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反智的特朗普星球存活？

在特朗普当选时，大家都预测我们将活在特朗普星球里，现实发展也的确如此。只是，即便全世界都已有警觉，特朗普还是一再地打破了人们的预期，做了许多超乎寻常的事。

这可能不是特朗普的错，而是我们低估了“反智”的社会力量，并高估了文明社会里的“智性”影响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假设特朗普仍能连任成功，并正视美国社会里的“反智”倾向。

“反智”是一个负面词，不过，很早就有知识分子尝试不带偏见地定义“反智”。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详尽而细腻地阐述了美国的反智传统。

霍夫斯塔特认为，反智不是一个单一概念，而是由一组相关的概念而组成，从心态上而言，它并非纯粹地“反”，而是对智识的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反智者一方面崇敬智识，另一方面又对其疑惧憎怨。简言之，反智是对智性生活及其代表者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并且极力贬低这种生活价值。

此书成为一部经典著作，在书中，霍夫斯塔特明智地指出：

当反智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时，其领导者并非无知者，相反地，反智者往往是博学者或边缘的知识分子。

再者，反智现象也不只出现在知识分子的敌对者身上，知识分子本身也时而会有反智的时刻，特别是在执迷于一些过时而错误的观念时。

三者，也是最重要的，霍夫斯塔特并无意要消灭，或振臂疾呼地对抗在美国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反智，他承认这个现象在社会中必不可免，所以只是呼吁，反智要有所节制，“应该尽可能在善意下出发，如能在这种自我检省的氛围下运作，反智风潮才不至于过头”。

霍夫斯塔特认为宗教文化与重商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反智传统的根源，从特朗普重要的民意支持基础来自于福音教派，以及他对精英阶层的激烈抨击可知，反智是这个总统的基本成色。重点在于，反智在特朗普的政治决策里起了什么作用？

看起来似乎是: 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的决策模式

反智的特征之一是，反对被复杂的理论或思维所主宰，常理、常识、顺从情感的行动，都比智性活动有价值，故而反智者面对问题的对策，就是快刀斩乱麻，简单的解决方案即为上策。

全球贸易是极端复杂的经济脉动，对经济学家而言，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有错综复杂的得失，不能单用某项数据来判定。不过，特朗普可不喜欢被“复杂”所纠缠，他简而言之就一句话：美国贸易逆差8000亿，亏大了，全世界都在占美国便宜。而这话，知识分子与对手国不屑不要紧，美国民众听得懂，并心有戚戚焉最重要。

除此之外，选举策略、移民政策、工作外移、全球军事战略、朝核问题、台海问题、援外政策等，几乎每一个复杂的考题，特朗普都用最直接而简单的方式处理，而其族繁不及备载的惊人言论，也都是回应各方刁钻质疑的最简答。至于不利于他的媒体报导，特朗普干脆用“假新闻”轻松料理之，就好像无论你给他什么食材，他都不假思索地丢到油锅里炸，仅此一味。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有一个著名的情节“玲珑棋局”，两个高手每下一步棋都要千思万虑，有时好几个月才下一子，正当战情胶着时，大外行虚竹和尚闭着眼睛随便落一子，竟将整个局面给打开了。特朗普决策给外界的感觉就类似如此。

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曼不只一次抨击特朗普，再三强调“贸易不是零和游戏，一旦触发全球贸易大战，只会让全球变得更贫困，美国也难逃厄运”。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则强调美国国内储蓄率不足才是问题所在，因为此导致了必然的资本进口依赖，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

一般大众要充分理解知识分子的警语，必须在知识上先做一次自我启蒙，但多少人有时间与兴致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花时间“解谜”？我们可能连产品使用说明书都不大愿意细读不是吗？更重要的是，在大众的认知里，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到底是解决了问题，还是恶化了问题？恐怕都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将问题化繁为简，让大家都听得懂，甚至也获得了情绪的安顿:

特朗普不甘示弱地回击，“当一个国家几乎与其他每个国家的贸易中都遭受亏损时，贸易战就是好事，而且很容易获胜……只要断绝和他们的贸易，我们就大获全胜了，就是这么简单！”

对反智者而言，修理知识分子，就是这么简单。

在有反智传统的美国，当一个总统的最佳姿势，有时就是站在普罗大众这一边，死磕“臭老九”。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曾这么做过，但特朗普将此发挥到极致，也算给美国民众开了眼界。

与精英迥异的大众思维

1996年，华盛顿邮报、哈佛大学调查专案与凯瑟家庭基金会合作编辑了一分民调“美国国民与经济学家对经济看法之调查”（SAEE）。研究显示，在与国外交往的经济活动里，美国民众与经济学家对经济看法分歧最大的是：援外开支、移民、工作移去海外、与他国的贸易协定。

美国民众认为，经济不好的原因主要是：1.援外开支太大；2.移民太多；3.公司把工作移去海外；4. 美国与他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减损美国就业机会。

对于普罗大众认为援外政策会导致政府破产，经济学家根据数据指出，与援外相比，养老政策消耗预算的速度快得多，所以援外不是主因。

其次，民众普遍认为移民会偷走自己的工作，压低工资，吃掉公共服务资源。经济学家认为，新增一个自给自足的劳工，就是净利益，无论他出生地是哪里。

其三，大众认为公司将工作移去海外有损本国劳工利益，经济学家则认为，工作移出是因为国内劳动力能用在报酬更高的用途上，这叫做“比较优势法则”。

其四，大众普遍认为与他国的贸易协定会减少国内就业机会，经济学家则认为，贸易协定可增加国际人才与技术的交流，促进跨国投资，增进创新与就业机会(WTO就有自然人移动条款)。

普罗大众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大众的经济看法有系统性偏见。但反过来看，大众往往认为学者专家的主张，是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人们不会从数据里找答案，而会以切身感受作为判断的基础，而个人感受是会传染的，当足够数量的人群认为知识分子搬弄各种专业术语只是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大众利益，所有系统性偏见都会成为硬道理。特朗普反应的就是许多美国民众的真实心声，在专家学者盘据的政治结构与言论市场里，这股暗流因特朗普而化暗为明。

所以，当舆论抨击特朗普是疯子、巨婴、笨蛋时，等于也在指责多数民众反智，反使得特朗普得到更多民意支持。援外开支、移民问题、工作移出现象以及贸易协定，每一项大众偏见，特朗普都予以回应支持，并以最简单易懂的语言，反击精英意见。

那么，用理性逻辑来预测特朗普的决策，肯定会发生偏差，因为这个总统并没有（学者式的）深思熟虑的包袱，他也不接受任何知识分子预警的所谓灾难性后果，受制于传统精英思维，只会使他最终流于平庸，也让大众的期待再次落空。这话并不是说，特朗普完全不受他人影响，作为富人圈的一分子，华尔街的意见有时还是要听一下，但也必须符合他化繁为简的思维模式。

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说：在美国有一种对无知的崇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反智主义的压力已经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而给予它支持的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是一样优秀的。

不过，事实是，博学者的选票与无知者的选票就是等值的。选举结果往往显示了是谁在支配谁而已。故而，不宜过度期待美国民众扯特朗普后腿的力道。

“先做再修正”的实用主义

在化繁为简的决策模式里，有一个普遍被企业经营者所重视的概念，那就是“先去做，若有错再修正”。为了避免企业运作陷入无止尽的“研议”泥淖，经营者通常会要求员工以行动展现执行力。与其在周密的思考后做出决策，不如在行动中侦错，在不断的修正中引导出最佳决策，以免失去先发优势。

贸易战开打没多久，美国贸易代表处就为从大陆出口货品的美国企业开了后门，可见“先做再修正”是特朗普决策里的重要特质。所以舆论据此抨击美国这次的行动草率行事，并不能反证行动的结果必然失败，它也有可能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特朗普先放出风声要“狂打”，然后华尔街（或他在意的红顶商人圈）提出担忧，或是已执行而效果不如预期，以致特朗普决定缩小力度，转进其他可能的攻击方案，这样的模式就是先做再修正。而全世界确实也只有美国有重复使用“错了再改”的实力。

“虚张声势”这一招是美国商业竞争的基本教条，与知识分子那些理论上的瞻前顾后相比，吓唬对手实用得多，因为只要对方胆怯让步，经济理论预警的灾难不见得会发生。这非关乎特朗普是否为“经济外行”，而在于目前美国是“广积量”的经济荣景，有足够的弹药主动攻击他认为的外部威胁。现在不攻击中国，以后可能就再无机会，这样的观点，弥漫在华盛顿决策圈里。

那么如果对手不让步呢？最简单的思维模式，就是找盟友一起围困之。而美国多的是会被“虚张声势”所震慑缴械的盟友。与欧盟为敌，再与欧盟为友，亮红灯或绿灯，端视特朗普当下想做什么样的战术修正。

反向思考，出其不意，态度反覆，在虚张声势的策略里都不是奇怪的事，因为特朗普就是不希望对手能预测他的决策。

面对兵强马壮的美国，中国确实处于弱势，但是，弱势有弱势逆转胜的方法，秦强不过六国联手，只要他们是“真的联手”。特朗普想拉拢欧盟、俄国，一方面暴露了美国没有自己吹嘘得那么超强，另一方面也为打压中国平添了许多变数。

这样一个对手，除了决心与之周旋到底之外，策略上不要随之起舞，确保自己的战略灵活。延长战线，拖长时间，不轻易展开决战，不时发动奇袭，都是消耗对手战力的良方。诚然贸易战要等到美国民众感痛了，形势才会有明显的反转迹象，但这事短期内发生的机率不大。但此争端也使中国得到意外的机会，彻底检视自己的优势与弱势，解决自己内部某些过剩的自信，重整旗鼓。

袁绍集团虽十倍强于曹操，但荀彧以度胜、谋胜、武胜、德胜分析袁曹优劣，这些原则无论什么时代都适用。不过也不能或忘，曹操真正胜过袁绍的转戾点是乌巢奇袭，而关键情报来自敌营投奔者。

特朗普的优势是捉模不定的决策，致命缺点也是在此。虽能一时威逼(各种形式上的)盟友低头，并与之联手，但其不可信任的特质，也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心里，并在美国内外形成一个一个的地雷。

反智的决策或政治操作，往往是屏除各种智识杂音，以凝聚攻击力量的有效方式，但古往今来，见不到任何领袖可以在反智的保护伞下毫发未伤的。因为说到底，文明的进展，主要还是来自于智识基础。

另一方面，承认反智是社会里无法根绝的普遍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其时时保持警觉。霍夫斯塔特睿智地指出，将反智现象限缩于“自我检省的氛围”，以避免其扩大、失控，才是守护文明的良方。若诚如他所言，反智现象只是对智识的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那么就一定有方法导正之。再者，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也必然存在，往往还不在少数，反智的力量有时亦能筛滤掉不良的臭老九。

以坚定的理性回应美国激进的反智，而非以民粹对抗民粹，一方面能促使自己的人民自省、自励，另一方面也能建立正面的国际形象，只要确保这个路线，无论贸易战的结果如何，中国都会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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