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笔记之一：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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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学】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笔记之一：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笔记之一

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

　　1、众生度尽，方证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1]

　　2、君者，群也。群天下万民而除其害者，谓之君。[2]

　　3、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3]

　　4、美国加图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盖伦•卡彭特出版《即将来临的美国为台湾与中国的战争》一书，在全书结尾时分析台湾问题的症结并得出结论[4]：

　　（1）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台湾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

　　（2）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需要承担巨大的而非极小的风险。即使一场最初仅限于台湾海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升级以致失控，而置美中两国决策者的意图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程度的风险只能在保卫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才能承受，而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3）最后提出结论性的政策建议，认为“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该书洋洋数十万言，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其实就是一句话：让“台独”自生自灭！

　　5、下面的资料说明大国崛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促成国家崛起的直接动力是战争：

　　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后，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3.64亿日元战争赔款中的90%用于扩军备战[5]，在此基础上，在随后的7年间，日政府还分3次发行外债，得到了总计1.9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资金。日俄战争期间，日政府又接连不断地分4次发行了相当于8亿日元的外债用作战争经费[6]。1904年1月5日（俄历），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6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7]。“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8]。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并成为东北亚的霸主。

　　6、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9]

　　7、20世纪20年代“四一二”惨案和30年代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10]的惨败经验使共产党人拒绝了王明并选择了毛泽东，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理论如没有经验的过滤，就不能进入科学的境界。

　　8、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11]

　　9、“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实践效果为标准。比如单纯以GNP或GDP高低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标准，那么下列现象就不能得到解释：

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分布； 单位：%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58页。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说明，我们长期信奉的经济发展的单纯GNP标准是会亡国的，而亡国的标准就不是正确的标准。没有谁将死亡作为发展的标准。

欧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长率(1820-1950；%)

欧洲、拉丁美洲及俄国\苏联地区GDP增长率(1820-1950；%)

根据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81、190、191页数据整理。

　　上述资料表明：从1870-1950年间，欧洲GDP发展远不如拉美，可拉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欧洲人的奴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GDP不如沙皇时期，可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以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谁发展经济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奴隶。

　　历史表明，国家发展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GDP的高低，而在于GDP是否归劳动者所有。对此，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10、1956年9月，毛泽东对南斯拉夫的同志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12]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对来访的亚非拉国家的会议代表说：“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13]

　　11、1850年，马克思预言未来中国：“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ÉPUBLIQUE CHIOISE LIBERTÉ,FRATERNTTÉ（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14]。

　　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5]；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章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16]尼克松说：

　　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17]

　　12、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理论，我们应当阅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马克思就德国工人党纲领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的提法提出批评，马克思写道：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泉源，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及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用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界这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泉源，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泉源，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泉源。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者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18]

　　13、“只有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子孙才去发明了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和乐器。”[19]

　　14、关于自由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读书笔记

　　（1）自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除了对“民主”内容的解释不同外，其形式有相当的一致，而与今天所谓“一人一票”即民主的流行看法完全相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

　　因此，黑格尔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20]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得明白：

　　行动经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时的确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有许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决或者长时间的宣传，比如在战时，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乃至它的统帅们，时常只能把战略部署透露给极少数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确的——往往比只有一种错误的意见更危险。错误的意见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两种意见则更要承受瓦解整体的灾难。

　　即使一次灾难性的失利也确实比在报纸上激烈争论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动的正确性，而是对命令来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诉诸人民”，他或许能赢得争论，但在赢得争论之前，他指挥的军队可能早就瓦解了。奥林匹克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坏性的。[21]

　　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冒险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设之上，因此他才会认为人的尊严本能地体现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统治之中。选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眼里，民主主义总是显得有点儿傻气。[22]

　　（2）阶级专政最终都要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专政学说就成了国家学说的本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学说。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进一步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23]

　　至于专政和法制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但非本质内容。1905年俄国工人运动失败后，曾在1887年就学于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列宁开始思索法律和专政的关系。1906年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24]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5]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目前的“普世派”所憎恨，是因为它挑破了“法制”的本质，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其实，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理论家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卢梭说：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至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26]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更不含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抛弃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迂腐，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他说：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踞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27]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李普曼认为宪法与自由主义者的所谓“民主”难以相容，他说：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终都像宪法的作者们那样看待宪法，这部宪法大概早就被强行推翻了，因为忠于宪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难以相容。杰斐逊教给美国人把宪法理解为对民主的表达，从而解决了这个悖论。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28]

　　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本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器，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没有民主保障的专政和没有专政保卫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29]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30]

　　（3）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1]。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中国，只承认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只有承认党对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权，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不注重党对军事的领导权，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32]；“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33]其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我们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也患上了毛泽东批评的“幼稚病”，那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15、2011年6月26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和平谈判。根据会议公报，专门委员会评估了利比亚当前局势，呼吁利比亚领导人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国和解、过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开全面谈判。非盟希望谈判结束之后，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亚可能成立过渡政府。[34]

　　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针对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逮捕令。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随即对这一决定表示“热烈欢迎”。从当天的电视画面看，他一脸无奈[35]。他明白这一纸“逮捕令”是在明敲卡扎菲，实则是在警告他领导的利比亚反对派，让他不要幻想与卡扎菲谈判以实现国家统一；让他明白主导利比亚结局的不是非盟，而是欧盟或北约。至此，利比亚冲突双方的任何谈判都成为不可能。在获知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决定之后一直代表非盟参与调停的南非总统祖马对国际刑事法院做出向卡扎菲发出通缉令的决定“感到极度失望”[36]。

　　16、“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学说的读书笔记

　　（1）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并不主要来自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37]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38]

　　（2）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古今国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39]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呈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难以长期维持。这是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3）与此类似，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40]，即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41]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是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首先是法国的全欧洲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42]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43]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44]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

　　（4）在此，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所选择的将新民主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的“禁运”[45]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像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1950年6月28日，也就是在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46]，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47]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48]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5）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而是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不可能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49]。果真如此，那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所有制团结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今天的中国政治家，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17、高祖之后，史家誉之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毛泽东，1957年）[50]

　　18、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人超过他。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毛泽东，1964）[51]

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1929年）[52]

　　19、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1959年）[53]

　　20、真理是通过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中。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我们学校的孩子学真理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21、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惟土地，他先节制土地。（毛泽东，1921年）[54]

　　22、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

　　23、尼克松在日记中说：“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经历了多少事。”[55]由此观之，养生亦是为了做事，而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老子•三十三章》），诚哉斯言！

　　24、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56]

　　25、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1957年）[57]

　　26、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毛泽东）[58]

　　27、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59]。（毛泽东）[60]

　　28、1367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讨元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61]。

　　29、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1961年）[62]

　　30、自由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故此，奴役与被奴役在自由的范畴中也是同一的。与其他奴役形式不同的只是，自由人在作自己的主人的同时，也作了自己的奴隶，而且还是不知疲倦的奴隶。世界上没有在给自家干活时向自己“请假”的人。

　　31、有一幅漫画，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正面临破产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如果没有中国农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32、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事成情至，而办事是需要利剑的。曹植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63]

　　33、1950年3月，毛泽东在勤政殿接见共和国未来的大使们，他走到黄镇面前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允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话：“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几个将军皱起眉头：“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毛泽东说：“班超、张骞不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而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边界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那……”[64]

　　34、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一件事业的价值的，并不是形式上的英勇，并不是所谓交战国的是非，而是那个事业本身的重要性。[65]

　　35、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66]

　　36、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67]，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68]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69]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70]，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僚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71]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干戈为儿戏，缙绅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诫。[72]

　　37、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73]

　　38、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74]

　　39、苏联帝国的覆亡，部分原因是因为其本身历史诱使它坚定不移地走向过度扩张之途。[75]

　　40、1965年9月29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在回答香港记者“中国政府怎样看待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的据点”的问题时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76]

　　41、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在怀戎有个名叫高昙晟（shèng）的和尚，趁县令设斋之际，“聚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为法轮”[77]。

　　42、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78]

　　43、让有余，争不足。（坊间格言）

　　44、密切领导与群众关系的标志不在领导经常走访群众，而在群众可以自由地走访领导。（道听途说）

　　45、1957年9月16日，毛泽东对出版界人士舒新城说：“《辞海》要重加增订，要你挂帅搞起来，要人要钱，找柯庆施商量。没有人，可以把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79]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说：“讲消灭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80]

　　46、斯大林说：“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81]

　　47、毛泽东说：“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82]

　　48、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是这样评价国际法的：

　　国际法与实定条约的特殊内容有别，它是国家间应该绝对有效的普遍的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于，条约作为国家彼此间义务的根据，应予遵守。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主权为原则，所以在相互关系中它们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它们的权利不是由被组成为超国家权力的普遍意志来实现，而是由它们特殊意志来实现的。因此，国际法的那种普遍规定总是停留在应然上，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合乎条约的国际关系与取消这种关系的相互更替。

　　附释　国家之间没有裁判官，充其量，只有仲裁员和调停人，而且也只是偶然性的，即以争议双方的特殊意志为依据的。康德的想法是要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这种联盟将是被每个个别国家所承认的权力，旨在消弭纷争，从而使诉诸战争以求解决争端成为不可能。康德的这种观念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总之，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83]

　　拿破仑在康普福米欧和平会议[84]前表示：“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黑格尔说：“这句话的涵义，不外指事物实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保证了承认，更不用人们明白表示。”[85]法兰西共和国是通过革命缔造的，革命不需要承认。

　　49、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谷城讨论形式逻辑问题，说：“形式逻辑本来就是形式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86]

　　50、1958年7月27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黄克诚：“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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