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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锡培建议”行得通吗？大头们吵开了！
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小巴翻阅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写的文章，大部分跟当前的经济形势相关，或许看文章的你也深刻感受到了这一次中国经济的阵痛。
这边中美贸易战又升级了，另一边特朗普嚷嚷着要跟欧盟建立“零关税”自由贸易区；
可怕的地方债，陷入了“还不起”的循环中；
P2P爆雷不断，债券违约、私募违约频发，A股低迷……
怎么办？此刻的政府手里有两张牌，一张牌是依靠货币超发进行“大基建”，另一张牌是下决心实施减税计划。
究竟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吴老师在今天的头条专栏《支持“蒋锡培建议”的请举手》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请在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蒋锡培”三个字，即可查看文章。）
“大基建”或许已经在路上，减税无疑是企业的渴求。那么，“大基建”“大减税”究竟该如何选？蒋锡培的建议行得通吗？小巴采访了几位大头，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马光荣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是一张好牌
蒋锡培的减税建议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我国2016年的宏观税负是29.6%，而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是37.7%。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
各国所选择宏观税负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公共品的偏好程度。因此，归根结底是中国需要多少公共品，需要多优渥的社会保障体制。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当前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第一要务，实施超出发展阶段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尽管当前我们的宏观税负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我们还是应该适当减税。
蒋锡培的减税建议，我估算了一下，将使税收收入下降20%，我们的财政支出无法承受这么大幅度的缩减，因此不具有实际操作性。
如果继续减税的话，我们主要有三种选择：减增值税、减企业所得税和减个人所得税。
首先，减个人所得税的余地不大，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不足7%。
减增值税和减企业所得税都可以降低企业税负，今年增值税税率已经下调了1个百分点，我主张未来应优先考虑减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负主要由消费者负担，而不是企业负担，如果降低增值税税率，在吸引企业投资上并不会起到作用，减企业所得税才能起到更大效果。
企业投资具有非常高的跨境流动性，对国际的所得税率差异反应较为敏感。但增值税的税基是本国消费的商品，本国企业内销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都缴纳增值税，一国民众基本没有能力去境外购买消费品，增值税的税基不具有跨境流动性，因此对国际间的税率差异反应不敏感。
出口企业缴纳的国内增值税可以享受退税，无论国内增值税的税率高低，出口企业基本不负担增值税税负，因此减增值税当然也就对促进出口的作用微小。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导致各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逐底竞争逐渐加剧，主要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198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但是增值税却不存在逐底竞争，增值税税率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升。政府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下降，需提高增值税税率来填补收入缺口。
陈叔军
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
蒋锡培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可行的
最有力手段是
减税减费减补贴减机构减人员
近十年名义税率一直在不断下降，比如营改增增加了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税率下调1个点；小型微利企业的名义税率一直在下降；个人所得税扣除额也有提高。但总体实际税额一直只增不减，说明名义税率仍有下调空间。
因此，本人认为蒋锡培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可行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增值税税率三档变两档，目前还未出台相关措施。三档变两档不可能提高税率，增值税调整为10%、6%或5%是可行的，但不可能一步到位，最好是一年调低一次税率，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逐步调整到位。
美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0%，个人所得税最高为37%。在中美全球竞争大环境下，我们最高税率最好不超过美国税率。
扣除证券交易印花税，2017年印花税占全国税收收入为0.7876%。取消除证券交易印花税之外的印花税，对全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
社会保险中的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应以收支平衡为原则，不宜保留过多结余资金。要通过降低药品、检查支出来降低费率。
养老金制度应鼓励谁交谁受益，多交多受益，少交少受益。只有包括单位、个人缴费全部充实个人账户才能充分调动投保企业和投保人缴费积极性。原国企职工缴费欠账，应当由各级财政补贴。
减税有利于总体经济发展，严征管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两管齐下有利于提高税收遵从度，在名义税率降低的同时实际税额不会下降，减少对财政支出特别是刚性支出的影响。
当然，在减税的同时减少财政支出也是有必要的。比如减少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不仅减轻财政支出压力，也减轻国际贸易摩擦，有利于出口贸易。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也是有必要的。
总之，减税减费减补贴减机构减人员，是应对目前国际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的最有力手段，不可不用。
秦朔
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当前经济形势下四个选择该怎么选？
大基建、大减税、大改革、大放水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在于，是以债务驱动为增长方式，外延扩张，必然存在很大的透支。企业资产中债务比例高，地方政府扩张基建也以卖地+负债为主。
透支带来了提前享受，但现在遇上了经济不景气和贸易战，该怎么办？我觉得有四个途径：
① “大基建”。
刺激“大基建”是一种途径，但会受到地方政府现有债务规模、再融资能力、卖地吸引力下降等方面的约束。还要警惕的是：“大基建”是否会因为过度超前而带来更大的负担，未来能不能产生现金流去还债？
② “大减税”。
“大减税”分两块：一块是税、费（企业所需支付的各种费用）、金（五险一金、社保等），企业负担很重，应该减；另一块是管制性费用，比如办事难、被刁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这一块更该减。
但“大减税”受到财政赤字的约束，当前中国财政赤字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
另一个问题在于，虽然税率高，但不少企业真实纳税额低，很多交易不开发票现象很普遍，“大减税”对它们不管用。
③ 大改革。
目前不少行业过度竞争，而一些有前景、利润相对好的行业存在很多限制，如行政性垄断、牌照门槛等。
在中国，相当于行政配置资源是一个大部门，市场配置资源是一个大部门。行政配置资源部门的日子更好过，比如城镇非私营企业员工平均年薪为7万多，私营企业为4.5万，前者是后者的1.6倍。
所以，大改革的方向是——市场主体应享受平等待遇，应按照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打破垄断和壁垒
④ 大放水。
大放水指央行通过发钞把经济运行中的有毒资产吞进去。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就曾用过这一招。
以上四条路，我认为应该是改革优先，结构性减税跟进（全面减税不太可能），确实危及到金融安全及系统性问题，央行需消化一部分有毒资产。至于“大基建”，方向明确，但会受到约束。最终会是几种手段混合进行，共同起作用。
王世渝
企投会首席学术委员
富国富民资本董事长
反对“大基建”，赞同“大减税”
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肯定不主张“大基建”。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些年的大规模投入已经让地方政府背负了巨大债务负担。
而且，基建投资周期和回报周期都很长，很容易给金融带来巨大伤害。我们一直说“去杠杆”，而“大基建”是增加杠杆。当然该做的依然做，但不要采取财政、金融手段去刺激。
我非常赞同“大减税”，蒋锡培作为实体经济的经营者，他的观点确实反映了整个中国民营企业阶层的意愿。减税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负债和负担，还可以部分抵消美国关税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不过，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减税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营造民营企业经营和产业的生态环境。
虽然我们常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但事实上，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都向公有制、国有经济倾斜，在这个方面对民营企业有些缺乏公平。
而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重大，解决了更多的就业问题，若生态不好，企业家无心做企业，都想做金融、做投资，整个实体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再不做出重大改进，情况还会恶化。
从全球来看，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国际化、全球化，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公有制企业，真正能更加市场化，能灵活从各方面参与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反而是民营企业。所以，政府更该给民营经济创造环境，让其成为主力军去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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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支持“蒋锡培建议”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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