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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史话·1962】这不是世界杯，是世界大战！
世界杯倒计时24天，我们来聊一聊1962年世界杯。
在世界杯往事的专栏里，我们讲述了很多足球美丽的一面。但接下来有关的1962年世界杯回忆，我们要谈到足球黑暗的一面。这是因为智利与意大利这场被称之为“圣地亚哥之战”的比赛，充斥了裁判的偏哨、球员的暴力以及这所有事情背后的傲慢与偏见——而这，其实也是很长时间内足球无法回避的伴生品。
要谈论圣地亚哥之战，首先要从智利在南美的自我定位谈起。智利人向来自认为，他们是“南美的英格兰（los ingleses de Sudamerica）”，有一种“光荣孤立”的遗世独立感。比起周边混血民族众多的南美邻国来，智利人认为自己属于高贵的“白人国家”，也是南美少见的稳定国家。当然，这两条都不太靠得住：很多智利人其实是印第安人与白人混血的后裔，智利的政局也不太稳定。
在足球上，智利的成绩很长时间内极为糟糕。很少有人知道，智利是南美第二个成立足协的国家。1913年，智利足协就加盟了国际足联，这要比乌拉圭早上10年。但南美锦标赛的头30年里，智利国家队的最高排名也只有一次第三名（1926年）。到1950年代，智利取得过南美锦标赛的亚军，但他们从来没有成为南美足球的主流国家。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让智利足球界有了想法：既然那么小的芬兰都能举办奥运会，智利为何不能举办世界杯呢？1956年国际足联在里斯本召开的大会上，智利和一直光芒压制着智利的阿根廷争办1962年世界杯——联邦德国当时也提出了申办，但在投票前退出了，毕竟，世界杯已经在欧洲连办了两届，该轮到南美了。
赫尔辛基奥运会。
问题是，该给阿根廷还是智利？阿根廷人志在必得，在乌拉圭和巴西先后主办过世界杯后，也该轮到地区另一大国阿根廷了。阿根廷足协主席在FIFA大会上进行了70分钟的演讲，基础设施远胜的阿根廷人认为自己赢定了，最后说：“我们明天就可以举办世界杯，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智利媒体也认为自己不行，提出应该在投票前退出申办，以避免羞辱性的失败。
但智利申办负责人卡洛斯·迪特沃恩（Carlos Dittborn，也是天主教大学队的主席）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智利的弱势，他的演讲只用了15分钟，其警句也被载入史册：“正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将倾尽全力。”此外，迪特沃恩把智利塑造为一个政治包容和稳定的社会，而阿根廷则在1955年刚刚发生军事政变，执政的庇隆政府积极反共，也让东欧集团决定投智利的票。最终投票结果，智利以32票对阿根廷11票完胜。可惜的是，迪特沃恩未能见到比赛的举行，他在比赛开始前一个月心脏病突发去世。
1960年，智利发生大地震，里氏9.4到9.6级的强震至今依然是有纪录的最强地震。地震造成3000到5000人死亡，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达到5亿美元之巨。与此同时，从各地来到首都圣地亚哥的移民越来越多，以至于围绕圣地亚哥形成了一圈贫民窟，被称为“贫穷带”。
地震与海啸使智利人民无家可归。
派往前方的意大利记者对智利相当没有好感。《晚邮报》记者说：“首都（圣地亚哥）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象征，它因为所有可能的罪恶而受苦：营养不良、娼妓、文盲、酗酒和贫困……智利糟透了，圣地亚哥则是其最令人作呕的代表。”另一个记者更刻薄：“这里的电话不能用，出租车就像忠诚的丈夫一样稀少，给欧洲拍发一份电报要花掉你一条胳膊一条腿，一封信要过5天才能看到。”《民族报》记者说：“整个街区都是公开招嫖的妓女。”还有记者说：“气氛是如此压抑，以至于一些国家的足协不得不找来心理医生来帮助他们的球员们避免抑郁。”
这些话，成为了智利和意大利这场比赛成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丑陋比赛的背景。
智利人对于意大利记者的报道当然不满，因为他们的自我认知和意大利报道完全不同。你很难说清到底谁更正确，但很显然一方多少有点老旧帝国对落后国家的居高临下，而另一方则民族自尊心过强。写报道的几个意大利记者迅速逃离了智利，这显然是明智的——有一个阿根廷同行在圣地亚哥的酒吧被群众误认为是意大利记者，暴揍了一顿，最后送医住院。在智利的意大利人发现，不管是酒吧、饭店还是超市，他们都不受欢迎。球队的训练场，也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6月2日，智利队与意大利队在小组赛第二轮遭遇了。当然，那届杯赛在这之前就已经游走在暴力边缘，赛前一天的智利《号角报》就已经宣布：这不是世界杯，这是世界大战。《快报》在比赛当天早晨也说：“本届杯赛越来越有演变成暴力流血斗殴的迹象……足球似乎被球员们忘记了，他们只想摧毁对方。”
在头两天进行的8场比赛中，共出现了4次球员罚下、3条断腿、1例脚踝骨折和几例肋骨骨折。《好球！拉美足球史（?Golazo!: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Football）》一书援引智利媒体的统计数据，头3天共有30多名球员在比赛中受伤。阿根廷和保加利亚的比赛中，出现了69个任意球。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比赛中，杜宾斯基（Eduard Dubinski）的脚被直接铲断，但铲他的球员穆伊奇（Muhamed Mujic）甚至未被罚下，是南斯拉夫足协感到羞愧才对他自行进行了一年的禁赛。
《好球！拉美足球史》。
意大利人也自知不妙，他们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请，希望国际足联收回对此役主裁的任命——最初的任命是一位西班牙人，毕竟智利也说西班牙语，意大利人觉得不安全。国际足联就派去了在揭幕战（也是智利队首轮比赛）中表现不错的英格兰裁判肯·阿什顿（Ken Aston），二战中曾在亚洲战场当过中校的阿什顿后来回忆说：“我不是在吹罚一场足球比赛，我这是在当军事演习的裁判啊！”正是这位阿什顿，在4年后的英格兰世界杯上，受路上交通标志的启发，发明了1970年世界杯开始启用的红黄牌制度。
警察维持场上秩序。
不过，阿什顿在“圣地亚哥之战”中的表现可不怎么样。比赛从一开始智利人就不停挑衅，下脚极为狠辣，而一旦意大利人报复，则他们会遭受惩罚。开场12秒，阿什顿就吹了一次犯规。开场4分钟，意大利球员费里尼（Giorgio Ferrini）成为本场被罚下的第一人。愤怒的费里尼迟迟不肯离场，武装警察不得不把进入场内把他抬走——比赛因此中断了10分钟，而这只是当天三次警察入场的第一次而已。
阿什顿将费里尼送出球场。
智利左路大将莱昂内尔·桑切斯（Leonel Sánchez）是职业拳击手之子，他的一记左勾拳击碎了意大利队长马斯基奥（Humberto Maschio）的鼻梁。此后，桑切斯又点数击中了意大利右后卫马里奥·达维德（Mario David），结果桑切斯再次毫发无伤，而达维德则因为报复动作被罚下，意大利只剩9人了。伤口上撒盐的是，正是桑切斯在第73分钟罚出任意球，帮助队友拉米雷斯（Jaime Ramírez）进球，智利取得1比0的领先。
阿什顿将马里奥·达维德驱逐出场。
阿什顿在事后解释自己为何没把桑切斯罚下时，比较委屈，“我当时背对着事发地点，如果裁判或边裁没有看到任何东西，那他确实啥都不能做。我确信边裁看到了，但他没有和我说。”
那个年代，裁判组不要求来自同一个国家，这一边的边裁叫列奥·戈德斯坦（Leo Goldstein）。看名字，就大致能猜出他是犹太人，他也确实是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他当时已经被驱赶着走向毒气室，突然间狱警询问有谁当过足球裁判，戈德斯坦虽然其实没有什么裁判经验，依然举了手，就此救了自己一命。二战后，戈德斯坦移民美国，此刻是作为美国代表在执法比赛。阿什顿对他的裁判能力嗤之以鼻，“我是被配了一个墨西哥人，一个美国人。他们不怎么样，所以很快就是我独力面对22名球员。”
被罚下的意大利球员达维德多年后依然愤怒，“我们根本不是打架，我们是挨揍。我们是受害者，不是施暴者。桑切斯打碎了马斯基奥的鼻梁，但裁判却啥都不管，而我们的费里尼试图报复桑切斯却被罚下了。桑切斯后来又拳击了我，但裁判装作啥事没有，结果我又被罚下了。”
当时为《观察家报》写稿的英国著名足球人物杰米·希尔（他当过球员、记者、主教练和工会主席等各种行当，他是莱因克尔之前最有名的BBC《当日比赛》主持人，而他还当过助理裁判）撰文说：“意大利人难以理解——我也一样——为什么尽管桑切斯模仿了拳击手洛基，却依然可以留在场上，而他们（意大利人）中的一员却因为远为轻微的犯规行为被罚下？球员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裁判也应该承担起作出这样严重误判的责任来。”
裁判阿什顿还是很委屈，“我知道这比赛不好吹，但没想过它根本没法吹。我只能尽我所能，我确实想过中止比赛，但我可不敢保证这样做的话能确保意大利球员安全。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现在依然这么想。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没有加入任何补时（就是为了意大利球员安全）。”德国足协名誉主席、前裁判鲍文斯（Peco Bauwens）指责说：“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英格兰裁判如此软弱。”
在罗马，意大利不得不出动军方，以保护智利大使馆。而国际足联对误判并没有任何行动，对桑切斯最终只有申诫，而费里尼还被停赛了一场。那届比赛的“热闹劲”并没有完全过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半决赛中，瑞士裁判不得不把两队队长叫拢，让他们管好自己的球员，而巴西对智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中，也有两人被罚下。
其中一名球员，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加林查。赛后加林查在更衣室内哭泣：“好吧，我是被罚下了。但整个下午都在被踢，人总有个限度吧？当我被踢时，我会还击。也许我错了，但我准备面对一切后果。”巴西足协立即开动外交机器，他们先是通过秘鲁总统给当场比赛的日裔主裁判山崎（Arturo Yamazaki）施压，希望他在听证会上支持不处罚加林查。
加林查。
在听证会上，乌拉圭边裁埃斯特班·马里诺（Esteban Marino）的意见也很重要，因为是他示意秘鲁裁判山崎作出判罚的。巴西人通过自己的世界杯裁判约翰·埃策尔（John Etzel）找到了马里诺，直接塞了1万美元，让他人间消失。当时参与报道世界杯的巴西记者说：“他就这么消失了，一切都像是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没有了马里诺，国际足联以证据不足为由赦免了加林查，加林查得以在决赛中出阵。
埃策尔后来还吹嘘说：“靠我，巴西才赢得了世界杯。”事实上，埃策尔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精：他只给了马里诺一半钱，其余5000美金自己黑下了。
往期回顾：
文|克韩
实习编辑|姚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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