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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中创造一条新路 | 沈从文的后半生 分享会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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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1



6月3日,松果生活联合西安SKP在西安SKP十层的Rendez-Vous举办了一场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的沙龙,活动特邀孟晖(作家)和丘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两位嘉宾,分享自己眼中沈从文的后半生。


本期推送,松果君会和大家分享丘濂老师的现场内容,内容略有删减。



丘濂

毕业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合著有《匠人匠心》一书。



在困境中创造一条新路

松果生活 X 西安SKP 分享会摘录


沈从文的前半生主要是文学创作,比如《边城》、《湘行散记》等,后半生则专注于文物研究。他的整个工作成果其实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1949年就是一个分界点。


1948年,文学界有一个关于文学同政治的争论,沈从文认为文学应当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而是可以给政治一些意见,为政治纠错。郭沫若这样的左翼文化代表者因此针对沈从文,写了《斥反动文艺》这样的批判文章。这让时任北京大学教师职位的沈从文受到了一些冲击,当时他的精神变得十分脆弱,甚至一度处于崩溃边缘。最后,抱着一种“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的话干脆不写”的心态,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


转型后的沈从文位置很尴尬,文学界认为他和文学已经不搭边了,文物界的则认为他是半路出家不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沈从文的后半生呢?简而言之是因为后半生的沈从文在文物领域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不但有类别丰富的有关杂文物的物质文化史著述,其中服饰文化方面还出版了一本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


1949年,沈从文从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是给文物写说明,或者到库房整理文物档案。沈从文自知是半路出家,于是,闲暇时便会在历史博物馆里做解说员。《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的作者陈徒手在文章中描写过沈从文转入历史博物馆的境遇,比如当时文物局的局长认为沈从文只是到文物界避风头,于是对他嗤之以鼻,另外,沈从文想要的办公室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从故宫午门迁至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摄于1959年9月)


“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的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沈从文,1951年《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


 1962年,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里的两件展品。沈从文曾利用给陈列文物编写说明的机会学习知识。


为什么沈从文会选择讲解员这份工作呢?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文物方面的底子薄,需要通过讲解来自我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讲解的过程中,他可以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对沈从文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可以帮助他排遣在工作中的不快。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影响了一些人从此走上和文物研究相关的道路,比如后来成为从事古代服饰保护和研究的学者王㐨和国家博物馆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孙机。



从文学到文物:绵延的“自我”


从文学转到文物,对沈从文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很突兀的变化呢?

 

汪曾祺曾在文章《沈从文专业之谜》里提到他对沈从文的某些举动并不很理解。比如去当讲解员这个事情。他写道“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对于沈从文来说,文物研究早有积累,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的结果。这个结论在沈从文早年的一些文章里可见端倪。


“这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为了应付将来各种局面而准备好的一个自我。”

——沈从文的研究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


《沈从文的后半生》的作者,复旦大学的中文教授张新颖老师,曾在采访中特别提到沈从文的自传。他说,沈从文这么早写自传,其实是想知道自己的来路是怎么样的,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将来应该做哪些选择,通过自传去梳理自己的想法。“沈从文的‘自我’又是非常特别的。‘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受到现代思想的启蒙而觉醒,觉醒之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自我。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自我’是从生命的开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不需要否定,而是要肯定过去的自己。这样的‘自我’就有很强韧的连接力量,当面临1949年这样一个巨大的断裂时,会去以往的生命经验里寻找支持。”


沈从文年轻的时候曾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做书记员,因此接触到了很多文物收藏。在《从文自传》中,他曾回忆这段经历说:“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从文,《从文自传》)。


之后,陈渠珍还资助沈从文北上求学。初到北京的沈从文落脚在杨梅斜街的酉西会馆,这里的胡同可以通到古玩扎堆的琉璃厂,沈从文曾回忆道,“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12年,从17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那个时代的一切,为沈从文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提供了研究文物的便利。


“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爱好的不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是非常杂的,什么领域都会涉及,比如他曾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中描写匠人手艺中的一种情感,在器物面前,沈从文看到了情感的东西,这个同他的文学作品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普通人的情感关注


汪曾祺也曾用“抒情考古学”来评价沈从文的研究特点,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汪曾祺写到:“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抗战前的沈从文


张新颖老师也曾提到过沈从文在杂文物研究中对普通人的历史观的表达,“沈从文这种文学化的表述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的反思相呼应的。比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他责备中国过去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


被低估的价值:杂文物的方法论


 1949年以后,大量文物经考古发掘出土,给了沈从文见识文物的机会。图为1953年洛阳发掘的一处墓葬。


沈从文因为醉心于杂文物研究,所以平时会购买一些杂文物,馆内的同事就很看不上,有一次馆内办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里面就放了沈从文一些为博物馆采购的收藏,为了让沈出丑,还派他给领导做讲解。后来,从沈从文的自述里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内心是十分得意的,他觉得这些人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

 

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有学者把这种方法称为图文互证法,也就是图像和文字有相互参照,后来社科院的历史所给它命名为形象史学。不管叫什么,其实都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上的一个发展,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即是地下材料和地上材料的相互比对。王国维当时研究地下材料还是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主的文字参考,直到沈从文的时候,参考既有文字也有实物。


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干校回北京后拍摄


沈从文的后半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服饰文化史研究》。当时沈从文因为对杂文物的研究,在社会上逐渐小有名气,经常有剧团过来请教他年代戏的着装建议。考虑到很多问题都是反复在说,于是他就想着能够出一本书供大家参考。另外周恩来总理在接待外宾的演出上,发现不同年代的朝服都混在一起了,觉得比较混乱。再加上周总理了解到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服饰博物馆和专门的出版物,而中国在此还是空白,便有意布置下去了任务。沈从文便是主持这一项目的最好人选。书还没有出版,“文革”便来了,沈从文的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于是他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下放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有一段时间,已经60多岁的沈从文白天负责看菜园子,晚上还要进行政治上的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写了20多篇关于杂文物的研究文章,还有60多个文物展柜的说明。70年代的时候,沈从文被调回北京,他才得以继续服饰文化史这本书的补充工作。

 

80年代开始,沈从文逐渐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他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许多观众期待他能够讲一些“文革”期间作为受害者的经历,但是沈从文却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沈从文,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怎样理解沈从文的这番话?是他出于谨慎才这么说的吗?张新颖认为,这是沈从文非常真诚的回答。“当一个糟糕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一个人拼命地要说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等于是承认了时代强加于人的力量。这也许是一般的人的想法。但是沈从文,他创造了另外一个身份,他为此感到骄傲——在这样的时代我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

 

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个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救赎,这也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在困境中创造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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