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存在的狂飙激进之城

利维坦按：看过电影《帝国的毁灭》的，想必对柏林即将被攻陷前希特勒面对“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的偏执妄想记忆犹新。不过，那个气势恢宏的日耳曼尼亚永远停留在了建筑模型阶段。

《帝国的毁灭》剧照

历史无法改写，但也正因为此，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未曾建成的城市计划往往令人不胜唏嘘。想想螺旋状的塔特林塔，在这件巨大的建筑物内部结构是由一年转一周、一月转一周和一天转一周的特殊空间所构成的——这绝非一般建筑师能够想象出来的诗意格局。当然，身为建筑设计师在特定时期构思城市很难免于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毕竟他需要得到当局物力财力上的支持，以及美学上的认可，尤其是那些极具野心的规模设计更是如此。

文/Darran Anderson

译/苦山

校对/乔琦

原文/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8/06/the-cities-that-never-existed/562874/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keelyeye

那是1940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巴黎城空空如也，人们在混乱中撤离，脑中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个惊慌的念头：Il y a péril en la demeure——事不宜迟，夜长梦多。一名小偷也这么认为，不过不是从逃难的角度。他目送家家户户狼狈地挤上火车，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们不知自己要去往何处，只要是从首都南下就行，只要逃到推进的德军鞭长莫及的地方就行。小偷从另一个出口离开火车站，夹克衬里中的暗袋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他短暂地阖上眼，感受阳光落在脸上的热度。随即，他朝地平线那端的塞纳河和成排的十字形高层公寓走去。

他穿过高层之间宽广的绿地。他还记得，很久之前，这里曾经被称为玛黑区（Le Marais），那时这里到处是破落老旧的店面和犹太教堂，随处可闻俄国口音的法语。而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建筑被推平，楼房被爆破，取而代之的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那宏伟的现代派图景——混凝土、钢筋和玻璃所铸造的城市。他们甚至将不少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和宫殿搬迁到了别处，其中包括圣杰维圣波蝶教堂（Church of Saint-Gervais-et-Saint-Protais）和博韦邸（Hôtel de Beauvais）。他在一座横跨公路的桥上驻足；公路一边堵得水泄不通，满是惊恐至极的逃难者，另一边则空空荡荡。鸣笛声、呼喊声和引擎声渐渐在身后远去，他走进大楼，大堂彻底荒废，走廊空无一人。

功能主义建筑泰斗柯布西耶（1887-1965）。图源：The Spectator

他乘电梯到了顶楼。屋顶的幼儿园里玩具散乱一地，游泳池里静水无声。远远地往下瞧，他能看到一片废弃的小型机场，上面凌乱地摆着几架登机梯。他觉得自己能听见遥遥传来的轰炸声。整整一个晚上，毫不夸张地说，他翻遍了公寓楼的每一寸角落，偷走了每一样值钱的家当。一座共和国正渐渐瓦解崩溃，而他是这国度的王。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构想图。图源：ResearchGate

以上这些事既是真的，也不是真的。在德军的火力下，巴黎确实于1940年6月14日沦陷，窃贼们无疑也潜行在一片混乱的暗色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提案从未付诸实施——他建议将市中心区域推倒重建，造起大片摩天高楼。这些起草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城市规划包括“现代城市”（Ville Contemporaine）、“伏瓦生规划”（Plan Voisin）和“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它们滑入了另一条时间线，而我们的巴黎和我们的世界将永远不会看到这些规划跃出纸面变为现实。

市民们大可重游这些不曾建起的城市，任另一条时间线里这些城市的历史在脑中盘旋。人们可以回溯只存在于设计图中的建筑，从其中得到未来的灵感，但不曾实现之城所给予人们的并不仅仅是老调重弹。它们同样提醒人们，尽管这世界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是如此牢固可靠、确凿无疑，它本可能轻易地走向全然不同的未来。

尽管勒·柯布西耶的规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它们会对后人留下深远的影响。当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罗伯托·比勒·马克思（Roberto Burle Marx）和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为巴西利亚做城市规划时，他们就是受柯布西耶启发，从零设计出了这座严密精巧到几乎没有人情味的首都。与之相对的，1932年，出于对柯布西耶巴黎城市规划的反感和厌恶，弗朗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了他的郊区乌托邦“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他对柯布西耶设计中的棋盘式城市布局嗤之以鼻，称其为“毫无生气的……封建高塔”。

1961年，正在施工中的巴西利亚。该城的城市规划设计受勒·柯布西耶影响。图源：Dmitri Kessel/Getty

赖特的郊区乌托邦“广亩城市”模型图。他认为现代的城市无法适应现代的生活，主张取消那些大城市，而采用一种分散的城市布局，以农业为基础，并通过汽车作为沟通的方式。图源：Paleofuture/Gizmodo

1935年1月1日，赖特在检查“广亩城市”模型。图源：franklloydwright.org

从一开始，柯布西耶就知道他那可容纳300万巴黎居民的城市规划草案会收到两极化的反馈。“起初的哗然与震惊过去后，一些人勃然大怒，令一些人则热情洋溢。”他在笔记中写道。他的规划中有好主意，也有坏主意。他希望推倒、拆毁具有民间风格的建筑，清空街道，解散社区，理所当然地，这些建议都被斥为市侩庸俗、毫无文化。但在柯布西耶看来，他只是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从贫民窟到杂乱无章的城市布局，从拥堵的交通到日益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了合理的解决之道，他本人也总会提及这些设计意图。

可拙劣的模仿者却亵渎了他空中之城的概念。另一些人则忽视了他在用地分区规划方面的良苦用心，在还未确定长期计划时就大片拆毁城市。但柯布西耶规划中的某些元素原汁原味地传承延续到了今天，并被广泛接受实施——他很重视地，强调它们是“城市之肺”；他提出服务式公寓的理念（公寓提供儿童托管、洗衣、健身中心和上门送餐等服务），如今这在富人区已司空见惯，在普通社区也并不少见。他的浪漫主义美学和对透光透气的痴迷也流传了下来：“夕阳映照下，摩天大楼的玻璃墙面仿佛在燃烧。”城市规划专家们急于谴责和遗忘以失败告终的伏瓦生规划及其衍生品，但这样做时，他们同样可能将伏瓦生规划所给人的启示抛之脑后——如何理性甚至诗意地生活。

历史学家时而哀叹，假想过去是一种令人愉快但容易沉溺其中的消遣活动。尽管人类是主观的生物，但对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发掘客观真相似乎才是头等大事。可众所周知，试图找出过去发生过什么是件极为棘手的事。只要有一个细节不同，在蝴蝶效应的影响下，之后的一切都会随之而变。但尽管幻想过去有风险，人们照样会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戏说历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另一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确实有许多个瞬间，历史几乎就会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历史由无数次偶然事件构成，而这些偶然事件的影响也回荡在建筑环境中。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侥幸从暗杀中逃脱，结果他的司机开车时转错了弯，而在这条路上恰巧站着另一位暗杀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据传他当时正在莫里茨·席勒（Moritz Schiller）的熟食店里吃三明治，但这个故事真实性存疑】。如今在拉丁桥附近，刺杀地点处立着一块纪念牌，历史的轨迹在那里陡然转向，朝世界大战直奔而去。

在如今慕尼黑文化中心（Gasteig）矗立的地方，原本是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Bürgerbräukeller）的啤酒馆（译者注：1933年11月8日，啤酒馆政变在此地发生，此后每年11月8日希特勒都会来此地发表纪念演说，文中所述刺杀发生在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计划在这里演讲，一位名为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的左派木匠对他心怀不满，于是在酒馆一根柱子里藏了定时炸弹。但由于航班因大雾取消，纳粹首领临时决定缩短演讲，提早离开去赶火车。没过多久，炸弹起爆，导致7人丧生，而希特勒则从此坚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保佑。

在回顾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记录时，我们应该记住，古镇小仓市因当时天气恶劣、能见度过低而幸免于难，京都也逃过一劫，原因据说是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在那里度蜜月。历史的分岔是如此频繁，平行世界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可它们的掠影却无人注意到，真是令人惊讶不已。

时间是1958年5月2日。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正在位于曼哈顿的伊拉克驻美领事馆庆祝自己的23岁生日，并为一项特殊的项目揭幕：弗朗克·赖特的大巴格达计划。此前，这位年轻的君主已经邀请了当时国际上最杰出驰名的其他数位建筑设计师——包括勒·柯布西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来为他想象中的崭新社会添砖加瓦。

赖特的设想始于一座歌剧院，最后的成品则反映出设计师雄心勃勃的理念：规划中反复借用萨迈拉大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 of Samarra）宣礼塔中的螺旋形元素，以及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的巴格达圆城（the round city of Baghdad）的圆形元素。计划中，大巴格达会围绕底格里斯河上的猪岛（Pig Island）为中心建造，这座岛是赖特乘飞机降落时相中的。

弗朗克·赖特的大巴格达计划模型。图源：Rafa Rivas/Getty

国王同意了。童年时对《一千零一夜》的喜爱启发了这位美国建筑设计师，令他构想出了一座既不罔顾史实，又符合西方人心目中对东方印象的幻想之城：瀑布、集市和博物馆交相辉映，哈伦·拉希德（译者注：Harun al-Rashid，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在任期间为王朝最强盛时代，同时也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常见主角）和阿拉丁的雕像矗立其间。

赖特的大巴格达如果建成，可能会产生几个结果。其一，它的大学也许会成为现代的智慧宫（译者注：House of Wisdom，阿拔斯王朝时期建于巴格达的综合学术机构），哈希姆家族（译者注：Hashemites，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繁衍而成的家族名称，费萨尔二世即是哈希姆族人）也将重振荣光，摇身一变为乐善好施的开明领袖。其二，它也许会成为原始形态的迪拜，因石油产业和外国投资而欣欣向荣。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编者注：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赖特选中的岛屿很容易遭遇洪水，其环境不稳定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项工程可能会失败。与此同时，该区域的政局日益动荡。费萨尔的宏伟设想很有可能沦为一场华而不实的昂贵笑料，或是像后奥运会时代的场馆一样，或是浪费，或是荒废，成为一片被绝大多数巴格达人无视的有限空间。它同样有可能变成聚众抗议的集合地，鉴于规划中包括一系列交流中心，它甚至可能会成为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武装政变阴谋的目标。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1935-1958），在1958年的政变中被害身亡。他的死象征着伊拉克君主体制的终结。图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但赖特的大巴格达计划将永远只是个计划。费萨尔的这场生日宴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伊拉克军方中的一个阴谋集团叛变，夺取关键设施并包围了王宫。皇室竭力逃到了王宫花园中，据说在那里惨遭击毙——具体细节有多种说法。发动政变的阴谋家在政变成功后并没有统治或存活太长时间，他们多数都死于阴谋活动或刺杀。他们推动了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复兴党人（Ba’athists）在1963年的拉马丹流血革命中成功掌权，最终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上台后建立了独裁统治。

要想研究并理解弗朗克·赖特那未曾建起的巴格达，你必须对现实中最后建成的巴格达知之甚深，从胜利之剑（译者注：Swords of Qādisīyah，萨达姆时代建造的雕塑）到绿区（译者注：Green Zone，在美军入侵前是伊拉克政权的总部和复兴党的行政中心）——和它们建造过程中牺牲的人命——都需要十分了解。一味将失落的时代（不论它是某段真实的历史还是未经考验、永不可能实现的平行世界未来）视为黄金时代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和逃避行为，但考虑到伊拉克人经受过如此多的煎熬，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冲动也可以理解。

与之相对的是，人们应该（哪怕只是在脑中）住进未曾建起之城，深度挖掘这些城市的深意。我们可以去想象，在斯坦利·泰格曼（Stanley Tigerman）设计于1965年的“即时城市”（Instant City）里，驾车穿行在那列玻璃金字塔间或是住在其中会是种什么样的感受，在这座城里，权力的象征所供奉的不再是法老，而是汽车的无上霸权。

斯坦利·泰格曼设计于1965年的“即时城市”（Instant City）。图源：Yang Yu

吉列构想的乌托邦城市“尼亚加拉瀑布上的大都会”：所有建筑如蜂巢，整体建筑群可以供养6000万人。图源：Gurney Journey

我们可以去猜想，金·坎普·吉列（译者注：King Camp Gillette，吉列剃须刀创始人）设计于1894年的“尼亚加拉瀑布上的大都会”是会大获成功，还是沦为一片直挺挺竖立在那儿的大型破旧贫民窟，它一方面很现代——配有最先进的电信设备、电梯和水力发电设施，同时又很古朴雅致——陶瓷外墙，公寓里配有起居室和音乐厅。对一个靠卖安全剃须刀赚钱发家的人来说，吉列对于未来的看法惊人地激进：“没有哪个体系是完美的体系，刺激人们犯罪的诱因会永远存在，除非金钱和一切物质的代表值都从地球表面消失得一干二净。”

我们可以瞧瞧设计于1968年的“西沃德之胜”（Seward’s Success），这类封闭城市有许多案例，它们的气候环境由人工控制，单轨铁路是俗套的科幻小说风格。我们可以思考，置身南北极的气候条件下，生活在数千穹顶之一中会给人造成何种心理影响。

塔特林塔想象图。纪念塔的中心体是由一个玻璃制成的核心、一个立方体、一个圆柱合成的，就像比萨斜塔那样，倾悬于一个不对等的轴座上面，四周环绕钢条做成的螺旋梯子。内里部分分别沿着各自平行于地面的轴线以不同的速率旋转：玻璃圆柱每年环绕轴座周转一次，划分出教堂和会议室；玻璃核心一个月周转一次，内部是秘书处和行政设施；最高的玻璃方体一天调转一次，设置有资讯局、报纸办公室、印制小册子和宣言的出版社。图源：Kane Icarus Lynch

不论设计师和市民们是怎么认为、如何希望的，建筑必然会参与到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中，互相影响。如果柯布西耶成功实现了将阿尔及尔重塑为一座线性城市的计划，那么对发源于卡斯巴（译者注：Casbah，阿尔及尔古城的中心地区）、在阿尔及尔革命中达到高潮的冲突和高压，这座新城是会起到疏导的作用，还是会推波助澜、使其愈演愈烈呢？如果塔特林塔（Tatlin Tower）真的造了出来，有着旋转的腔室、无数扩音器和投影屏幕，那么时至如今，它是否会沦为一座后苏联时代故障许久的遗迹，亟待那些怀念苏联时代的人来修复重启？如果伊尔凡（Boris Iofan）笔下那有着巨大列宁雕像的苏维埃宫殿（Palace of the Soviets）没有因德军入侵而停工，在社会主义没落、偶像破坏运动随之而来时，它会遭遇什么？

希特勒计划将柏林改建为“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此为模型。图源：德国联邦档案馆

或者假设莫斯科不再存在。曾经的首都淹没在一片巨大的水库之下。第三帝国的计划取得了成功，首都的居民或是被杀死，或是被流放为劳工。波罗的海诸国、克里米亚、伏尔加河以及中东油田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再也成不了气候，只在乌拉尔山脉以东、高加索山中有零星的势力。希特勒和斯佩尔（Albert Speer）的建筑规划都已逐次实现。柏林被日耳曼尼亚（Germania）取代，它自称“世界之都”，都内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人民大厅（Volkshalle），还有能令巴黎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黯然失色的大凯旋门（Triumphal Arch）。在林茨（译者注：Linz，奥地利东北部城市，希特勒家乡）建起了元首博物馆（Führermuseum），其中的艺术品之多乃是世界之最。位于纽伦堡的德意志体育场（Deutsches Stadion）可容纳超过40万观众。以坦能堡纪念碑（译者注：Tannenberg Memorial，德国于1924年建造的一战坦能堡战役牺牲士兵纪念碑，位于现今波兰奥尔什蒂内克镇，二战结束后被波兰政府拆除）为基础，庞然而骇人的纳粹阵亡纪念塔在欧洲大陆上一座又一座地竖起。但日耳曼尼亚的辉煌正在松垮的土壤下悄然倾覆，地基缓缓崩塌，高墙慢慢开裂。一切正如缓慢下沉的样品建筑“承重体”（译者注：Schwerbelastungskörper，为了确定柏林的湿软地基能否承载巨大工程，建筑师使用一块极其沉重的混凝土块修筑成测试建筑，测试地基能够支撑多大的重量）所预示的那样。

柏林如今的Schwerbelastungskörper：1941年纳粹建造的这个高达18米、重12650吨的混凝土承重体，按照当时的估计，如果其下陷不到6厘米，则证明人民大厅（Volkshalle）可以在柏林地基上建造。但事实情况是，承重体在三年内下降超过了18厘米。图源：Atlas Obscura

希特勒梦寐以求的人民大厅。在设计构想中，该大厅圆顶将是罗马万神殿的八倍。图源：wikipedia

人民大厅内部唯一的一张参考图。图源：Gizmodo Australia

《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重现的人民大厅内部场景。图源：Gizmodo Australia

1935年的坦能堡纪念碑。该纪念碑为八角形布局，建有八座20米高的高塔。此设计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建造的蒙特城堡影响。图源：Getty Images

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城市规划也许能设想一个凭空起高楼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不背负回忆而出发，不承担后果而结束，但过去无法如此轻易地抹消。数百万犹太人、斯拉夫人、罗姆人和同性恋者遭到杀害，他们中的一些在为日耳曼尼亚挖掘建材时力竭身亡，这些人或许会被纳粹官方的历史刻意抹消，但这个世界会记住他们，像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秘密。

阿尔伯特·斯佩尔的《第三帝国内幕》（Inside the Third Reich）中有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当时他正沉浸于自己奇想联翩的规划和道德游戏中，和他的友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卡尔·汉克（Karl Hanke）聊起天来。“他坐在我办公室的绿色皮质安乐椅里，看起来十分困惑，说话支支吾吾，时有停顿，”斯佩尔写道，“他建议我永远不要答应邀请，去检阅位于上西里西亚的一座集中营（译者注：即奥斯维辛集中营）。无论如何，绝对不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某些东西，不允许他对外描述，他也无法用语言描述。”

这个瞬间突显了“看清”的至关重要性——看清过去发生过什么，看清过去本可能发生什么，看清如果我们盲目地追随自己或他人的规划，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平行世界可能存在”看起来是个吸引人的主张，但那些分岔的未来也许是美梦，也许是噩梦，取决于此时此地人们的行动。

本文作者达伦·安德森（Darran Anderson）著有《想象之城》（Imaginary Ci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新书《潮破》（Tidewrac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即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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