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路》： “太真实”的中国人在路上

毛晨钰 / 文

沈佳音 / 编辑

长乐路长约3.2公里，在地图上是一条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当冬天路边梧桐树茂密的叶子都落光了，便能看到由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构成的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

美国记者史明智（Rob Schmitz）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段。他来到成都路和长乐路交叉口的“锦乐花店”时，老板赵士玲（音译）放下手头的活计，有些埋怨道：“你怎么不来了？我以为你上班远了……” 

史明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广 播 媒 体Marketplace驻上海记者。1996年，他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长乐路》是他的第一本书。

史明智和赵士玲相识于六七年前，当时史明智正在为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做一档电台节目，报道中国老百姓的故事。史明智选择把“长乐路”作为自己了解中国的窗口，这里是他2010年来上海后一直居住的地方。赵士玲是史明智节目中讲述的主人公之一。

三四年间，史明智和长乐路上的许多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故事。最终，他不仅通过电台让很多美国听众知道了13位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还在2016年出版了记录他们生活的非虚构作品《长乐路》。2018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豆瓣评分8.6分，读者评价为“半条马路知中国”。

“在上海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让我觉得惊讶的，除了人。”1996年，二十出头的史明智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来到中国四川，同行的队友有后来写了《江城》的何伟（Peter Hessler）和写《东北游记》的梅英东（Michael Meyer）。

大学时主修西班牙语的史明智原本计划去南美洲，却阴差阳错成了最早到自贡的志愿者之一，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住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之一，他在一所师范大学教英语。

1998年，史明智结束工作准备回国，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是上海。他和朋友在上海和平饭店的屋顶喝酒远眺。目光越过眼前的黄浦江看到整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正在修补的玩具”：新建的东方明珠塔身后满是起重机，这个看起来像建筑工地的城市初现国际大都市的雏形。

12年后，当他再次回到上海，那些修补工作早已完工。史明智住在紧邻长乐路的一处高层公寓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铁地铁飞速运行，一切都是光鲜亮丽的样子，除了麦琪里。他朝公寓北面望去是欣欣向荣的长乐路，而在南面落地窗的外头则是麦琪里。在上海最矜贵的街区，这块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皮兀自长满荒草，被烧毁的房屋残骸四处散落。

这一带的建筑被称为“石库门”，是一种中式庭院住宅和西式城市联排的结合体，极具上海本地特色。在市政厅的记录里，麦琪里是上海最井然有序、保存最好的石库门，但在之后的城市改造中，麦琪里首当其冲，大部分居民被迁出，只有一部分人还在坚持斗争，陈忠道就是他们的代表。

陈忠道六十多岁，身材精瘦，眼神亲切，头发剪得整齐，有上海老克勒的体面。他领着一些居民住在摇摇欲坠的麦琪里，尽管拆迁队会时不时上门驱逐他们，“但我们一直都在斗争”。陈忠道在麦琪里的房子是他的父亲1933年花了10根金条换来的，当时他手里总共才有13根金条。

2005年1月9日，拆迁队在麦琪里往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家撒上汽油，导致两位老人被烧死。当时的上海正卯足劲儿筹备2010年世博会，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这里，拆迁被迫终止，一切被圈在一道围墙里。几个月后，三名肇事的拆迁队成员被绳之以法，法官以纵火罪判处杨孙勤、王长坤死缓，判处陆培德无期徒刑。

但拆迁并没有真正终结。2013年9月24日，6个男人闯进陈忠道家，将夫妻俩赶出家门，关在几个街区外的一个院子里。他们在这里度过一生中最漫长的8小时，漫长到足够挖掘机把他们的家铲平。

赵士玲的花店在长乐路109号

长乐路上，有人被连根拔起，有人正试图扎得更深。赵士玲没来上海之前有一个想象，“上海”意味着“在海上”。1995年，赵士玲把“在大海里泡脚丫”的憧憬连同一身簇新的大红衣裳、大红袜、别着塑料花的大红帽收进塑料篷布包，离开丈夫和两个儿子，孤身一人到上海打工。没多久，大儿子大阳就被送到上海与她一起。大阳很好地适应了上海的学习，不仅是一千米的跑步冠军，还是作文竞赛的第一名，他有希望从这里迈入一所名牌大学。但由于没有上海户口，高中时大阳必须要回老家山东读书，参加高考。回到山东的大阳从高处跌落，他不再是尖子生，最终选择退学回上海打工。而一直留在老家的小儿子小阳被诊断为自闭症，被送往特殊学校。赵士玲对没能给儿子上海户口耿耿于怀：“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相同的权利？”她给自己同村朋友的建议是：“如果来这儿，就会毁了孩子的生活”。

城市改造、户口制度都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史明智明白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很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所以我还是要在书里讨论它们”。当被问到是否有意选择这些故事时，史明智毫不犹豫地否认：“我只是选出有趣的人，然后这些议题就自然而然地显现了，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被困在这些问题里。”

在那些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中，有一部分被归咎于“体制”。史明智认为，在他的书里，每个角色都面临“体制”的一个面向：“我把在‘体制’中的生活比作在水里游泳——在那里，巨浪正把你推向大海。如果你屈服于它，水流会把你推向不知深浅的水域，你可能永远不会回到岸上。如果你试图直接逆流游泳，你就会淹死。生存的关键是要让水流成为你自由泳的助推力，顺水流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最终摆脱它（水流）的控制。”

CK的咖啡馆在长乐路810号

在长乐路住了近3年后，史明智结识了CK，一位从湖南到上海来打拼的80后。CK对“体制”的启蒙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出生于1950年代初，曾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回到城市后被分配到国有企业工作。他的父亲讨厌体制内的工作和同事，直到三十而立，“都不曾真正为自己做过一个职业生涯方面的决定”。 

被体制掌控的父亲把CK当作自己发牢骚时的听众，也当成唯一能掌控的对象。4岁时，他问CK想学画画还是拉小提琴，CK回答“画画”。父母转过头，商量一会儿，拍板决定：“你以后拉小提琴。”

然而体制最终抛弃了CK的父亲，他下岗了，家里再也无法负担一位小提琴老师，只能请某位叔叔教手风琴。后来父亲又自学指导他，他不会放过儿子的任何一个小错误，只要揪住一处就免不了一顿责骂或打上几下。紧绷到极点的CK曾试图自杀，他把一柄剃刀的刀锋按向左手腕内侧，“我继续割，但没有用。我看不清楚，而且我的手腕太粗了”。他放弃自杀，决心努力学习逃离父亲的掌控。

毕业后的CK因为会拉手风琴获得了一份体制内的光鲜工作，每天只要工作两三个小时就能拿到高薪，还有完善优厚的退休保障。可他希望找到更有趣的工作，比如替一家意大利手风琴制造商工作。但父亲却强烈反对，不同意儿子丢掉铁饭碗，不断重复一句话：“为国家工作，你的前途才无可限量！”

但CK已不是4岁的儿子了，他为自己做了决定。史明智在书中写道：“过去，中国人仰赖家庭或国家来指导他们的人生。CK这批人是最早能自己决定人生的。在未来，个体以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将在中国社会被赋予更大的价值，而他们手握的正是通向这一未来的钥匙。”

长乐路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原名蒲石路（Rue Bourgeat）

CK在意大利手风琴公司从头开始，他的闯劲为他带来了丰厚回报。与此同时，他还经营着一家咖啡馆，并最终获利。之后CK的追求又转向佛教研究，每月都跟研修的朋友一起前往距离上海四小时车程的寺庙。史明智认为，“他们是为了建立一种家庭、朋友之外的社会网络”。2018年，当史明智再次来到CK的餐厅时，店门已经关闭，他摊摊手说道：“就像上海的任何一个梦想一样，梦想都非常短暂。”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王明与家人的联系仅靠书信

CK的梦想缤纷多变，也有人的梦想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途。2013年的除夕夜，朋友送给史明智一个从古董店里淘来的鞋盒，里面装着大约一百多封信。信从长乐路寄出，收件人是三千多公里外青海省德令哈劳改农场的王明。

王明曾在上海郊区拥有一个回收硅钢的小工厂，以此发家致富。1957年，王明的境况变糟，先是工厂被政府接管，随后又被以搞资本主义的罪名打成“右派”，移送劳改农场。这一年，他的妻子刚刚为他生下第七个孩子——继六个女孩之后的第一个男孩王雪松。对父亲的惩罚蔓延到了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王雪松在课堂上被侮辱是资本家的儿子，姐姐们失去升迁的机会……

1973年，王明曾短暂回家，孩子们在火车站认错了自己的父亲，王明自己坐公交车回了家。即便最后服刑结束，王明还是渴望重返生意场，但被驳回。

史明智辗转找到了当初的男孩王雪松。让史明智感到惊讶的是，王雪松觉得父亲受到的判罚“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是他打破了那个时代的规则。你违反了规则，就得接受惩罚”。王明在养老院孤独终老，直到去世，他的儿子和妻子都没有参加葬礼。

王雪松也不想要父辈的这些通信。2008年5月12日，他和母亲抵达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第一印象是“这里还没有我们来的地方好”。当他们到了满街都是中国商店的法拉盛后，他的母亲问：“我们现在在上海哪里呀？”从上海到美国，王雪松和母亲整整花了二十年。王雪松所有空闲时间都耗在图书馆，57岁的他开始学英语，还报名参加高中课程，梦想着在美国找到政府部门的工作。他告诉史明智：“在美国，重新开始永远不会太晚。”

史明智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时，“所有人都在梦想着赚钱，因为没有什么其他梦可以做”。现在人们有了更多“往四面八方走”的梦想，“这些都是20年前的人不敢梦想的”。

“这些梦都能实现吗？”本刊记者追问道。“我不认为它们都能实现，但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做梦。”

锦江饭店建于1951年，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

“中国发展如此迅速，我觉得放慢脚步去观察发生了什么、人们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大部分中国人不明白这个国家发展有多么快，就像在一辆快速飞驰的火车上，你不知道这辆火车有多快。”史明智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这样说道。想要捕捉到这种变化，也许只能通过观察人，因为“人不能像其他事物一样骤变”。有时候史明智觉得，在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人们依然还保留19世纪90年代的痕迹。

在上海，尽管有很大一部分人像CK一样赚到了钱，能追逐更多梦想，但依然有很多人的梦想还是赚钱。史明智在美国农场长大，他了解农民，他们是天生的商人，永远思考关于“钱”的事。他觉得在现在的中国，绝大部分人也是如此，做任何事都讲究当下，生怕错过这一次，下一回风向、降雨变了，收成就变了。

史明智在长乐路上最后认识的是卖葱油饼的冯叔和他的老伴傅阿姨，傅阿姨是史明智所见到的性格最鲜活的人。这对夫妻挤在一间破旧拥挤的小房间，平时争吵不断，甚至同处一室要在床头放两台电视，各看各的。

第一次见面时，傅阿姨就告诉了史明智自己的过去。她9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在饥饿年代，不得不挣扎着生存下来。这种用力生存的劲头一直维持到了现在，为了赚钱，她把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一次次投入到“快速致富零风险投资项目中”。哪怕史明智打印下那些项目不过是骗局的证据，傅阿姨仍不愿相信这些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反而热衷于拉着史明智入股投资。

这种“务实”甚至生长到了长乐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上。有关长乐路的第一印象史明智已经记不清了，他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路边的法国梧桐。人们剪去它们的顶端树梢，避免在台风天折断伤人，同时这还让法国梧桐横向生长，在夏天时，走在路上就能享受成片的荫凉。“曾经占领租界的法国人种下了这些树，但中国人让它们变得更实用。”

2012年，很多美国听众在听了史明智的电台节目后给他寄去邮件，表达他们对这些故事的喜欢，因为这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故事”。因为《长乐路》的出版，赵士玲的店多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尤其是外国人。她不太能理解，“我的故事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每个中国人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么?”史明智安慰她，这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她。听到这话，这个脸庞红扑扑的妇女笑得很欢，但还是有些埋怨。在看过《长乐路》中文版之后，她见到史明智就忍不住说“你太真实了……”她没料想到自己的前半生几乎毫无保留地被写进书里，甚至把她的秘密都公之于众，以至于她不得不把书藏起来，以免被亲戚朋友看到。

让史明智觉得有趣的是，赵士玲介意他在书里写她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却完全不在乎他将她对丈夫的不满和想离婚的念头在读者眼前摊开。“听到她的话，我还是会有一点难过和负罪感，但我仍然觉得那些都是我需要写的，因为我希望人们能理解她是谁”。

当中国的出版商跟他说要把《长乐路》翻译成中文出版时，史明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觉得中国读者会觉得这本书有趣，这些在中国都是司空见惯的，他们比我更了解”。一位长乐路的居民看完书后留言说：“何伟之后再读老美写中国，写的正是我家门口——长乐路。换一种语言看身边事物，常常便是再发现。原本司空见惯的对话，你一句我一言，透过史明智的翻译，听来都有了新意思。” 

而深入长乐路的故事也让史明智了解中国到底有多复杂，“哪怕你用一生来研究这个国家，你仍不能很了解它，这是一个巨大的甜蜜的悲伤”。

看天下416期文化

点击关键词 查看往期精彩文章

歌手人设 | 网瘾少年 | 打车遇害 | 谁是文盲

流量新星 | 美女诈骗 | 花样记仇 | 扎心综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