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当球迷，就该是一种修行

7月8日深夜22时50分，我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登上了006号专列。俄罗斯的火车站很有意思，一个城市内根据不同的去向，它会分成好几个火车站，然后以目的地来命名。

比如，圣彼得堡专门用来发莫斯科方向列车的火车站，就叫莫斯科火车站。而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呢？就叫列宁格勒车站了，列宁格勒是苏联时代圣彼得堡的旧称。

006号专列是所谓的FIFA球迷专列，就是专门运送球迷往返于赛地的，免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虽然没有我们那么快的高铁，但最快的火车四个小时也足够走一趟单程了。既然是运送球迷，当局就想不一定要那么快了，所以这趟列车夕发朝至，到达圣彼得堡的预定时间是清晨6时47分，全程长达9小时07分钟。

对于接近50岁的我来说，已经好久没有乘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了。自从京沪和京杭高铁不断提速之后，我常去的这两个地方，都已在4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

而我上一次乘坐时间更长的火车，还是2012年伦敦奥运时随英国旅游局的记者团去爱丁堡的夜班火车了。再往前，就要追溯到京沪之间需要14个小时的年代了。当然，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绝不是时间最长的一列世界杯专列——最长的是从莫斯科到索契的，可以开将近两天两夜（42小时）。

由于两场半决赛安排在连续的两天，又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去圣彼得堡，而是在圣彼得堡看完比赛后如何随着大量人流再回莫斯科。

由于这次决定来世界杯时间比较晚——往年我通常会较早制定行程——所以等我准备行程时，11日当天从圣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航班已经基本没有合适的了，只有转机再回莫斯科。

我买了一张机票，是7月11日早晨7时50分从圣彼得堡飞阿尔汉格尔斯克——一个地图上看在圣彼得堡西北的城市，飞行距离1个半小时——然后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机场等待两个小时后，飞回莫斯科，飞行距离为近2个小时。总计这一趟，从去机场开始至到达莫斯科，需要8个小时左右。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但后来我权衡之下还是放弃了飞行（虽然机票不可退），而是选择了从圣彼得堡再坐专列回莫斯科，因为感觉这样更保险，出错的概率较小。但也是因为来晚了，好的班次基本都被抢光了，所以最后抢到的票是凌晨5时30分就要从圣彼得堡上车，下午15时20分才到，全程将近10个小时。换句话说，为了看上两场半决赛，我要在火车上总计熬将近1天的时间。

出发前，我因此发了一条微博：“就当是修行。”

其实，当球迷，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修行。我一直建议大家不应该满足于在舒服的家中当一个沙发土豆，只看电视直播，而应该尽可能间关万里，远征跋涉，去享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相信我，现场看球和电视机前看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是人生至少应该有一次的球迷体验。

和宗教苦修者一样，球迷的上路都是为了一个圣洁的目标，通过对自己的凡胎肉体进行深度的考验，忍受疲劳困苦，去达到彼岸的真谛。

比起宗教苦修者来说，我们其实还差得很远：欧洲和小亚细亚历史上，有过很多苦修团体，有发愿不说话的，有摧残自己身体的，有旋转跳舞中领悟神的旨意的，也有在一个柱子顶上一待就是37年的（阿勒颇附近著名的苦修者“坐柱者西门”）……而我们，相比之下只是要忍受一下旅行条件的艰苦和身体的疲累而已，或许还有很多前期艰苦的策划和安排。

和宗教苦修者一样，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不一定能完成的。苦修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通过这样遗世独立的冥想来完成和神的靠近，而我们同样不知道我们的跋涉是否有意义——如果意义只在于我们的球队能否因为我们的支持而获得一场胜利的话，那其实大多数时候的答案是否定的。

2012年欧洲杯，有一条著名的新闻，就是时任意大利主帅的普兰德利在蓝衣军团幸运地小组出线后（西班牙没有和克罗地亚打默契球，从而为自己留下了决赛对手），赶回驻地已经是凌晨3点，但他还是和意大利足协的官员按照事先的发愿，立即出发到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修道院去还愿。当时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他们都是纯步行走了21公里，花费了三个半小时。

普兰德利的发愿，与意大利队那届欧洲杯最后能杀入决赛有关系吗？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按照唯物论的观点来说就是没有，纯属迷信。但普兰德利等人还是做了，而且很虔诚地徒步跋涉，相当于为了神的旨意而在苦修。球迷在追随自己的球队时，往往都没有那么理性，他们会做一切对球队有帮助的事情，哪怕这种“帮助”旁观者看起来很牵强。

英格兰球迷这几天把玛莎百货的索斯盖特同款马甲或领带都已经买断货了，在11日晚的卢日尼基球场看台上，我就看到了不少身穿这种马甲的球迷。视频网站上，还有一个女儿给老球迷的爸爸买了一件帅气的同款马甲，引起很多英格兰人共鸣。有用吗？当然没用，不然英格兰队也不会再度半决赛出局。

这让我想起玩足球经理游戏时，我有时会在比赛开打后站立起来像个主教练一样指挥着比赛。有用吗？显然没用，但我需要这样做来“帮助”我的球队，球迷都不会想放过任何一个“帮助”球队的机会。

这，或许就是球迷“跋涉”的意义所在。当你进入球场听到山呼海啸，你会明白一切都是值得的。

俄罗斯的车厢是那种老式的卧铺车厢。这列球迷专列，全部都是二等车厢，也就是一个包厢四张床，有点类似国内的软卧，但比国内的软卧简陋得多。俄罗斯另有豪华车厢，那是供两人诗意栖居，有自己的卫生间甚至淋浴间的。一等车厢则是两人一间，哪怕你是陌生男女也是如此。而三等车厢则有点类似国内的硬卧，没有包厢的门，而上中下两边共6个人。

从莫斯科去圣彼得堡，同车厢的有两个秘鲁球迷。从圣彼得堡回莫斯科，同车的有两名巴西球迷。这次世界杯，南美球迷表现非常出色，这或许与本来地理上更近的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趋冷有关，英国外交部就警告球迷去俄罗斯旅行的种种风险，但南美球迷没有这些顾虑。他们欢欢喜喜来到这里，在红场载歌载舞，在叶卡捷琳堡又唱又跳，在索契晒晒阳光，那是过得相当快乐。

ESPN前两天的报道就说，一共有4.3万名秘鲁球迷来到俄罗斯，为自己阔别世界杯36年之久的国家队加油。其中，就包括一个把自己的公寓、车都卖了，然后工作也辞了的疯狂球迷：秘鲁队一打入世界杯，他就开始了抢票行动。这个名叫里卡多·班达的球迷说：“我们这一代是听着秘鲁队1970年代事迹长大的球迷。我从来没想过，我居然能活着看到我们的球队再度杀入世界杯。我必须在这里，这样我未来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爸爸在俄罗斯一路支持自己的球队。”

对于跋涉的球迷来说，这或许是旅行的另一层意义：我们认识了很多人，交了一些新朋友，我们感受到异质文化的新鲜，和一种狂欢节的气氛。我们轻易与陌生人交心，为了比赛欢呼和落泪。或许，看球本身已经只是一个出行的借口。这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反叛，我们的跋涉，是因为生命里总有“诗和远方”，这也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公路电影和那么多旅行游记的原因。

《奥德赛》就是最早的公路电影，讲述了主人公奥德修斯在特洛伊陷落后，走了十年、经历一路风霜雨雪后才回到家乡的“公路”故事。《西游记》是中国的公路电影，孙行者和唐僧去取什么经、最后成为什么佛并不重要，我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旅程。在路上，英雄磨砺自己的意志，而我们慢慢成长，变成更好的人。

在路上，我们结识了有趣的人，也知道了很多新的有趣知识，激发出我们自己生命的光彩。在圣彼得堡期间，我顶着疲倦的身体连续两天逛了俄罗斯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每次都是五六个小时的“跋涉”。虽然累到最后，我的两条腿就像打满了120分钟的球员一样，连多迈出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看到很多伦勃朗、很多范戴克、很多毕加索、很多马蒂斯，以及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库因吉——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第聂伯河上的月夜》美得让人窒息，所有相机拍摄都无法展现它那不可方物的美。

这是不远行就看不到的美。

在这次去圣彼得堡之前，我在体坛+的《世界杯人物志》专栏上写过一个英格兰当年小球迷的故事，他叫尼克·斯通。这是一个来自德比郡的小人物，他最出名的事迹是在1990年世界杯上，在看台上抓住了瓦德尔射飞的点球。后来，参加那场半决赛的所有英格兰球员，都在这个球上签了名，其中包括瓦德尔本人。瓦德尔还自嘲说：“我知道那个球我射得太用力了，但是没想到球都飞到了德比郡。”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尼克·斯通去意大利看世界杯时，刚刚7岁，是他的爸爸约翰·斯通带着他一起跋涉，去感受世界杯气氛的。非常不幸的是，爸爸约翰·斯通在这次世界杯之旅的9年后，英年早逝了。可以想象，对于一个16岁的小孩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次心理冲击。

尼克·斯通说，出多少钱他都不会卖出这个皮球，因为这是他和爸爸曾在一起的证据，“每一次我拿起这个皮球，它就会激活那个夜晚的神奇回忆。回忆过去，我意识到我有多么幸运，而当我还是一个眼睛亮晶晶的7岁小孩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让我想起金庸先生丧子后在《倚天屠龙记》后记里说的：“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在人生的跋涉旅途中，我们纪念某一段征程，往往是因为同行的人。当时他或她的一颦一笑，在我们的生命中打上如此深的印记，只是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人生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我们终究需要一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证据，而曾经跋涉，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据之一。

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忘记。在万人如海的球场里，我们曾经振臂高呼。在夕阳西下的看台上，我们曾经放声歌唱。

文|克韩

编辑|李尔逊

美编|吴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