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的今天，美国干了一件事，惹怒了整个中国！

处理“炸馆事件”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 1999 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科索沃战争。原来，南斯拉夫联盟内部不和，科索沃要独立，南联盟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地区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

5 月 7 日凌晨，从美国本土起飞的 B–2 轰炸机使用了 5 枚精确制导的重型炸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他的爱人朱颖当场牺牲，使馆 20 多位同志受伤，馆舍遭到严重损坏。

我是那天下午（美国东部时间）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这个消息的。直觉告诉我，中美关系将会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陷入危机。

我马上召开使馆党委会，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订好机票回国述职，又马上向国内请示留在华盛顿。

祖国和人民愤怒了。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北约野蛮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中国尊严的罪恶行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新闻单位纷纷发表声明或举行座谈，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血腥暴行。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他们高呼“强烈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侮”，发出了“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声。

这些自觉、正义的行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民族凝聚力，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其间也有少数愤怒的学生游行时向美国驻华使领馆抛掷了矿泉水瓶等物品，砸坏了一些窗户的玻璃。

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要作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看到北约的暴行以及事件发生后美方的狡辩，我心中燃起万丈怒火；一想到祖国和人民，又增添了无穷力量。

人们常说，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外交官身处斗争一线，肩负着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重大责任。作为驻美大使，当时我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在处理“炸馆事件”过程中，驻美使馆处在风口浪尖；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严峻考验。

多年的外交经历告诉我，对坏人坏事既要疾恶如仇，又要从容冷静。我心里明白，光有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巨大挑战面前，需要严格执行国内指示，依靠使馆同志，还要有应对复杂局面的智慧与能力。

“逼”出来的道歉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时间是 5 月 8日晚。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

我说，美方对事件所作的种种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怎能不令中国人民感到气愤？美国一向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却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请问美国人权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

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 11 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

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我神情严肃，口气强硬，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

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说，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权，将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轻描淡写说成是所谓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反而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暴行。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 5 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克林顿总统和她愿分别同江主席和唐外长通话，向中方表示道歉。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我顾不上送奥尔布赖特出门，立刻跑回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

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

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

“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不仅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更是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这一行径后，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中国人民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诚歉意，而是趾高气扬的傲气。

美国人自己都说，克林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认真、不真诚，更错误地把“炸馆事件”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联系在一起，没法让人理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 月 9 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 月 13 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

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

我当时看到报道心里还有点儿不高兴，那家报纸的记者凭什么这么看低中国人，把中国大使比成一名小学老师，我即使当不了美国大学教授，起码也够得上中学老师。可美国朋友后来安慰我说：说你像小学老师是很高的评价；在美国，只有小学生才最听老师的话，最尊敬老师。

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后来听说，一些不喜欢克林顿的美国政客也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太软。

“吵”出来的尊重

除了与美国政府严正交涉，我和使馆还积极主动争取美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当时受《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窃取美国技术）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气焰比较嚣张，中美关系的气氛不太好。

“炸馆事件”发生后，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美国舆论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声音，但总体上很“讲政治”，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未如实报道中国驻南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却更多关注和报道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中国民众“包围”、“袭击”等情况。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事实和道理讲给美国老百姓听，让他们去评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也肯定占多数。

我和使馆的同事们想方设法争取美国舆论，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愤怒，积极配合国内，迫使美国政府真心实意地向中国人民道歉。

我知道，美国媒体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国电视的谈话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授权和答问口径，这行吗？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如何向国内交代？”

但是为了做工作，我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分别接受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视台的访谈。

第一场采访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著名节目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主持人莱勒一上来就问我：你相信“炸馆事件”是一次错误和意外吗？难道你不相信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迄今所作的解释吗？

我一听就感觉到，这是美国人的普遍想法，必须进行有理、有力的回击，就有意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在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次‘误炸’。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北约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你们一向自诩你们情报如何准确，难道你们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

美方必须认清这一事件的实质，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普遍抗议。中国外长唐家璇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正式道歉、调查、公布结果并处罚责任人的 4 项要求。”

5月 8 日，我来到美国广播公司《本周》专题节目直播室，较量的对手是美国电视界最负盛名的“铁嘴”之一山姆·唐纳德。10 日，我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名牌主持人拉里·金在电视上“打擂台”。

5月 16 日，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著名新闻评论家、金牌电视主持人拉瑟特的采访。那时，江泽民主席已应约与克林顿总统通话，围绕“炸馆事件”的较量已从美方正式道歉转到调查真相和惩处相关责任人。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美国总统至少已经向中国道歉 5 次。中国是否接受了美国的道歉？”听得出来，拉瑟特的发问有指责中国之意。

我必须抓住最有理的地方与对方进行辩论，便理直气壮地说：“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轰炸，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这是暴行，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时，承诺要进行彻底、全面的调查。现在，中国人民在等待着这样的调查。”

“那么，你们还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的道歉？”拉瑟特紧追不舍地问。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所说的是，当务之急是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中国人民有权知道调查的结果，有权知道这场暴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拉瑟特开始进攻，他说：“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对中国反应的议论。让我念几段《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国对这次轰炸的反应就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控制的媒体用不真实和不全面的报道煽动老百姓的怒火，政府为示威者提供汽车、布告和事先批准的口号。中国政府是否在煽动老百姓？”

这番话让我很生气。我这人有个毛病，越生气，嘴就越快。我连珠炮似的以最强烈、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一个中国人的愤怒：“只有精神变态和扭曲的人才会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

自 5 月 7 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以来，我一直在读这类东西。在那一天，中国人民受到伤害，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那一天，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破坏国际法和侵犯人权的日子而被载入史册。”

我不能被动防守，必须进行反击。我接着说：“有些人说，是中国政府‘煽动’老百姓示威。你认为中国老百姓还要由政府来‘煽动’吗？是这一暴行本身引发了这场示威。

中国人民被激怒了。这是理性和合法的行为。关于对轰炸的调查，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山上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一个擅长调查的国家，有一个擅长调查的国会。但是这样一场暴行发生了，造成那么多死伤，他们在做什么？试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沉默、那么冷漠？”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献金”、“中国间谍”等问题，我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掉进他设下的陷阱，始终把对话集中在谴责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主题上。

采访结束前，早有准备的拉瑟特拿出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念完有关段落后说：“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在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中国是否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允许妇女不被强迫堕胎和绝育？”

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宪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法律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至于人权问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对你们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人权记录感到震惊。这就是你们所要提倡的人权吗？”

在舌战美国媒体的同时，我注意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发出声音，以正视听。5 月 17 日，我接受了驻美中国记者的联合采访，批驳了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及西方媒体在“炸馆事件”上的奇谈怪论，全面介绍我们的立场和要求。

在这次危机中，我和美国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我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被美国媒体描绘成“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我经常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

也正是在这次事件后，我被媒体形容为“铁嘴钢牙”，一个咄咄逼人、不肯退让半步的斗士。其实，我真不是什么铁嘴钢牙，我的心和嘴都是肉长的，我嘴里说的只是普通好人的心里话。

在向美国群众阐述我们的立场时，我心平气和。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士见到我开口便问：“我们美国说过对不起了，怎么中国还没完没了？我们炸了你们使馆，你们的大学生也砸了我们使馆的玻璃。我们错了，你们也错了。”

我说：“我们的学生是扔石头砸了玻璃，这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事情，而且毕竟你们使领馆人员是安全的，怎么能与你们军队的导弹袭击我们使馆造成重大伤亡相提并论？”

那位美国女士说：“砸玻璃也不对嘛。”我回答：“你很有教养，阅历也丰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亲，有没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

听到美国女士说有孩子后，我接着说：“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馆无端地被别国导弹炸死，我相信，作为母亲你不会将孩子被炸死与个别人砸坏几块玻璃当作一回事，你同意吗？”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斗”出来的赔偿

“炸馆事件”发生后，驻美使馆时刻与首都北京保持着密切联系，严格执行国内指示，及时与美方进行交涉，报回情况并提出建议，供国内决策参考。我和使馆的同事们化悲痛为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们的强大压力和坚决斗争下，美国政府纠正了危机初期的错误，逐步满足我方提出的基本要求。克林顿本人和美国政府高官多次表示道歉。5 月 12 日，我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

他说，凭他对克林顿的人品、对华政策和美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了解，美国总统绝不会故意下令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致信江主席并公开表示道歉是真诚的。据他所知，克林顿上台 6 年多来就美国的过失行为向外国政府和人民道歉，这还是头一次。

一个星期后，美方向我方提出解决“炸馆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报告调查结果；一个月后奥尔布赖特访华；再一个月后伯杰访华；克林顿 9 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江主席举行会晤，全面恢复两国关系。

使馆身处一线，是国内决策的参谋。我们注意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尽可能对形势做出准确分析与判断。不少美国朋友告诉我们，“炸馆事件”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犯的“超级错误”。

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我说，他和克林顿政府没有什么个人交情，但相信美国不会有意轰炸中国使馆，克林顿的道歉和调查承诺是诚恳的。

6月份，中方接待了美国政府特使皮克林访华，美方向中方表示道歉，并通报了其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后来，美方解聘了 1 名责任人，处分了其他 6 名责任人。

我们与美方经过多轮谈判，于 2000 年初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方支付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金 450 万美元、中国驻南使馆财产损失赔偿金 2 800 万美元。中国人是讲道理的，我们也赔偿了美驻华使领馆的财产损失。

几年后，我作为外长去东欧某国访问，在使馆碰到一位职员。他告诉我，当年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时，他在驻南使馆工作，那天晚上正在睡觉，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从浓烟中跑了出来。

他说，他也是捡了条命，事后想起来还后怕。我对美国人说过，中国政府一向重视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美国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使馆的每个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的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美国人赔几个钱算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炸馆事件”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外交官来说，永远是祖国和人民利益至上。当祖国母亲受到欺凌的时候，我们作为她的孩子无不怒火万丈，恨不得马上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但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牢记，我们是外交官，必须服从大局，服从组织，要想大事，谋大局。

中国的大局是什么？无疑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就意味着，我们外交官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作为祖国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祖国发展的实际行动。我们国家只有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有人问我，在应对这次事件中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什么？

我会说，是对主权、生命、尊严的捍卫。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通话时坚定地说：“我们是一个有 12 亿人民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这句话掷地有声，震动了美国人。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美国媒体不得不收敛。

我会说，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在“炸馆事件”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震撼了美国一些人，使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敬畏之心。

有祖国和人民做强大后盾，我们外交官在前方就更能挺起腰杆，有所作为。在关键时刻，外交官需要有勇有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祖国和人民争一分利，赢得尊严、赢得朋友。

我会说，公道自在人心。极少数美国政客与媒体罔顾事实，缺少良知，但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中国是友好的，是讲道理、明是非的。数以千计的人来我驻美国使馆吊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近 5 000 位美国各界朋友和旅美侨胞、留学生发来慰问信，一天之内我接到上百个美国朋友打来的电话。

我还会说……

“炸馆事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账，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大度的，本着向前看的态度，继续发展与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勤劳、勇敢、智慧、团结的十几亿中国各族人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也能为逐步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