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者丨周潇枭 王帆 北京、深圳报道

编辑丨陈洁、陈思

面对低生育率，政策应该如何抉择？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指出，“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生育作为家事，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人口作为国家核心资源，需要有更长远的打算。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已经先行出台鼓励政策。今年6月以来，辽宁、新疆石河子市、山西、湖北咸宁等多地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进行奖补、延长产假、加大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提高儿童照料教育资源配置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他们在生育政策选择上有分歧，但普遍的政策建议是，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今年29岁在北京工作的张远（化名）去年底成为新手爸爸，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不考虑生二胎。

张远妻子在一家国企工作，生育险、生育报销都不错，但他表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生产过程中孕妇和孩子的保障程度不够，综合经济、精力、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养两个娃都不太实际。

“只有在解决人性关怀的基础上，才会有积极的生育政策。”张远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有自己的期待。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2017年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占比超过一孩的年份，一孩绝对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

“二孩政策确实有效果。一孩数量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二是生育率下降。大家低估了一孩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尽管对生育意愿下降是有估计的。原来我们做研究，一孩生育率指标基本不变，一般保持在接近99%的水平，我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现在大概下降到90%左右的水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时，预计2017年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当时保守估计新生人口数量在2000万，但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00万。2017年二孩数量有所回升，说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新生儿数量要低于2016年，在于一孩数量下降，一孩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预示晚婚晚育成为更大的趋势——生育总量在下降。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有过去堆积的因素，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二孩比例会下降。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生育意愿的下降等，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虽然生育意愿下降，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2017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8.1亿人，占比接近59%。

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从宏观视角来看，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

王广州指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包括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关键在于养老金、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总量比如总规模14亿人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当我国老龄人口达到30%，整个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等，都会相对疲软。”陆杰华指出。

低生育率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因此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措施来解决。

正如有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吐槽，高房价、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是现实中的“避孕药”。

“人口政策的复杂性超出大家的预期。育龄妇女不是机器，更不是工具，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定位。公共政策需要系统设计，要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需要改善生育环境，生育一孩、二孩、多孩都面临压力，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广州直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把二孩或二胎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对适龄妇女的生育要鼓励，包括产假补助、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税收优惠；还有围绕小孩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需要有细致的考虑。”杨良初指出。

减税、财政补贴、完善配套机制等，是较普遍的政策建议。“80后、90后不生的原因有很多，养不起、无法平衡生育和工作、没有人帮忙托幼、谁来带孩子等，需要综合配套措施加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女性就业，如果生两个三个孩子，潜在会影响女性就业、影响企业或单位用工成本，需要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陆杰华指出。

近年来，多个地区都延长了女性的产假时间，西藏的产假最长可休1年。这解决了育龄妇女的一部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却又引起一层隐忧：过长的产假时间，是否增加了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受歧视的可能性？

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企业要负担社保、税费，再加上员工休产假期间的工资成本以及因人员变动的效率损失等，都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育龄女性在就业市场遭遇进一步的“歧视”又继续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这是否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上述企业主表示，虽然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事实。

需要怎样的公共政策措施，来改变这种现象？从瑞典等生育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来看，除了较高的生育津贴、完善的儿童发展公共服务之外，另一个经验在于，尊重女性的工作意愿，并制订真正支持女性的社会政策，从而推动生育率提升。这其中，包括推动在休产假中的男女平等理念。

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发布，其中提出，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此外，根据2015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在鼓励生育的导向下，多个省份在修订计生条例时，取消了晚育假，将产假的计算方式调整为“国家规定假期98天+生育奖励假”。

然而，用人单位很大程度承担了职业女性生育所带来的影响。深圳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人士柳瑛（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深圳怀胎十月，加上半年的产假，以及后期的养育，企业会认为你大概有两年“不在状态”。企业固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它毕竟不是慈善机构。

负责招聘工作的柳瑛直言，会尽量考虑未婚未育和已婚已育女性，已婚未育女性被视为“高危”，而一些公司甚至根本不招聘育龄女性。

一位做电子产品销售的女白领肖琪（化名）正准备生二胎，她告诉记者，公司对于育龄女员工的确会有几点顾虑：一是请假频率高；二是担心在短时间内生二胎；三是突然辞职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如果我站在公司的角度，也可能不愿意招（育龄女性）。”

一家新材料企业创始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育龄女性只生一个孩子，公司尚可接受，但假如两三年内生两个孩子，给公司带来的负担就比较大，所以育龄女性员工的比例被控制在20%以内。“比如财务部有三名育龄女性，集中在两年内生育，并且可能生二胎，会给公司的运营造成什么影响？”

生育带来的职业生涯的“中断”，的确成为女性职场竞争的一个不利因子。

一位从事证券行业的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如果生孩子，职业机会将暂停一段时间，有了孩子以后又可能分散精力，权衡之下，至少短期内不会考虑生育。

即便是有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也往往做好了在职场做出“牺牲”的准备。肖琪告诉记者，“最直接的，产假期间收入骤减，很多业务不得不转给更年轻的同事，但这是必须要承受的。”

除产假外，《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提出，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对其予以辞退或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但肖琪告诉记者，即便政府给足个人生育津贴，但整个产假期间不能创造利益，对企业也是一种损失。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个人生育权益的同时，同时平衡企业的利益？

深圳祺虹电子CEO李天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果政府根据企业聘用生育妇女的情况，对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或补贴，可以缓解矛盾；此外，产假期间的薪金实际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如果员工生育第二胎，政府是否可以考虑承担更高比例？

而对于职业女性而言，尽管有法定的假期和薪水，但如何在产后更好地重返职场亦是一重顾虑。在动辄长达半年的产假之后，此前的职位可能已被取代。

李天奇建议，产假可以灵活设置，比如鼓励女性在生育两个月后回归工作，但在此后半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减少其工作时长，譬如每天工作6小时。“这样既满足了企业的用人需求，又兼顾了个人照顾家庭以及保持职场自信心的需求。”

在女性产假外，男性产假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在被视为欧洲生育“高地”的瑞典（2016年生育率为1.85，在欧洲国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的1.92），一个值得一提的经验在于，休产假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理念。为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专门设立了“平等奖金”。在休够规定的60天产假后，父亲每多休30天，可领取3000瑞典克朗（约为2250元人民币）的“平等奖金”。

柳瑛在大学期间曾去瑞典交流，住在一户生育了三个小孩的当地家庭中。柳瑛告诉记者，男主人的产假时间非常长，所以女主人得以一直在一家公司任职CFO，职业生涯没有因为生育而中断，而且，当地也鼓励生育期的女性在家办公。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颖在其论文中指出，瑞典等国的经验表明，在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仅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柳瑛也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大约半年的产假并不算长，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让男性在生育和养育中付出更多。

本期编辑 陈思