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中山海经｜祁茶漫纪

现在但凡说起祁红，总是要说起历史上那个最辉煌的点——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似乎祁门茶从这次博览会开始，发出自己的光芒来。这就像毕加索在成名后说的话：“如果你是个尚未成功的天才，你的家人，以至于每个人就会像对待一个天才一样对你。但是如果你成功了，开始赚钱了，而后非常成功了，大家就会不再觉得你是个天才，而是像个成功人士一样对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就是促成祁门茶从天才迈向成功人士的那一步。

南郊工作室校长 供图

纵使是天才，也未必一开始就能认识到未来的方向。祁门茶本没什么历史，只能说上了岁数，勉强可以攀附些唐代诗人的诗词，但实际并非我们想象那样。唐咸通三年由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记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况且那时候的祁门范围还包括现已划入江西省境内的浮梁，单就现在祁门版图看可能就更少了。唐代祁门茶什么味道呢？文中提及“色黄而香”，但在唐朝时候茶叶的制作还是蒸青的饼茶，并且饮用方式是碾磨成粉末后煎服。在当时的煮饮方法下，还能色黄而香，可见当时祁门蒸青茶饼的味道还算不错。

在唐以后，祁门周边的徽州区域好茶不断涌现，这得益于多山地的特殊风土，更得益于行商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徽商文脉，但祁门茶却一直默默无闻。在清光绪以前，祁门一直在制造青茶，通过水路运销广东和广西。那时候祁门茶的制造方法，与皖西的六安茶相仿，因此被称作“安茶”。最近几年但凡有些名气的茶，都面临着各种无厘头的炒作，安茶当然也没逃脱其运。民国时因为祁红的兴起以及整个中国茶份额在国际市场的萎缩，安茶曾经一度停产。但在光绪以前，祁门青茶在粤东一带还颇有些名气。

刘姝滢 摄

只是始终以他人之名也很难开拓属于自己的市场，随着清朝红茶的大量出口跟提价，祁门也开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求变成了祁门茶转型的契机。关于祁门茶由青茶变为红茶的源起，大概有两种说法。因为所在地区不同，在利益驱使下始终争论不休。其中一种说法是1875年，从福建辞官回乡的余干臣，从福建红茶的运销状况中得到启发。他发现祁门多山地，地广人稀且茶价便宜，于是从至德来祁门传授红茶制作方法。并在厉口设立茶庄从事精制，因为其高价收购带动了当时工艺转型。但191的《农商公报》却载：“安徽改制红茶，权舆祁、建（祁门、至德），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的贵溪人，于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5000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年（1875年），因绿茶销路不畅，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6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四十余年，孜孜不倦。”

起源说各执一词，但相似之处在于两个人都是辞官经商，这与当时大批官员感受到了必须发展实业才能兴国有很大关系。根据胡元龙后人的资料可以追溯，其实从胡元龙父辈开始就已经种茶求变了，只是最初摸索的阶段工艺还尚未完善，并不能够制作出品质上乘的好茶。与余干臣不同，胡元龙似乎视野更为开阔，不仅仅开发出了祁红的新工艺转型，而且在清同治四年，他在祁门的庄岭村发现了“太和坑”的瓷土矿，被当时景德镇的御窑使用，祁门的瓷业也因此得到发展。两个都曾经为官的人，同时看到了家国的命运而兴实业求变革。可以说这个起源说压根没必要争辩，这只是求变中智者的一种共识。相对认知与格局，我个人则倾向于胡元龙更多一些。与现在但凡有点明目都喜欢列为非物质文化不同，祁门茶之所以能有之后的辉煌，完全是因为它能够求新求变促成的。

胡元龙制茶要领手稿（刘姝滢 摄）

自《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上海被列入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祁门距离上海有地利之便，不需经过长途运输的祁门茶受到了上海的外国洋行跟买办的青睐，打开了从“天才”到“成功人士”的大门。在1907至1917的十年间，祁门、浮梁、至德三县的红茶产量到13万箱，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在其接近顶峰的时候，也就是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祁门茶获得了博览会的甲项大奖。只是那时候的祁门茶还没有现在祁红的称呼。在1915年10月30号颁发的祁红奖状中，安徽祁门县南乡程村碣春馨茶庄的产品品名为“红茶”获得了农商部的奖励。而同时获奖的祁门高塘同人豫的产品，品名则为“祁门红茶”。从以上可见，当时祁门茶的名称并未固定，各茶庄根据自己的习惯都有各自的命名。有趣的是，原春馨茶庄的殊荣，现在则变成了全祁门人的荣耀。行走到祁门，坐下喝茶总要有人给你讲巴拿马博览会获奖的往事，且有的甚至挂着翻印下来的春馨茶庄在1915年获得的奖状，那感觉颇为怪异。

祁门祥源茶博物馆存放的祁红奖状（刘姝滢 摄）

只是我很好奇，当时祁门茶的制作并未进入标准化流程，各茶庄所拥有的茶鲜叶收购地点跟拼配方式都不同，春馨茶庄何以在众多祁门茶中获得当时的殊荣？当时春馨茶庄所用祁门茶的茶青来自几处山场？如何比例拼配？这些问题倒鲜有人追求。可见说起殊荣来，大家都是愿意沾光分享，而天才的成功途径，往往都成了后世之谜。我们似乎总喜欢热捧那指着月亮的手指，而忘记了圆月的存在。

在这之后因为政局所限，民国开始华茶被增加了进口税，祁门茶的价格变得没有优势。再加上增量的前提下，祁门红茶生产贸易制度落后，在传统小农经济结构下，那些出于生计需求把茶当成季节性副产品的小农是不会懂得在品质上要有所改善的。祁门茶的弊端逐渐显露，从诞生开始就为外贸准备的祁门茶开始陷入停滞跟倒退。

即使在最衰落的时候，祁门茶似乎都一直走在革新的前沿。民国二十四年，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技师的吴觉农接到安徽省建设厅的邀请，前往祁门担任省直属茶叶改良场的场长。吴觉农意识到要改善祁门红茶的品质，必须成立合作社来推行大面积的标准化改良。同年祁门红茶合作社成立了，最初是以半合作形式成立了35个茶叶运销合作社。但改变中国传统小农业态跟标准化生产是何其难的事情，所以这中间也艰难地辗转前行，即使行至今天祁门似乎仍旧需要时间去发展。

王小洁 摄

前几年通读祁门有关书籍的时候，看到一本成稿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的《祁茶漫纪》。与其他写祁门茶的政府调研资料不同，这本书的写作者似乎投入了更多的情感而略显特殊。在书的开篇页面，作者写着“敬以此书纪念我国伟大的抗战与家乡流亡的惨痛”，文字背后透着一种热血涌动的穿透力，整本书也更多地分析了祁门茶的现况，甚至连包装设计如何国际化都已经做了新的改变。这些在民国似乎显得更为超前跟激进，于是愈加好奇起作者来。

作者可以说名不见经传，叫做刘树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阳光颇为灿烂的秋天午后，先生在给车加油。

我坐在车里，在网络上搜索关于作者的信息，发现这个1915年生于安徽六安的刘树藩在1940年安徽肥东县梁兴集作战中牺牲了。在浩瀚的网络中关于他的信息就那短短几句，甚至都没人提起他曾为祁门茶所写的文字。我看了下《祁茶漫纪》的成书日期，是在他牺牲前的两年—1938年。根据生年推算，在牺牲那一年他只有25岁。23岁的时候他写完了《祁茶漫纪》，关于如何复兴祁门茶，他做了很多超前的努力。譬如关于祁门茶的包装跟商标，他觉得应该请图案专家进行设计，因此考量了当时丹麦跟法国的商标设计。大概因为当时正值战乱，并未有几人沉心于此，最终他决定自己设计。因此他自言自语到：“好坏且不管，只要能有一个形式，总能请到人批评，批评就可以改善，岂不是渐具眉目了。我不管，我要尽我的力、尽我的智，做到怎样就是怎样，能否成为将来红茶合作的代表，那是将来的事情。只要用心点儿，有了就是啦。”

刘姝滢 摄

很难想象，他当时于书中的建树如果没有之后的突然终止，也许会成为对祁门茶颇具影响力的人吧。秋天午后的车内，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充满，以至于先生打开车门跟我说话的时候听起来都有些遥远。祁门茶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魔力吸引你去了解，而对于祁门茶的漫长之路，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吧。

（戊戌年盛夏于桐木扫叶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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