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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 那一年，上海拖拉机厂发大青鱼了
过去
那些美好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大型国营厂中，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区域。
它提供医疗、教育、娱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
“天一亮眼睛一睁，到厂里好像什么事情都结束了，什么都不需要担心。”有工人回忆说。
一个时代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小社会。
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存在交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那一代工人及其家属都多少从中得到过支持与归属感。
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这种小社会迅速衰落，一系列转变紧接着发生。
说起曾经，恍然间，一个时代过去了……
一
上世纪80年代，有一年过年，上海拖拉机厂给工人分发大青鱼。
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福利。每个工人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兴高采烈。
有的女工想在厂里把鱼洗好再带回家。
于是，水斗里，鱼肚肠、鱼鳞到处都是，以至于下水道都堵住了。
工厂变得像个鱼市场。
有的工人家住得近，又有冰箱，大冬天，洗鱼不急在一时，便让给别人，不轧闹猛了。
有些小青年刚成家，不擅长买汏烧，水斗边就成了他们的教学现场。
他们跟着“师傅”学了不少“汏鱼经”，比如怎么去除鱼鳞、血筋，甚至于鱼的解剖结构。
有的工人家里没有冰箱，硕大的青鱼，不是一天两天吃得完的，怎么办呢？
他们便问食堂讨来盐，当场把鱼腌制起来。
走出厂房，隔壁厂的工人看到他们每人手里拎着一条大青鱼，羡慕地说：“哦哟，倷今朝发鱼了，多少开心啊！”
原上海拖拉机厂
仅存的老厂房
房顶是木质结构的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尤其在大型国营厂中，工人“以厂为家”。
各个部门的工人互相联络，在厂里解决家务事，并不算新鲜。
这跟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国营单位体制有关。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以大型国企所达到的级别——副局级、甚至正局级，它有能力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区域。
这些厂的规模一般属于中大型，至少有三五千人，甚至更多。
当时，上海工业区包括东北部杨浦区和闸北区彭浦地区一带，以重工业、制造业和纺织业为主；
普陀区这一片，以纺织业为主；
浦东上钢地区，以重工业为主；
以及闵行卫星镇这一带，以机械制造业为主。
这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活区域提供医疗、餐饮、教育、娱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
“天一亮眼睛一睁，到厂里好像什么事情都结束了。”1981年进入上海第九棉纺织厂的徐崇伟回忆说。
“生活很简单，就是两点一线，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一个时代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小社会。
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存在交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那一代工人及其家属都多少从中得到过支持与归属感。
二
王婉娟（化名）从国营厂的体系中“分得一杯羹”，要从她出生时说起。
她出生于1955年，正值麻疹流行（上海话称“出痧子”），她也“中头彩”，痧子没出清爽，又继发肺炎，16岁时还做过手术。
王婉娟住院治疗，需要青霉素、链霉素。这两种药在当时都是高价药，医疗费好比是天文数字。
幸好她父亲所在的新沪钢铁厂可以负责出一半费用；
其余一半从父亲的工资里扣，每个月扣3块钱，直到她工作后一年。
“阿拉阿爸姆妈老感激呃，伊拉讲‘要是解放前，这小人老早就没了。’” 她说。
对于这样的医疗待遇，《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一书评价说：
“这是真正的吃‘大锅饭’，待遇远远超过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待遇。”
70年代初，王婉娟被分配到上海拖拉机厂工作。工作是三班制，她在厂里住宿，一住就是四年。
因为从小熟悉大型国营厂的体系，她对厂有种天然的认同感，觉得住在厂里有家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
上海机床厂
二车间的工友们在一起
工厂不仅配备有食堂、医务科、理发室、浴室，还有学校，包括托儿所、技校和夜校。
为了改善工人的文化生活，工会的俱乐部里设有图书馆和电视室，由住厂工人业余自愿参与管理。
此外，工会在大礼堂建有放映站。
王婉娟的老同事闵建华是工会宣传文体干部，每周要配合放映员播放一次电影。
他要开着摩托车，提前到发行公司领取胶卷。等厂里放映完再还回去。
若遇到热门影片，厂放映站要与外面的电影院跑片。
每次，他等电影院放好两卷胶卷，赶紧领取好，回厂放映起来，再赶回电影院，等后面两卷，如此循环。
“老早分在这个厂就是这个厂的人，老有集体荣誉感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就是这样。”他说。
广播台也建在大礼堂中。王婉娟普通话较好，经过审核，担任广播台的广播员。
广播内容除了新闻、音乐，还有配乐诗朗诵，讲小故事。此外，每天有一档生活节目。
“今天我们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又开始了。这个节目将为您介绍有关医学、健康与生活的知识，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提出。”
每周一中午，她的声音传遍全厂。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竖起耳朵听，就听到的内容议论纷纷。
“侬今朝讲得蛮灵呃。”相熟的工人这样评价她。
上海机床厂的徐志祥也记得，他们厂的广播内容大多是宣传好人好事。
如果谁的事迹被广播台表扬，大家就说：“侬来事（表示有能力）呃，今朝宣传侬了嘛。”
每天的午饭时间如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大型工厂的人情百态。
三
因为跟炊事员“有数”（关系近），徐志祥每次去食堂打饭，打到的饭菜总比别人多，大排也大一点。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是带着任务走进食堂的。
那是1968年，他24岁，被党委选拔上来担任俱乐部主任，负责全厂的文娱体育活动。
1969年
上海机床厂文艺宣传队合影
徐志祥为后排左二
当时，上海机床厂因为“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成为全国著名的典型，各地大厂纷纷来学习取经。
文艺宣传的任务落到了徐志祥的肩上，他要组织一个厂宣传队，展现上海机床厂的风貌，在厂里四处寻觅一专多能的人才。
“我在饭堂里厢，先要看颜值，看到小伙子蛮帅的，我就问他啥车间的。”
“然后去找车间主任，调派单一开，让小伙子脱产出来。”
“挑小姑娘，有点讨厌，人家不晓得我啥意思，‘侬打听我做啥？’”他说。
在工人眼中，徐志祥掌握了政工组织的公章，就好比是手握一把“尚方宝剑”，显得很“吃香”。
当时，工人每周只有一个休息日，有的人想钻空子休息。
“跟我商量：‘好给我一张调派单伐？’我吃饭到哪里，伊就跟我到哪里。”
“侬想开后门不上班，出去白相？这不可以的。”他说。
1978年
上海机床厂合唱队
参加上海市大合唱比赛
上海机床厂属于重工业单位，男工人的数量远远高于女工，许多工人的婚恋成问题。
而宣传队中不乏郎才女貌，提供了难得的交友平台。
为了避免影响工作，徐志祥规定，排练这三个月中，禁止谈恋爱。
但是样板戏《海港》的男一号和女一号，还是看对眼了。
两人每天提前一小时来到排练场地，一起打羽毛球。
到了吃饭时间，20个人一桌，男一号一直殷勤地给女一号夹菜，拍她马屁。
当时，女一号同时被四个男演员看中。有人见状，心里有醋意，来打小报告。
“人家跟我反映了：‘侬作为队长，规定大家不好谈恋爱，现在伊拉谈起朋友了。’”
徐志祥想，没有了男一号、女一号，队伍就垮了大半，任务完不成，只好嘴上装糊涂：
“人家一道吃饭有啥关系啦？明朝可能夹菜给侬吃了，噶小气做啥？”
任务圆满完成之后，走出排练场，这对年轻人立马公开走在一起，后来结婚了。
四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大量知青回沪，掀起了考文凭的热潮。
有的人考取大学，有的人考取工厂办的业余补习学校或技工学校。
因而，大型工厂体系的运行迎来一个短暂的高峰。
许多工人下班后去夜校上课，不上课的那晚则去参加活动。
工人俱乐部举办的交谊舞会、书画摄影等文化活动相应地被带动起来。
1982年
上海机床厂参加杨浦区的保健操比赛
获得第二名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企原有的体制受到了冲击。
企业开始自负盈亏，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工人包揽一切。工人原来免费享受的福利或服务逐步被取消。
紧接着，工人下岗潮来临，有人开始自己在外面找门路挣钱了。
工人俱乐部变得完全像一个无人区，门口的招牌灰暗了，灯光也没有了
一时间，经济收入、工作和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观念全速进入下一个时代。
对此，那一代人都有过切肤的感受。
1985年，徐志祥被调到上海市政府工作。
“原先工人之间的情谊就像兄弟一样。两个人碰着，肩上拍一下，‘今朝吃老酒去。’”
“但是到了机关里要是这样，就走远了。”他说。
王婉娟也觉得，厂里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家长里短，口口相传，谁家有什么，谁都知道。
而在1995年跳槽到外企之后，她感觉，同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在饭桌上，工程师们也会正儿八经谈技术问题。
她还记得，拖拉机厂有的工人上班时候逃出来，去旁边的证券公司炒股票。
“虽然厂里有纪律，大家的集体意识比较强，但在个人的和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总想着自己。”
“而在新的企业，工程师不可能随便出去，一旦进入流水线，就下不来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想的就是加班加点工作，每天灯亮到很晚。人的眼界不同了，对自身要求也不一样了。”她说。
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
退休工人
在机床厂俱乐部前合影
“厂里加工资顶多加到两百多，在外企则是按几千块算的。一个天一个地。”她说。
“尽管经济收益提高交关（很多），侬也付出交关。”闵建华说。
1998年，他也跳槽到了外企。相比过去，企业的工会宣传文体工作更加繁重，一个人要顶几只萝卜的坑。
但是即便离开了，对那一代的许多人而言，在厂里工作的岁月依旧难忘。
“谁被榔头敲到了，马上背侬到医务室。谁发觉侬今朝不大讲话，马上来关心侬。”
“每年聚会，就是怀念这份感情，很强烈的纽带。”徐志祥说。
前些年，闵建华仍时不时回到上海拖拉机厂会会老同事，交流一下变化。
只是，随着老同事相继退休、离职，有一天，他走不进厂了。
“说到底，一个人所拥有的关系，不是跟企业、跟产品的关系，而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
－ END －
写稿子：周亦鸣/ 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陈冬妮/
拿摩温：陈不好玩/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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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编辑｜孙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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