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太空会导致人类更快灭亡？

利维坦按：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概念）就是区分敌友。后来，德里达把这个观点给解构了，后者认为，友谊在政治领域的对立面不是“敌意”（enmity），而是“敌对”（hostility）。这是说，政治敌人对我并非一定具有敌意，我对他亦然。那么，针对人类未来殖民之后的宇宙呢？从人类分化出来的各个新物种之间，这种潜在的敌对会造成什么事件？介于宇宙已经存在足够久，而人类足够年轻，我们往往会产生一个先入为主的猜测——假定非地球环境确实也能孕育出智慧文明，那么人类肯定不是宇宙中诞生的第一个智慧生物。

但是万一呢？按照本文逻辑去推论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人类就一定不是开启宇宙生命篇章的“母体”？假以时日殖民太空，假以时日进化成形同陌路的各类生命体，地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星”。尽管这个想法非常自我中心，希望非常渺茫，但是万一呢？

文/Phil Torres

译/斩光

校对/乔琦

原文/nautil.us/blog/why-we-should-think-twice-about-colonizing-spac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斩光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The Space Academy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空殖民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深受大众喜爱的天文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认为，这一想法能够刺激经济发展，激励下一代成为科学家。SpaceX创始人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强调：“让生命布满多个行星，这里面有很强的人道主义因素……万一地球上发生了大灾变，人类还能借此延续下去。”NASA前局长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则将其称作事关“物种存续”的大事。已故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做出推测，若人类没能在100年内殖民太空，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灭绝。

严格来说，人类最终的确需要逃离地球才能求得生存，因为太阳在大约10亿年后就会让地球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对于众多“太空扩张主义者”来说，逃离地球的意义可远远不止避免灭绝的宿命：它意在开发宇宙中海量的资源，创造天文数字的价值，以实现某种乌托邦一般的世界。比如说，天体生物学家米兰·瑟克维克（Milan Cirkovic）计算得出，如果我们殖民了我们所在的室女座超星系团，那么每个世纪就会有大约10⁴⁶个人类降生于世。这让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没能实现太空殖民，那将是一场悲剧，因为如此一来，这些潜在的“有价值的生命”将永远不能降生，实在是有损道德。

但这样的人间值得数万亿的生命降生吗？太空殖民会酿成反乌托邦的恶果吗？

受到政治科学家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即将出版的新书《暗黑天空》（Dark Skies）启发，我近来在《未来》期刊（Futur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决心仔细考察一番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太空殖民会提高人类灭绝的概率，而非降低。

我的论据基础是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而且，我假设宇宙中不存在其他技术发达到足以殖民太空的高等文明（近来的一项研究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arxiv.org/pdf/1806.02404.pdf）

图源：The Space Academy

如果我们人类从地球跳跃到了火星，然后又从火星来到临近的、可能适合人类生存的系外行星，比如波江座ε星b、格利泽674b、格利泽581d等，那么考虑一下，人类会发生什么变化？每一颗行星都有能够驱动达尔文式进化的独特环境，并随着时光的流逝产生新的物种——就像地球上某个物种迁徙到新的小岛上会进化出与祖先不同的性状一样。在人造环境中，例如在“奥尼尔圆柱”（O'Neill cylinder）式宇宙飞船内部，进化同样可能发生。这是一种大型圆柱形结构，绕着自身的轴线旋转来创造适合人类的重力。一旦人类满足了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基本条件——比如生殖差异、遗传可能性，以及遍及整个群体的性状变化——那么，进化的压力就会造就新的生命形态。

艺术家对于“奥尼尔圆柱”的构想图。奥尼尔的大圆筒围绕着自身的轴线旋转，每分钟一次，在环形的内壁模拟出地面的重力（人工重力）。图源：维基

但是我们可能会使用技术来增强或魔改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这一人体电子化（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的进程对于未来生存在系外行星和飞船中的人类来说，比起环境因素更能影响进化的轨迹。其结果可能是创造出新型生命，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认知结构（或者说心智能力）、情感系统、身体机能、寿命，等等。

换句话说，自然选择和赛博格化，会导致人类在殖民宇宙的过程中分裂为多个物种。与此同时，在宇宙中的扩张还会导致意识形态多样化。穿越时空的人类会创造自身的文化、语言、政府、政治体系、宗教、技术、礼仪、规范、世界观，等等。其结果是，不同的物种会发现，随着时间飞逝，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对方的动机、意图、行为、决定，一切的一切。甚至，操有不同外星语的物种之间根本就不能沟通。

更可怕的是，有的物种甚至可能开始怀疑大家口中的“他者”是否具有意识。这很重要，因为如果物种Y不能体验到痛苦，那么物种X可能就会从道德上觉得无需关心物种Y。毕竟，我们根本不为脚下被踢飞的石子担心，因为我们不认为石头会感受到疼痛。所以，我在《未来》期刊中的那篇文章中写道，物种多样性和意识形态多样性会使众生陷入“不仅不同，而且不和”的境地。

图源：Gfycat

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上述物种间的巨大差异会切断他们的互信。如果你疑心邻居可能会偷你、抢你、甚至杀你，那你的邻居也会这么怀疑你。如果你受到了邻居的怀疑，那你就会想要布置有效的防御措施，来抵御可能的攻击。但你的邻居也会这么推理：她不能完全确定你不会杀她，那她也会布置防御措施。

问题在于，因为你不能完全信任她，那你就会怀疑她的防御其实是攻击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会随身携带刀具，而她自然就理解为你在威胁她，转而就买了枪，你们的矛盾就这样层层升级。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情况叫做“安全困境”，它会导致各方势力的武装程度螺旋上升，极大地增加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即便各方势力真诚地渴求和平。

所以，若他们不能完全互信，那怎样才能将自己从安全困境中解脱出来呢？就个体层面而言，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利维坦”。其核心思想是，人们聚在一起商量：“既然我们不能建立完全互信，那我们就建立一个独立的统治系统吧，由它来负责调解各种争端，也只有它才能合法使用暴力。这样，我们通过用统治集团替代无政府状态，达成了用法律和秩序替代持续安全威胁的目标。”霍布斯并不认为这是政府出现的原因，只是认为这种困境给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据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言，利维坦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暴力减少的主要原因。

图源：Cosmos on Nautilus

这里的要点是：如果你和我这样的个体能够通过建立统治系统来克服邻居对我们的持久威胁，那么，或许，未来的物种也能聚在一起，建立某种宇宙统治系统，同样通过用统治集团取代无政府状态来确保和平。不幸的是，在“宇宙政治学”领域，这一做法看起来很没前途。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家为了在公民间维持法律和秩序，它的各种附属机构，比如执法机关、法院等必须能协调运转。如果你因为被抢劫报了警，警察却等了三周才出现，那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一个人过也不会比这差！所以，问题在于，宇宙政府系统的各个附属机构能否足够有效地运转，从而及时解决争端，或在遇到其他具体问题时做出自上而下的决议。换句话说：如果宇宙的某个角落爆发了冲突，那么政府相关部门能否及时响应，阻止事态恶化？

很可能做不到，因为宇宙的空间太广阔了。让我们再想想波江座ε星b、格利泽674b、格利泽581d。它们距离地球的距离分别是10.5、14.8、20.4光年。这意味着，在2018年写下这句话的此刻发出一个信号，直到2038年才能抵达格利泽581d。而以1/4光速行驶的宇宙飞船直到2098年才能抵达，而它发出的安全抵达的信号在2118年才回到地球。就系外行星而言，格利泽581d已经是相当近的了。再想想离我们较近的室女座星系和三角座星系，它们分别距离地球250万光年和300万光年。再远一些，在我们所处的本星系群里大约有54个星系，跨度达1000万光年，而我们已知的宇宙的直径则多达930亿光年。

这些事实让建立有效宇宙政府的努力看起来毫无希望，它怎么能在宇宙尺度上来执行法律、做出决议呢。宇宙就是辣么大，因此，政府就是不能建立自上而下的法律和秩序。

波江座ε星b，也被称为天苑四b，行星编号为HD 22049b，是一颗位于波江座、距离地球约10光年的系外行星。其母星为波江座ε星，该行星的发现使波江座ε星系统在2012年10月半人马座α Bb被发现以前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行星系。图源：Astrozing

但还有一种获取和平的策略：未来的文明可以使用威慑策略来阻止其他文明率先发起攻击。它可以表达如下：“我不会首先发动攻击，但如果你先攻击了我，那我就能在反击中彻底摧毁你。” 但这种策略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让对方确信你确实能够实现报复。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遭遇的困境，人称“相互保证毁灭”机制（mutually-assured destruction，简写为MAD）。

但我们又要问了，在宇宙政治学领域，这个策略行得通吗？看来还是不大可能。首先，想象未来会有多少个物种：多达数十亿个。尽管有的物种会因距离太远而互相构不成威胁——不过，看看下面列举的那些武器你就知道，其实也不存在完全不构成相互威胁的物种——在某个物种所在星系的后院里还是会有数不清的他者。问题在于，他者实在是太多了，令人难以确定究竟是谁发起的攻击。而如果无法高度确定挑衅者的身份，那么该物种的威慑策略就不够可信。如果某物种的威慑策略不够可信，那么其实它就相当于没有这个策略！

图源：Araan Schmidt Sculpture

第二，想想未来宇宙文明利用的武器有哪些：重定向小行星（又名行星炸弹）、“上帝之柱”（即一根棒子从外太空靠重力降落到地表产生巨大冲击）、太阳枪（即一个大型太空凹面聚光镜）、激光武器（比如“死星”），毫无疑问，还有一系列我们难以想象的超级武器。有人还设想，宇宙目前所处的状态或许只是“亚稳态”，而超强粒子加速器能够将宇宙推向一个更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让真空都发生衰变）。这会以加速器为中心产生一个以光速扩张的气泡，气泡内的一切都统统湮灭——同时，这也开启了另一个可怕的可能，某个自杀崇拜的邪教创造出一个足以毁灭整个宇宙的粒子加速器。

那么问题来了，存在能够中和这种风险的防御性技术吗？这里有很多可说道的地方，但就目前这个主题而言，从历史上看，防御手段总是落后于进攻手段，导致各势力存在一个高度脆弱的时期。这点很重要，因为就“存在性威胁”超级武器而言，某方只要短期内没有防御措施，就会有灭族的危险。

所以，依我看，这些都严重地降低了威慑策略的可信度。就跟上边提到的邻居一样，如果物种A不能让物种B确信“如果B攻击A，A就会发动有效的毁灭性反击”，那么B也许就会铤而走险攻击A。事实上，B甚至无需心怀恶意就能发动攻击：只要B担心，无论近期还是遥远的未来，A有可能攻击B，那么对于B来说，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就是合理的，这样能防患于未然。想想广阔宇宙中错综复杂的多方势力吧，这种困境该有多么绝望，很明显，冲突是几乎不可能避免了。

图源：tumblr

我写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论证，不要随随便便就预测说，太空冒险必然会让我们更安全或存在得更久。想要殖民火星的那些组织，比如SpaceX、NASA和Mars One应该认真考虑这一点了。人类迁移到其他星球，怎么会不把自己的问题带过去呢？众多物种散布宇宙，若他们难以达成互信，而又存在足以毁灭整个文明的武器，那他们怎么可能保持和平呢？

过去，人类已经做出了很多灾难性的坏决定。而这里面，有很多决定是本可以避免的——如果决策者多思量一下搞砸了的后果的话，比如说，做一个“事前验尸”（premortem，一种预先假设事情失败，之后反推败因的策略）的分析。太空殖民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已经快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咱们可别一头扎进水里，却发现那水还淹不住脚脖。

本文作者菲尔·托雷斯（Phil Torres）是人类繁荣计划（the Project for Human Flourishing）的主管，著有《道德、远见和人类繁荣：灭绝风险导论》（Morality, Foresight, and Human Flourishing: An Introduction to Existenti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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