原则是在极度透明和极度求真的基础上实现创意择优——确保最优的想法脱颖而出：

所有员工都可以当面指责对方，无论级别高低、年龄长幼，只要致力于探究真相、解决问题；公司内部的会议和通话会被录音，室内甚至装有录像机，用以记录和调查；如果在开会时谈到某位同事，而其并不在场，在场的人就必须把谈论的录音发给对方，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司，不允许任何人在背后议论他人。

公司电脑系统中安装有名为“问题日志”的管理工具，任何人都可以且必须在上面记录所遭遇的问题、严重程度及谁应该为此负责；各种商业决策，都要对员工开诚布公，以保证所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从而做出准确判断。

桥水对冲基金公司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总部

在这样的文化中，员工之间互相评价、批评是家常便饭，新入职者通常会经历至少一年半到两年的适应期，也有不少人因难以适应而很快辞职或被解雇。

离职者及评论者中不乏批评的声音，比如“公司文化太过注重人的缺点和错误，抓住细枝末节不放，磨损员工自信”“达利欧本人狂热迷信其自立的准则，使公司内部充满了偏执狂的气氛”“无休止的批评，缺乏任何赞赏，不停地辩论，没有效率”……

针对这套做法，达利欧专门咨询过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他们告诉我，在你的头脑中有两个‘你’：一个是深思熟虑、有逻辑的你，一个是情绪化的你，两者都在争夺对你的控制权。通过极度求真和透明，你就可以让理性的‘你’占上风。通过不断训练，就可以适应这套机制。这也是我一直想传递的信心。”

自始至终，达利欧认为“原则”这件事至关重要，他也热衷于和来自不同领域的思想者探讨他们的原则。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第一次见到达利欧是在七八年前的达沃斯论坛上。据马蔚华回忆，达利欧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银行搞得不错，谈谈你的原则。”

马蔚华没想到有人初次见面就开始谈“原则”，“我当时以为翻译翻错了。”3个月以后，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一次会谈上，马蔚华再次跟达利欧见面。“瑞·达利欧把我找到他的房间，说‘你谈谈你的原则’，（这次）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

达利欧多次表达过他对所看重的人所持原则的好奇。在《原则》中他写道：

“确实，他之所以成功，和他非常讲究他的这套原则是有直接关系的。”达利欧在中国的公益事业的主要负责人，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汪建熙评价他的这位老友，“首先他能坚持不懈地去归纳总结、修改提高，这很重要。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实践。我觉得这和咱们中国大家都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相似，‘不忘初心’，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

在中国与美国，瑞·达利欧及其《原则》都不乏关注度。人们对这位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及其生活方式非常好奇。

进化至此

言必称“原则”的达利欧，经过大大小小数百条原则的千锤百炼，仿佛一架经过反复调试的机器一样运转平稳。但他并非天生如此，甚至有着相反的桀骜天性。

1949年，达利欧出生在美国纽约皇后区一个普通的意大利裔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的达利欧看起来和大多孩子并无不同，喜欢和伙伴们一起在街上踢足球，在后院打篮球，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甚至一直较差。直到进入长岛大学主修金融，达利欧发现能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习之后，才开始获得优秀的分数。

成长的时代带给达利欧深深的烙印。如同一个国家的青春期，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再没有遇见的，最豪情万丈、鼓舞人心的年代。

当时，普遍的情绪便是鼓励人们实现伟大高尚的目标。电视荧幕上的约翰· F. 肯尼迪是达利欧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之一，这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总统先生所生动描绘的画面——如何改变世界、探索外太空、实现平等、消除贫困，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与此同时，性解放、嬉皮士运动、摇滚乐等一系列排斥权威、寻求自我独立思考的文化思潮，也带给达利欧及同时代人持久的影响。“例如这个时代深深影响了史蒂夫·乔布斯，一个我后来敬仰，并与之惺惺相惜的人。所处的时代教会了我们质疑传统的做事方式。”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达利欧甘愿冒险，宁愿失败也不愿面对乏味和平庸，因为“糟糕的事至少给生活增加了滋味”。达利欧自我评价：“我最显著的缺点是机械记忆能力很差。直到现在，我一直记不住没有内在逻辑的东西（如电话号码），而且我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指示。”

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达利欧会选择抗拒而非顺从，但当他确定自己的目标后，什么都无法阻挡他。比如，他不喜欢听吩咐在家做家务，但从8岁起，他就通过送报纸、铲雪、洗碗、理货等方式打零工赚钱。12岁开始，他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当球童，俱乐部里不少人是华尔街投资者。

他依靠积攒的小费第一次买了股票——美国东北航空，只因为这是他当时听说过的唯一一只价格低于5美元的股票。这是达利欧一生中的第一次成功投资，股价翻了3倍，也让他对市场与投资产生了持续一生的兴趣。

1971年，大学毕业的达利欧以优异的成绩被哈佛商学院录取。之后，在美林证券、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处有丰富实习经验的他高薪受雇于中等规模的证券公司Dominick &Dominick，之后又跳槽到另一家证券公司ShearsonHayden Stone。

达利欧天性中近乎莽撞的勇敢在这时到达了顶峰，1974年，达利欧跟部门老板发生争执，结果挥拳打了对方的脸；同一年，据说他在一场年会上请来脱衣舞演员当众表演。

被解雇后，达利欧在他的两居室小公寓里成立了自己名为桥水（Bridge Water）的公司。很快，他就遭遇了一次人生的重创。之后许多年里，达利欧在许多场合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件事并狠狠嘲讽当时的自己。

1982年，由于石油价格意外下跌、墨西哥比索贬值、利率上升等原因，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在电视上、报纸上，达利欧都给出了自信的判断—拉美国家还不起美国银行借出的大量款项，美国经济和股票行情将大幅下跌。

在2017年的TED演讲中，达利欧播放了一段视频，“我非常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年轻的达利欧当时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信誓旦旦地重申自己对这次危机的判断。68岁的达利欧对TED观众说：“看了这段影片，我只觉得‘这家伙真是个傲慢的混蛋！’”

在那之后不久，美联储降息引发市场的火爆行情，没有料到其会兜底的达利欧因错误的押注，赔光了之前积累的所有资本，以致桥水发不起工资，不得不让同甘共苦的同事陆续走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员工”。最困难时，他向父亲借了4000美元维持生计，又卖掉家里的两辆车才熬过去。

对达利欧而言这不仅是金钱的损失。很早之前，他就发现，尽管能赚到钱很好，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意义的工作”与“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财富只是追逐这两者时的附带结果。这一次打击让他几乎同时失去这两者，达利欧称这次事件是“极具羞辱性的”，让他“心碎”，“直到今天，我都为当初的自以为是感到震惊和难堪。”

这次低谷成为达利欧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回头来看，我的一败涂地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因为它让我变得谦逊，而我正需要谦逊来平衡我的进攻性。”

这件事之后，达利欧的思维从认定“我是对的”变成了反复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他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好方法是找到其他独立思考者，通过辩论与交流，用压力检测自己的观点——将桥水打造成一个聪明人基于原则做事的创意择优机构。

自此，达利欧有意识地开始了自己的进化历程，不断思考那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一连串政治经济事件背后的原因，并且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隐隐约约捉摸到“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的规律——似乎只要熟悉历史，找到正确的规律，就能预测未来。

达利欧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一个他坚信至今的观点：

从这一时期开始，达利欧把每一笔投资的决策标准记录下来，以供之后与投资结果进行对照和总结。后来，他将这些规律编写成电脑公式，代入数据进行处理与检测，并不断改进这些公式，以提高投资决策的效率，并将这一做法从投资事业扩展至所有需要决策的领域。

“把复杂的系统设想为机器，发现其内部的因果关系，把处理这些因果关系的原则写下来，将其输入计算机，从而让计算机为我‘决策’，所有这些后来都成了标准做法。”25年前，达利欧开始把决策过程当中的一系列原则写作出来，正是这些素材，积累成了今天的网络版《原则》以及《原则》这本书的雏形。

《原则》英文版

“我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由于反复出现、不断演进的因果关系。在大爆炸发生时，宇宙所有的法则和力量都被创造、被推进，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发生作用，就像一系列复杂的、环环相扣的机器：星系的构造、地理和生态系统的构造、我们的经济和市场，以及每个人……所有这些机器一起进化，创造了我们每天遇到的现实。”

在达利欧眼中，自我、桥水、经济乃至整个世界就如同一部部复杂程度不同的机器，要想了解并掌控它们，就要不断地摸索与总结机器运转的规律。

《原则》可以说是达利欧的“进化手册”。“我认为进化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唯一的永恒的。每一个人的职责都是通过为进化做一份贡献而来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后，瑞·达利欧经常携家人来中国，他们与中国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儿子麦特·达利欧。

始于儿子

对达利欧而言，“进化”理论不只可以用于对商业的判断，也是人生必然的过程，是人从成长到成熟、从发现自我到实现自我必经的阶段。人必然随着年龄以及身份的不断转变，不停“进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关心的人和事物的范围不断扩大，年轻时只有我自己，成为父亲后我关心自己和家人，变得更成熟后我关心自己所处的社群，现在我关心这个社群之外的人，以及整个社会。”

“进化”到了人生的第三阶段，回馈与分享变成达利欧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小的时候没有钱，我知道从无到有的区别。一步步积累了财富之后，钱不仅要花在自己身上，也要花在别人身上，因为你看到别人在经历苦难，有各种问题。我做慈善是我的儿子教我的，不是我教他，是他教我。”

1984年，达利欧受中信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人文、经济、政治环境与美国迥然不同的国家让他深深着迷。3年后，他带上全家再次来到中国，包括他年仅3岁的儿子麦特·达利欧（Matt Dalio）。

“我最早的一些记忆就来自中国。”麦特在电话采访中告诉《中国慈善家》。关于3岁时的中国之行，他只记得当时除了鸡蛋什么也不愿意吃。“这很有趣，因为现在我非常喜爱中国食物，我昨天中午还吃了中餐。”

1995年，达利欧因为无法兼顾快速发展的桥水事业和在中国刚刚开展的新业务而关掉了在中国成立刚一年的“桥水中国合作伙伴”公司。但同年，他与妻子芭芭拉和11岁的麦特共同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让麦特进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学一年。

在这一年中，麦特寄住在达利欧的朋友顾泽清家里。顾泽清曾在美国与达利欧一家共同生活过半年。

在顾家，麦特每周只有两次洗热水澡的机会；史家胡同小学在冬季直到天气极冷才开始供暖，所有学生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因为几乎不会说汉语，而老师和同学不会说英语，麦特最开始的学校生涯基本在沉默中度过——这一切与他在康涅狄格州熟悉的生活环境大为不同。

麦特称顾泽清的先生为“麦叔叔”，是时他们的孩子已赴美生活，在麦特看来，“顾阿姨”和“麦叔叔”就像他的父母一样，对他宽严并济，教导他的同时毫无保留地关心爱护陪伴着他。

麦叔叔任职于一所大学，离家有约一小时的自行车车程，很多时候需要在学校过夜，但即便如此，第二天早上他会准时骑车回家，只为了送麦特上学。学校里的张老师也令麦特感怀，“他们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明白了关心、爱、仁慈和牺牲是什么。”

这一经历改变了麦特的一生。达利欧在书中、演讲中多次提到，自此之后，麦特就“爱上了中国”，甚至“成了中国的一部分”。5年后，麦特得知，父亲的一个朋友收养了一名中国孤儿，从对方那里了解到许多中国孤儿院的情况后，16岁的夏天麦特回到中国，在一所孤儿院做义工。

16岁的夏天，麦特·达利欧回到中国，在一所孤儿院做义工。在这里的见闻让他坚定地开始了慈善事业。

在这家孤儿院，麦特吃惊地了解到，一个费用为500美元的外科手术，也许就可以拯救一个孤儿的生命或者很大程度上改善其生活。

他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去帮助和回馈中国。达利欧与一些朋友答应出钱让他提供帮助，之后达利欧的一个朋友教麦特如何筹建基金会。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做公益比较困难，也无多少规章制度可循。

王振耀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一直关注孤儿院问题，经人介绍，麦特找到王振耀。“你能想象吗？一个16岁的男孩就那么出现在你面前，说他希望你能帮上忙，谁会当回事啊？但是王振耀帮我了。”麦特说。

王振耀回忆，第一次见面，他就对麦特的礼貌与修养记忆深刻，一改此前他对美国男孩抱有的大大咧咧不顾细节的印象；此外，他也被麦特的想法所感动。

在王振耀的帮助与联络下，2000年，16岁的麦特成立了中国关爱基金会（China Care Foundation），以救助中国孤儿为宗旨。

开始慈善只需要一个亲眼看见的契机。在陪同麦特走访孤儿院的过程中，达利欧在天津一家孤儿院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并帮助其被一个条件很好的家庭收养。一年后，他亲眼见到了那个女孩被收养之后产生的巨大变化。

麦特说：“他（达利欧）看见了、感觉到了慈善带来的改变，不再是想象某地的某人，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的人生因我们而改变了。”达利欧第一次亲眼见证了财富的另一层意义——真正帮助到处在苦难中有需要的人。

也是在这个阶段，达利欧感觉到了麦特的变化，16岁的他要学着痛苦地权衡——因为多少钱都不够帮助所有人。

3年之后，即2003年，达利欧在麦特的启发下成立了美国达利欧基金会（Dalio Foundation）。根据每位家族成员不同的关注点，基金会在教育、海洋探索、身心健康、弱势青少年救助等不多的几个领域拨款与运作。

2018年2月26日中午，瑞·达利欧来到《原则》简体中文版发行后的中国之行第一站——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分校，与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左）进行了会面。

慈善算法

“搞清楚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把钱捐出去，与搞清楚如何赚钱同样复杂。”美国达利欧基金会成立后，达利欧和家人开始边做边学。

达利欧基金会首席运营官格雷琴·瓦格纳（Gretchen Wagner）拥有二十多年的公益领域工作经验，此前曾为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的数字化敦煌相关文化资料项目来过中国。

对在达利欧基金会3年半的工作，她深有感触：“我真的觉得我在做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与这个家族一起工作让我感到动力十足，因为我认为他们能做出很多成绩，而我需要尽全力帮助他们实现那些目标。”

在瓦格纳看来，达利欧及其家庭有着非常杰出的价值观，他们对慈善充满激情，“我毫不怀疑他们有着改变世界的能力。”同时，基金会的机构文化和桥水基金一样，极度透明、极度求真，因为“达利欧就是达利欧”。

慈善的回报并不像商业那么容易衡量，达利欧“把捐助视为投资，希望确保这些钱能够产生高慈善回报”，鉴于衡量的困难性，基金会养成了优先支持可持续性社会事业的习惯。

“我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慈善机构要做多大、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管理机制，以确保慈善决策的高质量。”看到许多慈善投资能同时产生经济和社会回报，而整体社会错过了这些投资机会，令达利欧痛苦。

达利欧认识到，不可能有足够多的财富去帮助所有的人，所以必须有所取舍。他的做法和“工作原则”里写的一样：为决策确立正式的原则和政策。基金会不回应主动发来的申请，以便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精心打理已经聚焦的、有过调查和了解的领域。

达利欧对海洋探索非常着迷，他正努力传递一个观念——“海洋探索比天空探索更重要、更振奋人心”，以争取更多人支持海洋事业，使海洋得到更合理的管理。

达利欧鼓励家人追求各自钟情的慈善领域：芭芭拉热衷于帮助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的差生或贫困生；麦特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仍然不便使用电脑与互联网的人提供廉价而有效的计算机技术，以扩大和改善其医疗、教育、金融机会；其他几个儿子与其伴侣关注野生生物影片制作、心理健康事业、抵御气候变化、动物福利等。

达利欧自己则对海洋探索非常着迷，他正在努力传递一个观念——“海洋探索比天空探索更重要、更振奋人心”，以争取更多人支持海洋事业，并使海洋得到更合理的管理。

除此之外，位于深圳的国际公益学院的建立，也是达利欧在中国优先建立“可持续性社会事业”的重要决策之一。

因为麦特的中国慈善事业，达利欧与王振耀相识。2012年12月《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上，王振耀一番有关未来公益慈善发展的讨论，令达利欧产生了支持他的想法。2013年初，王振耀到达利欧家做客，达利欧告诉他：“我得支持你，你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

王振耀问：“你支持我什么？你这样的人物，是支持我做一个课题或项目？还是像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创办协和医院影响中国医学百年那样，建一所公益教育学院？”达利欧愣了几分钟。旁边的朋友担心英语表达让达利欧产生误解，赶紧解释：“瑞，不是让你办医院呢！”

达利欧想了一会儿后说：“我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应该办一座像协和医院那样的公益学院。”在王振耀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达利欧开始比画自己的思路：应该让中国的慈善家和美国的慈善家一起参与（公益学院），比如比尔·盖茨等。

他越想越激动，最后决定，先拿出500万美元让王振耀上哈佛大学讨论怎么做培训项目。

达利欧认为，（公益学院）应该有一个机制性的建设，而不应该由他单打独斗。2014年元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夏威夷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东西方慈善论坛，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人参会。达利欧向“半条华尔街”的人介绍了王振耀，之后他说服了比尔·盖茨加入。

至此，王振耀认为，“有你和比尔支持，我觉得够了。”但达利欧坚持，他们是美国人，“越有钱、有影响力的人越不应该在中国慈善领域指手画脚。”他建议多找几位中国慈善家合作，由中国人担任公益学院董事会董事长一职。

王振耀（右二）与瑞•达利欧（左二）、麦特•达利欧（左三）父子在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仪式上。

2015年11月12日，国际公益学院由比尔·盖茨，达利欧，以及老牛基金会创始人、荣誉会长牛根生，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会长何巧女，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叶庆均等5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

公益学院的目标是通过GPL项目（全球善财领袖计划）、EMP项目（国际慈善管理）、公益网校、专题讲座等，为致力于慈善的企业家、管理者、普通人打开视野，对接世界慈善家与慈善资源，学习慈善。

据王振耀回忆，哈佛大学ELP项目第一课上，达利欧对学员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能走到这一天，其实我盼了30多年了。”

“我觉得‘慈善’这个词不能准确概括我们做的事。”达利欧强调，他并不觉得有人“应该”或者“必须”做慈善。在他看来，慈善这个词显得过于正式。就像某种人生算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做慈善完全可以，而“帮助自己关心的人摆脱困境，这是由于我们能从中得到快乐，就像帮助朋友得到快乐一样。我们在做慈善时只关注那些我们乐于帮助的人和事”。

瑞•达利欧签售英文版《原则》

用对的人

达利欧讲究原则，但并非不尽人情，他在意“用对人”，也真正关心他选择的这些人。

“比做什么事更重要的是找对做事的人。”达利欧在《原则》中写道，“人们常犯的错误是关注该做什么事，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即该赋予谁权力来负责决定做什么事。”

他认为一个机构就像一部机器，最主要的两个部件就是文化和人，文化由达利欧自己一手塑造，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谁来做事了。

美国杂志《纽约客》于2011年发表了一篇有关达利欧的特稿《控制这架机器》(Mastering the Machine)，记者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一篇读者问答中回忆，许多桥水员工告诉他，达利欧是一位非常体贴的老板—员工生病住院时他一定会前去探望，也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处理家里的急事，“他对于情感的抵触只在于事关分析与决策的时候。”

据王振耀回忆，对于自己关心的老朋友，达利欧总会抽出时间，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专门飞过去，或者每次有机会时都去家里拜访。顾泽清的先生去世时，达利欧放下所有事情，专程飞到香港办好签证，再飞到北京为这位当年每天骑车接送麦特上下学的老人送行。

每次来中国，达利欧会请当年他认识的“联办”（注：全称“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1991年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由国家体改委主管，仍沿用“联办”简称，取义“大家联合起来办事”，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创建者）老友喝顿茅台，如高西庆、王波明、汪建熙等。

这些老友打趣他，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达利欧答：“我知道，你们说我上辈子是中国人。”

汪建熙、马蔚华、王振耀在提及达利欧时都提到了一个词，“务实”，每次见到他基本都在聊基金会项目、学院工作或者交流分析时事，没有大话空话，是一个以做成事情为导向的人，会一步步推着事情走。

汪建熙回忆，2014年参加夏威夷东西方慈善论坛，有的美国慈善家乘专机来参会，达利欧则坐客机到达机场，和夫人芭芭拉两个人自己推着行李车。

桥水基金中国区总裁王沿在《原则》的后记中写过一个故事：

“务实”的达利欧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包括对国际公益学院的支持，都是通过2014年1月成立的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进行的。达利欧是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的创始理事，一直持续为北京达理基金会提供善款支持。北京达理的成立，也与“对的人”之间的契机与信任有关。

2013年，作为中投副总经理的汪建熙即将退休，早就想好退休后投身公益的他与达利欧一拍即合。这位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老先生早年曾在国外工作多年，在证监会、中金、中投等有大量工作经验，有着和达利欧类似的务实精神。

作为一家非公募捐赠型基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向儿童福利、教育和社会组织创新等领域提供资金支持。

成立4年多来，基金会资助了在残障孤儿救助、智障青少年陪伴和就业辅导、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等领域工作卓有成效的公益组织，包括春晖博爱、融爱融乐、蒲公英中学等5个公益组织与国际公益学院。

其中，春晖博爱承接了美国半边天基金会自1998年以来为中国孤残儿童成就的事业，也合并了中国关爱基金会的业务。

“我们的专业程度受到民政部的认可，2011年民政部正式邀请我们成为官方合作伙伴，开始跟着民政部到全国各地的福利机构进行培训并对儿童福利系统的从业人员进行资质认证，其中包括保育员、福利院里面的老师和职工，还有福利院院长。”春晖博爱原负责人薛一心曾对媒体表示，专业程度是春晖博爱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与达利欧的慈善原则一脉相承，尽管开放申请，但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始终抱持着审慎精神，在捐赠方面着重考量通过示范效应、专业水准等扩大影响力，而非盲目追求规模。其赞助的春晖博爱与公益学院等5个公益项目，都是达利欧本人原本便有资助的项目，仅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一校一梦想”项目为2017年独立发展。

尽管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的工作得到达利欧的信任与认可，但负责人汪建熙依旧十分审慎，不希望盲目扩大基金会规模。事实上，如果不增加项目，汪建熙在资金方面考虑进一步缩减预算，督促其资助的组织获得自身成长，把项目做精，不断扩大影响力，而不是盲目扩张。

根据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的会计数据，2014、2015、2016与2017年分别收到美国达利欧基金会的捐赠款376万、356万、532万与697万美元，而汪建熙希望北京达理在今后几年能保持在500万美元之内的规模。

“英文中这叫Duty of Loyalty，”汪建熙强调，这种管理层对投资人理念的负责叫“忠诚义务”。而对于把“不同人之间达成最佳合作”也当作一种算法的达利欧而言，这次他应该又“算”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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