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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0年的老冰岛球迷有话说

作者:体坛周报 来源:体坛周报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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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2

随着俄罗斯世界杯首轮上冰岛英勇战平阿根廷,一夜之间中国生长出很多“30年冰岛老球迷”,就和2015-2016赛季英超突然多了很多“30年莱斯特老球迷”一样。因为已经经历过2016年欧洲杯上大家对冰岛的突然狂热,这一次我多了几分冷静和暗中观察。世界杯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冰岛呢?


莱斯特走红那年,我在本报写过一篇《情人节,我们为什么爱莱斯特》。但那只是从感性的角度去抒情和感慨,现在,我想从更理性的角度去追溯我们喜欢冰岛、莱斯特这样的下狗球队(Underdog)的社会心理根源。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支持冰岛和莱斯特,在体育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1992年欧洲杯的丹麦童话,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1980年美国冰球队的“冰上奇迹”,1950年世界杯美国战胜英格兰,1966年世界杯朝鲜队的屌丝逆袭,米卢喜欢给中国足球队看的《光辉岁月(Remember theTitans)》同样记述的是一支高中橄榄球队的奇迹……不管哪一支黑马,都曾受到我们血脉贲张的热烈追捧。


我们支持下狗的心态,甚至绝不仅仅限于体育圈。2016年,是体育圈的下狗之年:莱斯特拿了英超联赛冠军,克利夫兰骑士大逆袭拿到队史首个NBA冠军,成立108年从未夺取世界系列赛冠军的芝加哥小熊也上演奇迹。而在同年的美国大选中,也有“下狗之年”的说法,桑德斯、特朗普等事先不被人们看好的政治局外人也突然蹿起。


“三十年的莱斯特城球迷”是中国球迷圈的一个梗。


CNN著名的主持人安德森·库珀当时在一次市民大会演讲中问桑德斯:“现在你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你是否依然认为自己是下狗?”桑德斯立即回答:“我当然是。”回溯到2008年大选,奥巴马和麦凯恩在争位时,同样强调自己是逆袭。甚至在2012年以现任总统身份参加竞选时,奥巴马依然把自己包装成“下狗”。这充分证明,他们很了解民众的心理: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也很容易支持下狗。


由此我们可以一路上溯到大卫与歌利亚的年代——在大卫与歌利亚强弱悬殊的争斗中,我们为何会热爱手中只有弹弓和五块从溪中挑选的光滑石子的小个子大卫,而不是稳操胜券、身披铠甲、头戴铜盔的巨人歌利亚呢?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看上去很不理性的选择呢?


事实上,社会心理学早就对此做了充分的研究。在这里,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二目前的研究成果。


在体育队伍的追随选择上,人们通常来说总是把自己与赢家联系在一起。过去我常说,每个球迷在某个阶段都是Glory hunters(荣耀追求者),这是因为这通常来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当你支持的球队获胜时,你也仿佛赢了;当你支持的球队输球时,你也仿佛输了。


1992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赫特(Edward Hirt)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研究。赫特的研究观察了印第安纳大学的167名学生(各位将会看到,在各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大学生总是最廉价的实验对象),其中87名是男生,80名是女生,他们都是篮球迷。


赫特给这167名学生播放印第安纳大学校队(Indiana Hoosiers,山地人队)的比赛录像,然后让他们完成问卷和一些简单的测试(比如扔球中目标啊,玩易位构词游戏啊,判断自己与异性交往的可能性啊),然后让他们给自己在实验中的表现打分。实验证明,虽然比赛的胜负结果,对这些学生的测试客观得分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输赢不会影响他们在扔球中目标这种测试上的准确度),但却对学生的自我认知有深刻影响。


实验证明,当这167名学生看了山地人队赢球的比赛后,他们的自我评估会比较高,更自信(更相信自己能约到异性),而当他们看了山地人队输球的比赛后,他们的自我评估会比较低,这独立于他们的实际分数。在社会心理学中,这叫作BIRG效应(Baskingin Reflected Glory,沾光效应)。这就是几乎所有英超球迷最初都是“冠军球迷”的底层原因,你们愿意穿某件球衣,是因为能够分享“我们赢了”这样的社会光环。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在体育队伍的选择上一般总是选择“赢家”,我们为什么又总会被下狗和黑马所吸引呢?1991年,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系的杰米·弗雷泽(Jimmy Frazier)和埃尔东·斯奈德(Eldon Snyder)发表了一份有趣的论文,文章的题目叫《体育中的下狗概念(The underdog concept insport)》。


他们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超过100个大学生一个假设的问题:两支运动队A队和B队,将参加一个项目的七番战决赛,而A队是大热门,请问你支持哪支球队?访问的结果是:81%的受访大学生支持B队。在第一次访问后,弗雷泽和斯奈德又设计了第二次试验:如果B队虽然不被看好,但此后却连下三城,取得了3比0的领先,在第4场比赛中你支持谁?这一次,有一半原先表态要支持B队的人,突然又转投A队怀抱,因为A队突然看上去像“下狗”了。


不是总追求赢家吗?为何我们又突然看上去总在支持输家?


我们又突然看上去总在支持输家?


答案,或许在这里:A队和B队与你没有任何感情纠葛,只是两个假想的球队;当你在这样的球队中进行选择时,你会努力追求投入产出比。换句话说,当你已经情感上长久依赖一支球队时,你是没有选择的。但当你在某个领域并没有什么偏好时,你进入这个领域会选择下狗——这就是世界杯期间冰岛“伪球迷”会突然暴增的原因,因为这些球迷此前不是足球迷,他们因为世界杯进入了这个领域,先选择冰岛队有利于他们的投入产出最优。


弗雷泽和斯奈德解释说:追求回报最大化时,选择黑马是最理性的选择——如果黑马赢了,那是世界上最棒的感觉;如果黑马输了,你可以耸耸肩,反正本来你没有很高的期望,不是吗?反过来说,如果你选择了热门球队,赢了你只是觉得正常,应该如此,但如果输了的话,那可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伤害,严重到让你怀疑人生。这,已经足以让你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选择黑马。


以色列心理学家卡尼曼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中信2012年7月版)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用抛硬币来打赌。如果是背面,你会输掉100美元。如果是正面,你会赢得150美元。这个赌局吸引人吗?你想参加吗?”卡尼曼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赌局——尽管从理性分析而言,这个赌局长期来说显然是有利于你的,因为输掉100美元和得到150美元的概率大致相同,最终会是有利于你的正平衡。


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失去100美元的恐惧比得到150美元的愿望更强烈。我们从众多此类观察中得出结论,即失去比得到给人的感受更强烈,因此人们往往会规避损失”,这就是著名的“损失规避(Lossaversion)”。


这就是我们选择冰岛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把“黑马逆袭给我们带来的快感×他们逆袭的可能性”得出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只要超过“热门夺冠可能性×热门夺冠带来的快感”,我们就一定会选择黑马。而人类还有一种常见的思维错觉,那就是高估黑马逆袭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可得性思维捷径”。


简单说就是人们在判断一项事物并作出决策时,脑海中越容易想起来的东西(唾手可得的东西)往往会占据不应有的重大比例,也就是说,容易回忆起来的东西被认为更具可能性,这导致人们出现判断和决策的认知偏差。比如,当我们开车经过车祸现场时,会立即把车速放慢。为什么呢?因为车祸一下子占据了我们大量思维,看上去车祸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事实上当然车祸的概率并没有变。


经济学家也观察到,当最近有大地震发生时,地震房屋保险的销售就会有大量提升,然而地震的概率并没有实质改变,改变的是人们对地震可能性的猜测。当你看过一本描绘热核大战的电影时,你会更担心世界发生核战争——因为核战争的可能性看起来增加了。


这种思维陷阱,让我们很容易高估黑马逆袭的可能性——那些逆袭的黑马总是比较容易被我们记住,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从而导致我们在上述那个乘值中,轻易地认为选择黑马带来的收益会比较大,因此选取“更能带来快乐的”黑马。


圣迭戈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戈德施米德(Nadav Goldschmied)的一项研究表明,哪怕你告诉受访者这个球队只有30%的胜利可能性,但他们还是会乐观估计他们有41%的获胜可能性。如果你加上underdog这个关键词,这一比例甚至会上蹿到44%——这或许就是桑德斯、奥巴马要坚持当下狗的原因吧。


我们选择黑马,还有一个原因是人格映射。如果我们观察周围的人,不管他们多么成功,他们总会有认为自己吃亏的方面,在这个方面他们就认为自己是黑马逆袭。所以,几乎大部分人都有自认黑马的一面,所以黑马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代入感。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把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更努力、更热情、更无私——归属于黑马。


戈德施米德在南佛罗里达州大学时的导师班德略(Joseph Vandello)的研究表明,当你被贴标签为“下狗”时,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美德归于你(毕竟下狗就代表着人格映射的自己)。班德略给受访的大学生看了一场两支球队之间据说是争冠的国际比赛录像,其中一支球队被描绘成大热门(胜利可能性九成),而且此前15场淘汰赛全胜。


看完录像后,他让学生评价这两支球队,结果如下:那支被认为是下狗的球队,被认为更少“天才”、更少“智商”,但却有更多的“积极性”和“热情”。但实际上这是两支实力非常接近的球队比赛,但班德略把标签换到另外一个球队身上,另一个组的大学生们又认为这支“下狗”球队更多“积极性”和“热情”。换句话说,人们对一支才能平庸、但全情投入的球队更有代入感——毕竟,大部分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才能不足,但通常都认为自己够努力了。


实际上,体育世界里黑马当然不一定是更努力的:有研究表明,当职业高尔夫手与全盛时期的泰格·伍兹打同一项赛事时,表现比平时要差,佩蒂特(Nathan Pettit)和龙特(Robert Lount)的研究也表明,当一批大学生知道自己是与比较差的学校比拼某种东西时,表现会优于与比较好的学校比拼时的成绩。换句话说,下狗并不一定更卖力、更有美德——但我们说过了,实际情况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投射。


喜欢选择黑马,也反映着人类内心深处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底层需求。在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里,两个人一起分一笔钱,规则是甲方提方案,乙方如赞成就这么分,如不赞成则双方都没有。当甲方提出六四开时,如果乙方理性的话,那么应该接受,因为四成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但事实上大部分人会选择宁愿不要,也不接受不公平的分配。


2003年《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不仅人类存在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连猴子和狗都有同样的表现,显示“追寻公平正义”是生物界一种底层编码。因此,一场强弱悬殊的较量会让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希望能够把局面扭转过来,这其中就包括支持黑马,帮他们一把。


这,或许就是“人人都爱冰岛”的社会心理根源。

文|克韩

编辑|关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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